欢迎小说家黄海兮的上场

弋舟当代小说家，中国作家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入选中宣部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西北大学客座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延河杂志社副主编。历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第三、第四届郁达夫小说奖，首届中华文学基金会茅盾文学新人奖，第二届鲁彦周文学奖，第六、七、八、九届敦煌文艺奖，二〇一二年《小说选刊》年度大奖，第十六、十七届《小说月报》百花奖等。多次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收获文学榜等重要榜单。

鉴于多年来我对黄海兮诗人身份的认定，当我读到他的这部分小说，必然先入为主，不自觉地会怀有某种预设。至于我究竟预设了什么，则是难以描述的。的确，我无法准确地说清楚自己的阅读机制若何。我只知道，我们所有的阅读，都是被“规定”了的，除了受制于自己的审美与见识，更被诸般远为复杂的因素所宰制。譬如，作者的声名之大小，其人的公共评价怎样，等等。更何况，当黄海兮叫做黄海时，我们便算是熟人。没错，由此我对他作品的感受，就将愈发地难以客观，甚至，干脆是无法客观。

但这并不应当成为我闭嘴的理由。我们做人与为文，就是在纷繁的检验下展开，说到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所有的斩钉截铁，或者犹豫不决，都不过是在确立着那个顽固而有限的自己。

读这批小说，我没法忘掉黄海兮是一位诗人，并且，还是一个熟人。

手头的这两篇小说，一个短篇，一个中篇，显豁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高度依赖于疾病。《画眉》中的阿媚患有精神病，是个不折不扣的疯子，《西凤，西凤》中，何宁的丈夫工伤后脑部受损，儿子亦是一个先天的轻度脑病患者。不难看出，这些疾病在肉体意义的病理学之外，都表达出了属人的、精神性的因素。因此，这些精神疾病的罹患者，便有了文学意义上的象征性。这样的一些人，因了疾病，首先承受着的，是与人间的“格格不入”，这让他们的疾病更像是一种“非正常”的人格表现，而不仅仅是肉体的残破。

那么，问题来了，在小说中处理人的困境，直接以生理上的疾病入手来书写苦厄，与勉力塑造出精神迥异者与尘世的对立，两者之间，哪一个更具难度？答案并非那么一目了然，只能说，要写好了，都非常难。

关于身体残破者的精彩书写，东西有名篇《没有语言的生活》，毕飞宇有名篇《推拿》，瞎子，聋子，与哑巴，主人公们的精彩之处在于，当这些身体的残破者勉力在精神向度上补足自己的短板时，那种朝向“正常”的艰辛，才空前地打动了人和感染了人。这里面有个基本的诉求，那就是向着“正常”攀爬，是一种“向上”的态势；而罹患了精神性疾病的人，没有趋向“正常”的愿望，更多的，他们只作为“正常者”的参照，以一种下坠的姿态反射出社会学意义上的批判立场。

于是，《画眉》中的阿媚让我想起祥林嫂。鲁迅先生的这则名篇，价值也是多在社会学意义上呈现的，不过以祥林嫂来映照愚昧与野蛮的人间。祥林嫂的文学价值，应当是逊于阿Q的。可以试想一下，如若阿Q就是一个简单的生理意义上的精神失常者，也许，他就将丧失“文学性”中最为微妙的那部分张力。对于疾病的征用，亦是鲁迅先生的强项，将疯人与祥林嫂拿来和阿Q与孔乙己比照，哪一组人物更加深刻，哪一组的书写难度更高，称重的天平似乎是要倾斜的——前者更直接，也更简单。这是我的判断。

好吧，我的另一个判断是，在这两篇小说中，黄海兮征用疾病，在我看来部分地降低了写作的难度。阿媚的悲惨，如果不全以生理学意义上的病患来塑造，将会怎样？当然，会更加复杂与更加难写。何宁的困境如果不是以受累于两个病人为基本逻辑，将会怎样？当然，同样会更加复杂与更加难写。那么，这一切源自什么？不由自主，“诗人”身份的这个预设开始跳出来左右我的认知——也许，作为诗人的黄海兮，他的诗学立场决定了他就是要以这种简单与直接的方式，省略人间的芜杂，在“喻体”的意义上，给出一个不那么难以理解的、概括性的表达？

显然，以“预设”来做判断，我也受限于自己的简单与直接。以我对黄海兮的了解，差不多我都可以想象他在我的这个判断前将如何反驳——我就是要简单，怎么了？复杂才低级！

好吧，这是说不清的问题，这更不是简单的逞勇斗狠。

但是，在这个简单而直接的判断之上，我得承认，我依然被这两篇小说所打动。《画眉》于简单中，自有哀矜，放在我们的文学现场，也少有地流泻着善意。这些都堪称宝贵，那个作品背后的写作者因此得以呈现，他内在的善意与哀矜，在我看来，正是一个写作者尤为重要的人格。对于这种人格的鉴定，却从来不是一件直接与简单的事，你需要在作品中分辨出戏谑与怜悯、轻佻与郑重之间难以言表的气味差别。至少，我在这两篇小说中，嗅到的是正派的气息。

尤其是《西凤，西凤》，我无法掩饰对于这个中篇的偏爱。除了黄海兮没有直接将何宁也写成一个病人之外，这篇小说最能说服我的，正是他居然将一切貌似“会发生”的都以“未曾发生”的方式书写了出来。李东坤与何宁“未曾发生”，毛园长与何宁“未曾发生”，向坦与何宁“未曾发生”，这差不多完全否定了我们读小说时那种根深蒂固的预设。没错，还是预设，而这个预设，说白了，就是庸俗化与八卦心。喏，一个女人，总是会与围绕在身边的男人们发生点儿什么吧，这样写，小说会好看，小说也会好写，就像直接拿疾病来驱动小说一样，简单粗暴，但却往往有效。黄海兮令人欣慰地于此掉头，以“未曾发生”的方式，写出了不那么像是人间的人间，否定了你的预设，呈现出的，竟是最为恰切的世道人心，平庸而丰饶，并不处处都能小说化的“得逞”。

《西凤，西凤》是反戏剧化的，反预设的，甚至是“反疾病”的，而在我看来，这恰是那个重要的“文学性”。于此，小说倒也是以“简单”而取胜了，真实的世相也许远非大多数小说所描绘的那般芜杂，女人和男人没那么容易发生点儿什么，而艰难，不过就是一个人的常态，不需要凸显，无所谓解决。

可见“预设”往往是不靠谱的。但人之有限，令我依然无从擺脱自己的预设。那么，接下来检验我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这两篇小说的语言了。“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诗人胜在语言能力”，这些都是我那或可被称之为偏见的预设，于此，我不免要纠结于这两篇小说的语言。

同样，在我看来，《西凤，西凤》的语言也好过《画眉》。《画眉》的语言似乎抒情了一些，与我认知中写口语诗的那个黄海兮有不小的落差，“我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无力”，既不像是口语诗人黄海兮的语言，也不像是一个乡野少年的语言；《西凤，西凤》则沉着、朴素得多，于是哀矜与善意之美也表达得更加充分。可是接下来的感受又将挑战我的结论——沉着与朴素，不过度抒情，是否就是小说的唯一铁律？

不，不是。看看这两篇小说的篇名吧。《画眉》和《西凤，西凤》与文本的粘合度看似不高，但我只能说：对于这样的小说命名方式，我是认可的，甚至是激赏与拥护的，它们陡然令小说中贴地的一切临空飞升，彻底摆脱掉你所有属世的预设，以文学的名义，反沉着，反朴素，大大方方地矫揉造作和枉顾逻辑，毋宁以“作”的抒情姿态，亮明文学虚无的、不切实际的、无用而高贵的态度。或者，这就是我们念兹在兹的那种“诗意”？如果就是，我也只能预设着理解——它纯然是拜诗人的修辞直觉所赐，在这一点上，写诗的黄海兮跑赢了大多数写小说的家伙。

终究，这些依然都是说不清的问题。然而，文学之事，何曾说得清过？并且我也怀疑她会有被说清的那一天。我们不过是在被规定了的限度中，一次又一次见证自己预设的失效，继而，才会在一次又一次的阅读中，被自己的偏见所惊吓，被他人的实证而纠偏，直到诸般不再值得维系的预设彻底暴露出荒谬、彻底瓦解为止。

现在，我唯一可以说得清楚的是：欢迎小说家黄海兮的上场。嗯，他还是一个诗人和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