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的诗歌”：媒介、技术及人工智能

霍俊明河北丰润人，《诗刊》副主编，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委员，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著有《转世的桃花———陈超评传》《喝粥的隐士》（韩语版）《诗人生活》等专著、诗集、散文集等十余部。曾获政府出版奖提名奖、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第十五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第十三届河北省政府文艺振兴奖等。曾参加剑桥大学徐志摩国际诗歌节、黑山共和国拉特科维奇国际诗歌之夜、第八届澳门文学节。只有机器才会欣赏另一个机器写出的十四行诗。

———阿兰·麦席森·图灵

啜泣的女孩们像是缓缓飘落的雪花。

———写诗机器人Auto-beatnik

诗意的世纪已永远消失，在新世纪，就算有诗人，也一定像恐龙蛋一样稀奇了。

———刘慈欣

多年来我一直铭记的已逝诗人张枣的话：“就像苹果之间携带了一个核，就像我们携带了死亡一样。它值得我们赞美，讽刺在它面前没有一点力量。”信息技术、数字经济、快递生活、大数据扫码、电子政务APP平台已经无时不在。每个人都是屏幕化、数字化和拟像迅速膨胀时代的偶然性碎片，“计算机焦虑”和“手机依赖”同时存在，而信息云时代每个人都仍认为自己区别于他人，但是当你和其他人一同出现在机场、高铁、地铁、公交以及一起低头刷屏的时候，不期然就成了集体复制品。在媒介、技术以及人工智能更新迭代之际，景观化的手机智能社会也使得诗歌成为“激进的艺术”。据统计，超过十亿人拥有手机，中国移动互联网月度活跃在二〇二〇年九月已达十一点五三亿，全网用户月人均使用手机长达六点一个小时，每个人一天之内平均看手机一百七十六次，而每次阅读的时长不超过一百四十个字。

一

从媒介革命来看，从傳统纸媒、正式出版物、民间诗刊到网络论坛BBS、博客、微博以及微信自媒体，其更新之迅速足以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而诗歌内部的分蘖以及生态、传播和功能在媒介与技术革命途中的变化也几乎是前所未有的。甚至，数字化媒介和技术也正在成为新一轮的“体制话语”和“主流诗学”。

以诗歌刊物为例，一九二二年到一九四九年间的诗刊约略为一百一十种，一九五〇———一九八〇年间诗刊仅为四种（《大众诗歌》一九五〇年一月一日创刊，《人民诗歌》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五日创刊，《诗刊》一九五七年一月创刊，《星星》一九五七年一月五日创刊），而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的诗歌民刊数量则激增至上千种。确实，当我们回溯百年新诗，尤其是一九七八年以来的诗歌历程，我们会发现刊物尤其是民刊曾经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〇年间，由于处于特殊的政治环境的过渡时期，一些政治的、文化的、文学的民间刊物大量涌现。在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民刊热潮中，中国文化和文学得到了突飞猛进地发展。与此同时，这些刊物也承担了文化启蒙的功能。无论是“今天诗群”“启蒙”还是一九八六年的现代诗群体大展，都毫无争辩地印证了民间刊物的重要性。八十年代的诗歌民刊在当时媒体尚不发达、官方出版物和刊物仍然严格把守的时候，对青年诗人的诗歌阅读、交往和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那时油印的民刊以及少量的铅印民刊打开了中国诗人的眼界。当时比较有影响的民刊主要有《今天》《启蒙》《崛起的一代》《第三代人》《莽汉》《他们》《倾向》《老家》《汉诗》《地铁》《大学生诗报》《非非》《海上》《倾向》《大陆》《北回归线》《红土》《南方》《喂》《撒娇》《反对》《红旗》《诗经》《写作间》《广场》《实验》《大陆》《组成》《液体江南》《次生林》《恐龙蛋》《现代诗交流资料》《二十世纪现代诗编年史》《中国当代青年诗三十八首》《中国当代青年诗七十五首》《中国当代实验诗歌》《十种感觉》《日日新》《向罔》等等。此外，大量的校园诗歌刊物更是难以计数。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如今迅猛发展的新媒介革命的整体情势下，随着阅读方式以及诗歌传播方式和渠道的巨变，纸媒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尤其是在诗人的社会精英和文化英雄角色集体消失之后，在诗歌写作越来越分化乃至泛化的今天，诗歌刊物及其遭受到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集体进入了半休眠期。但是，“纸媒过时了过气了”这种忧虑也未必尽然，因为我们看到的另一个事实则是一些诗歌刊物（包括民刊）仍在业界以及读者那里具有深厚的影响力和持续的吸引力。

平心而论，我越来越对喧闹、膨胀的自媒体平台失去了兴趣和信心，这样说并非意味着新媒体诗歌一无是处，也并非意味着传统纸媒多么纯粹和干净，而是各色庸俗写作者和伪劣诗人充斥诗坛且以吹捧、自嗨为乐。我们从来不缺乏对现实抒写的热情，但是谁能够发掘“隐藏在我们与世界联系的幻觉之下的深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石黑一雄的颁奖词）呢？

我们必须正视新媒体导致的诗歌无效阅读、平庸阅读、娱乐化阅读也是前所未有的。与此同时，目前电子科技、速运网络、人工智能、电子羊、仿生人、写诗机器人的讨论仍方兴未艾。人们更为关注的是诗歌的闹剧、热点事件以及外部的活动、生产、传播及其影响，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诗歌的自律性和内部特征。诗人对诗歌运动和活动热潮的追赴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一部分诗人、评论者以及自媒体上火热的参与者们都对“回到诗歌自身”丧失了耐心，这就使得一些诗歌问题的讨论离本体越来越远。这并不意味着那些聚光灯一样被关注和强化的诗人身份、命运和社会学意义上的热点话题对于理解这个时代的诗歌就没有一点益处。

无论你欢欣鼓舞还是淡然处之，数字化时代和社交媒体时代已经降临在你的日常生活以及文学艺术生产过程中，“数字化的石子已经来敲门了”。

手机

无所不能的通道

我们遇到了

越来越多的陌生人

有时他们借助语音说话

有些声音永远是陌生的

有的像早年的玩伴

有的像领导

有的则是早已入土的某个亡者

一些人隔着声音粒子

再次来到你身边

像是湖水中

扔进了一颗数字化的石子

不轻不重的提醒

让你一次次恍惚

像是沉寂中

摁响的门铃

门开了

却没有人

———霍俊明《数字化的石子来敲门》

二

回到当下的诗歌现场，在新媒体和自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诗人的自信、野心和自恋癖空前爆棚。面对着难以计数的诗歌写作人口和诗歌生产（每天电子化的诗歌碎片早已经超过了全唐诗，一年的电子诗歌数量过亿首）以及日益多元和流行的“跨界”传播，诗歌的热度可见一斑，但是诗歌真的重新回到了“公众”身边吗？

凭我的观感，在看似回暖的诗歌情势下，我们必须对当下的诗歌生产以及传播做出适时的反思甚至批评。

在我看来，当下是有“诗歌”而缺乏“好诗”的时代，是有大量的“分行写作者”而缺乏“诗人”的时代，是有热捧、棒喝而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家”的时代。即使是那些被公认的“诗人”也是缺乏应有的“文格”与“人格”的。正因如此，这是一个“萤火”的诗歌时代，这些微暗的一闪而逝的光不足以照彻。确实，自媒体时代的诗歌不是一般的热闹，就如高速路上机车不分昼夜地轰鸣。几乎是一夜之间，各种私人微信、大大小小的微信群以及微信公众号都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催生了大量的分行写作者，请注意我没有使用“诗人”一词。在我看来，“诗人”是在技艺、语言、思想甚至行动和品行上都是完整且出色的人。而我们看到的却是写了一两首分行的文字后就大言不惭的人。当然，这其中不乏优秀的诗人，不乏与命运直接相关的真实之作和优秀文本，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众多诗人在各种热闹的场合狂欢，集体性地患上了这个时代特有的“热病”。甚至诗歌界的闹剧时时上演，有时候已经不再是遮遮掩掩、咿咿呀呀的粉墨登场，而是赤裸裸的喝彩、叫嚣和示丑。

媒介给我们的诗歌带来了什么呢？

这是新一轮的不折不扣的热气腾腾的自媒体诗歌运动！

自媒体诗歌平制造新一轮的独断论和自大狂。微信作为近乎突然降临的自媒体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和速度更新了当下诗歌的生态，无论是写作、发表、阅读还是评价、转载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写作者可以随时随地发表自己的诗，随心所欲评价别人的诗，这被很多人视为写作和传播的民主形态。确实，对于长时期遭受媒体禁闭的诗人而言自媒体是一个不小的福利。但是，平台、媒介并非代表了此语境下的诗歌就在发表、传播和评价过程中代表了“进化论”，也不意味着这一媒介空间产生的诗就比以前的诗更好、更重要。甚至在以“个人终端”为圭臬的个体主动权的刺激下媒介诗歌激发了“诗歌民主”的话题和种种想象。尽管这一看似开放、自由、平等、个人的“诗歌民主”仍然只是一个幻觉罢了。几乎难以计数的大大小小的微信群（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正在不分昼夜地讨论、热議、评骘，甚至有全职型的“选手”不遗余力乐此不疲地对诗歌进行点赞、转发并且还组织起微信平台的“读诗会”“品评会”，时不时地发起红包打赏。每个人都可以瞬间圈地、占山为王，可以轻而易举地成为发起者、创办人甚至自封的异见领袖。这让我们想到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轰轰烈烈的诗歌运动。那时几乎是一夜之间，几百个诗歌流派、宣言和形形色色的“主义”之下的诗人扛着五颜六色的旗帜跑步叫嚣着进入中国诗歌的运动场。那是何等热闹？何等喧嚣？但是也几乎是一夜之间，这些运动法则驱动下的流派、团体、群体、宣言和主义瞬间土崩瓦解烟消云散。最终大火熊熊之后留下的灰烬中只有为数极少的流派和诗人存活了下来。

自媒体诗歌的优点和缺陷都是同样刺目的。轩辕轼轲《微信大阅兵》一诗就最为生动、戏谑和戏剧化地揭开了热气腾腾的自媒体诗歌面具，这一乱炖的诗歌大火锅里究竟都是什么呢？

现在朝我们走来的是砸诗方队

他们对诗歌的热情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他们不仅爱诗写诗评诗读诗还用大锤砸诗

每当夜幕降临乌鹊南飞之际便是砸诗会召开之时

月亮在白云里面穿行他们在有道云里面穿行

把拧断数根须咬断数片指甲写成的新诗

羞答答的捧出来请大家不遗余力地砸

然后再砸别人再互相砸再集体砸爱砸不砸

砸累了他们再互相拥抱互相告诫

下一次砸我时再狠点啊砸出毛病才好呢

向这些微信界的不倒翁致敬

一切虚假的意义、繁华的幻觉、宏大叙事和无意义的泡沫瞬间就被一个“孩子”给戳破了。

是的，“时间不会收割一切”，这就是历史法则。

值得注意的是时下诗人文化形象和写作心态的变化。诗人不再是广场上振臂一呼的知识分子英雄和精英，不再是民族和人类的代言人，不再是引领一个时代文化风向标的先锋和创造者，而成了文字中的自恋癖、自大狂、市侩和投机者。君不见当下的诗人更多是为评奖写作、为基金写作、为项目写作、为出版写作、为征文写作、为采风写作，而独独缺少的是为良知写作、为汉语写作、为本土经验写作，更谈不上当年布罗茨基所说的“诗歌是对人类记忆的表达”了。现在诗人的脾气也越来越大，诗歌水准却每况愈下。诗人的脾气一方面来自于这一特殊写作者的精神症候，另一方面则来自于自媒体平台下各种圈子和小团体的固步自封的利益和写作虚荣心的驱使。当下的诗歌“热病”还体现为一部分诗人的阴鸷之气和冷硬的批判面孔。实际上诗歌最难的在于知晓了世界的不完美以及现实的残酷还能继续鼓足勇气说出“温暖”和“爱”。这让我想到的是亚当·扎加耶夫斯基的那首诗《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在写作越来越个人、多元、开放和自由的整体情势下，写作的难度和精神的难度却成了问题。由此，做一个有方向感的诗人显得愈益重要也愈加艰难。尤其是在大数据共享和泛媒体、新闻化写作的影响下很多诗歌沦为“记录表皮疼痛的日记”，“某些作家和学者不再引导读者，而是不断降低写作标准，以迎合更多的读者。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导致我们文化（包括娱乐文化在内）不断粗鄙化、泡沫化。”（北岛）

三

媒介只是整体科技技术场域中的一个环节，诗歌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

人类文学就是由“潜在文学”“可能性文学”而不断生成为“现实文学”的实践过程，而这也正是一九六〇年成立于法国的“潜在文学工场”的深层动因。从文学的潜在因素、可能性、迭代发展与未来图景来说，我们已经到了人与机器同时写作的阶段。

一九三六年卓别林在《摩登时代》中直观地展现了人与机器社会的异化游戏和荒诞景观。在二十一世纪尚未开启的一九九八年，欧阳江河完成了一篇当时影响并不大的短文《科学技术与诗歌》。二十多年后再来重读欧阳江河的观点，我们会发现科技对社会以及文学和诗歌的影响是极其深入的，“这种发展对人类生存现状和前景的影响是深刻的、广泛的，决定性的。我的意思是说，科技的发展不仅更新了我们的时间观念、空间感受，重塑了生命和物质的定义，而且对人类的心灵状况和精神时尚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作为一个现代诗人，我认为诗歌与科学技术的歧异之处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么严重，其实它们的相似之处更说明问题：在人类试图把握现实的努力中，诗歌与科学对于想象力、直觉、发明精神以及虚拟现实所起的作用都应该加以特殊的强调。”

我们不知不觉地发现后工业时代的“机器与文学”话题已经转化、深化为“人工智能美学”和“机器进化论”，大数据机器通过算法逻辑正在进行电子化的“类文本”文学生产和风格练习，一个个“类文本”已经大批量出现……

甚至，量子时代已经来临！

二十年前的天机神遁

哪是量子男孩掐指可算的

幽灵的眼，输入计算机也是闭上的

有手，也摸不着一灵万身的鸟群

陀螺的茫然心事，将鞭影的旧人

变得沾染，像是灵中所见

———欧阳江河《老青岛》

《老青岛》一诗的起句“二十年前的天机神遁”也是很多小说最常见的开头和叙述方式，而“量子男孩”“幽灵的眼”“计算机”则让我们看到了科幻感的现实与不可思议的日新月异的科技景观。但是，在被抽动旋转的陀螺般的物化时间维度中，诗人一直站在时间的中心说话，或者更确切地说诗人是站在精神的维度和历史的维度开口说话，说出茫然、惘惑的“万古愁”，说出不可说的秘密或事物的内核纹理。欧阳江河《老青岛》一诗高密度地出现了各种时间词语、意象和场景，诸如“二十年”“多少年”“万古”“一百年后”“刻漏”，过去、现在和未来如同镜像或时间水面的折射光影斑驳、真幻莫辨。出处？归宿？诗人不得不在时间中说话，而老地方、纸上写字的人、写信的人以及敲门人，这些“传统”“老旧”“老情感”都处于现代性的改写之中。

在“风险社会”语境下人类与类人之间的自反性终于焦虑化地成为现实问题。就人类的现实境遇和文学思维而言这仍然是实用主义和人文主义的重新“对峙”或“分野”的时刻，比如对于人工智能的利弊很多科学家就立场不一。让·鲍德里亚就对技术物的功能失调和宏大叙事持有深度疑问，“技术物被它的拟人化的造型，它与充满人的幻想和欲望的世界的相互渗透所限制。在此意义上，物是功能失调的，抑制了‘真正的发展，在其应用方面也受到了限制，并且被纳入到预编程序的想法之中。”（理查德·J·萊恩《导读鲍德里亚》）在科技炸裂、拟像景观和AI智能的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世界观以及社会的现实结构都发生着巨变，而很多科幻文学试图对此做出精神回应。智能技术和新媒体超链接空间让诗人似乎更为便利地接触到了世界，尽管这一电子化、拟像化的现实可能是不真实的。让·鲍德里亚曾指认机器人只是一个“纯粹的小玩意领域”，但是拟像、代码语言、算法逻辑、物化社会以及奇点时代已经到来！具有惊奇效果的人工智能逻辑正在改变人与环境、人与人以及人与机器之间的固有关系，甚至技术已然成为新世界的主导精神和宏大叙事。

这种拟真的数字化现实以及符码迷恋浪潮会对人们造成不适、眩晕、焦虑感和心理恐慌，因为人们在更多时候遭遇的是物化事实。

朋友，准备好

一个可怕的机器人的时代

正在来临

一个可爱的机器人的时代

正在来临

———李瑛《机器人》

机器人作为技术物拥有拟人化、类人化的造型特征，也是技术生产和资本生产的产品。人工智能及其算法逻辑形成的写作已不是初级阶段的无功利的“语言游戏”，而是作为新的“生产美学”和“潜在文学工场”而受到了格外关注，正如让·鲍德里亚所说“新事物在某种程度上是物品的巅峰阶段，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造成强烈的感情”（《消费社会》）。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以各种社会角色在很多行业那里制造了“恐慌”效应，一些行业规则已被打破，一些工种将最先被人工智能机器取而代之。

在海德格尔看来，诗歌作为人类存在的“诗意栖居”是与技术、工具对立而言的，而我们看到的事实则是技术和机器不仅改变着人类生活，也在影响着文学。卡尔维诺曾在《命运交织的城堡》中用塔罗牌创造出一个生产故事的机器，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预言基于大数据和复杂算法的人工智能将取代人类而统治世界。质言之，“原始叙事”结构似乎已经开始解体，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正在加速成为现实。亚瑟·斯坦利·爱丁顿在一九二九年提出“无限猴子定理”，即给予足够长时间的话让很多猴子任意敲打打字机键就可能打出大英博物馆所有的书。这已经成为现实，一只猴子已经在键盘上敲出了莎士比亚全集。

尽管马克思早就注意到了技术变革的巨大力量以及随之带来的人的异化问题，尽管爱伦堡不无忧虑地强调“一个艺术家一旦迷上了机器，他的乌托邦就会被时代超越或推翻”，尽管知识分子一直有着对“机器”“工业”“技术”的近乎天然的排斥，但是我们不得不注意到的一个事实是“文学”无论是从内涵还是外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动。“文学”是动态化的过程而非封闭的既成事实，我们不能沿用传统的文学观念来看待近乎日新月异的文学新变。这不只是文学生产主体的经验和文体边界的松动，而是与整个文学场域和社会文化生产系统直接榫合在一起的。如果我们将文学尤其是诗歌看作是不受限制的开放化的隐喻系统，注意到文学是由一个个具体的而且极不稳定、面貌各异的文本构成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必要和任何理由来对“智能写作”和“人工智能美学”予以屏蔽、敌视甚至抨击。当然，反过来看，面对任何一个新兴的事物以及所引发的争论，“正反”双方的任何一方持有言之凿凿、真理在握、正义在手的论调都是十分可疑的，因为他们没有给任何其他的声音提供余地和缝隙。在任何时代面对文艺和文学问题我们都不应该允许决断论和二元论的重新上演。

四

让·波德里亚曾说过一句有点危言耸听但是从终极层面看又合情合理的话：“让我们谈谈人类消失以后的世界吧。”

李白呼地放下酒碗，站起身不安地踱起步来：“是作了一些诗，而且是些肯定让你吃惊的诗，你会看到，我已经是一个很出色的诗人了，甚至比你和你的祖爷爷都出色，但我不想让你看，因为我同样肯定你会认为那些诗作没有超越李白，而我……”他抬头遥望天边落日的余晖，目光中充满了迷离和痛苦，“也这么认为。”

这段话出自二〇〇三年《科幻世界》第三期推出的刘慈欣的中篇小说《诗云》。这是关于“诗歌”与“技术”的终极对弈。其中出现的“李白”形象是“神”从诗人伊依的基因克隆出来的“人工智能诗人”，而且还提到了终极吟诗软件。在末世氛围和宇宙尺度中作者還对“诗人”刻板形象进行了一番戏剧化的描述：“‘我是一名诗人，现在在饲养场的家禽人中教授人类的古典文学。伊依很吃力地念出了‘诗‘文学这类在吞食语中很生僻的词。‘无用又无聊的学问，你那里的饲养员默许你授课，是因为其中的一些内容在精神上有助于改善虫子们的肉质……我观察过，你自视清高且目空一切，对于一个被饲养的小家禽来说，这应该是很有趣的。‘诗人都是这样！伊依在衣袋中站直，明知道大牙看不见，还是骄傲地昂起头。‘你的先辈参加过地球保卫战吗？伊依摇摇头：‘我在那个时代的先辈也是诗人。‘一种最无用的虫子，在当时的地球上也十分稀少了。”（刘慈欣《诗云》）而刘慈欣对人类文学艺术的命运还充满了末世论般的悲观论断，因为诗意的世纪已永远消失。

刘慈欣笔下的克隆体诗人“李白”几乎成了中国后来写诗机器人小冰、小封等的“祖先”。

人工智能跟诗歌的互动是最直接的，效果也是最明显的。

一九五九年德国出现写诗软件，一九六二年美国开发出写诗机器人“Auto-beatnik”（比如其《姑娘》一诗：“啜泣的女孩们像是缓缓飘落的雪花”），一九六四年加拿大出版了计算机生成的自由体诗集，美国于一九七三年出版《计算机诗选》，一九八四年上海育才中学的学生开发出诗歌写作程序，一九八局年刘慈欣利用词库和语法库开发出“电子诗人”软件……

韩少功先生在谈论人工智能对文学行业产生影响的时候最先作为例证的也是诗歌，通过列举秦观的一首诗以及IBM公司的诗歌软件“偶得”生产的文本让诗词作者以及研究者都感受到了“危机”，“‘偶得君只是个小玩意，其算法和数据库一般般。即便如此，它已造成某种程度上的真伪难辨，更在创作速度和题材广度上远胜于人，沉重打击了很多诗人的自尊心。出口成章，五步成诗，无不可咏……对于它来说都是小目标。”（韩少功《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

显然，机器人读诗、写诗、评诗已经成为重要文化现象和文学事件。

随着人工智能和算法写作成为热点，当写诗机器人“小冰”“小封”出现并先后推出诗集《当阳光失了玻璃窗》（二〇一七）《万物都相爱》（二〇一九）———这种特殊的创作主体“拟主体”甚至对著作权法提出了挑战，当北京大学王璇计算机研究所研发出小明、小南、小柯以及清华大学研制出薇薇、九歌等写作机器人，很多诗人和评论家为此感到了不安、惶惑甚至愤懑。似乎天然属于“少数人”的诗歌事业以及固有领地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冒犯和挑战。写诗机器人正是通过“结构”诗歌的方式在“解构”现实诗人的能力和功能。

二〇一九年下半年开始，《青春》杂志利用AI阅读工具“谷臻小简”陆续解读了多位诗人的诗集，显然“谷臻小简”已经具备了“诗歌评论家”的一些能力，“九十年代同样是重要的十年，它在完成一种重要的定向，构成中文新诗创作的基本方向。经历完中国诗歌创作的黄昏阶段，撕开黎明。而黑暗并非实际意义上的黯然，而更接近于诗人经历人生之后的虚空感，这种虚空感并非贬义，经验最终会完成内化，为作者提供写作动机，这种虚空或黑暗，是作者进入自我寻找的必经之路。”（谷臻小简《读陈东东<海神的一夜>》）至于伴随着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变化而产生的“机器写作”“机器人写诗”“机器人绘画”“机器人评论”等现象，我们似乎看到了一条越来越清晰的自动化技术的“生产线”、拟态技术以及强化中的工具理性。

那么，我们该以何种尺度和标准来对待这些低能或高能产出、制造或仿造式的文化样本以及诗歌“类文本”？

“类文本”对应的是计算模型，而原文本和类文本的关系以及类文本自身是否具备情感、主体意识、创造能力以及自我超越能力是我们考察人工智能“写作伦理”的基本点。显然，传统或精英化的“纯文学”“纯诗”层面的评判标准已经不能完全适应这些“类文本”的复杂程度。这些“类文本”更多是技术带来的副产品，它们只是代表了整个文学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至于这一组成部分所发挥的功能和效应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则应做具体分析而不能大而化之。

人工智能诗歌是极其特殊的生产逻辑和符号逻辑。人工智能的爆炸性发展使得具备深度学习和快速学习能力的智能机器对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予以介入，甚至所产生的文字产品以及社会效应颠覆了我们所一贯理解的语言体系、文学观念、文学功能以及传统逻辑下的文学生产方式。“机器的延伸”使得固有的文学秩序发生变动。尤其是这些人工智能的“类文本”它们更多仍然是实用主义的，而实用主义又一直是笼括于技术主义和未来主义的整体视野和运行法则当中的。似乎“机器”“技术”与“美学”“人文”之间存在着天然隔阂或对峙，这一流行化的观感一直惯性延续着，但是这同样犯了文学认知论“实用主义”的老套路。按照这种理解和话语套路，我们就会陷入惯性的泥淖之中，即人和机器谁写得好？是作家永恒还是机器取代作家？机器和作家哪一个更具备文学的综合才能？这些问题实际上更多仍处于争论的“外围”而没有进入核心的本质问题。

五

人工智能照之前传统的前工业时代和工业时代确实发生了近乎革命的变革，但我们显然没有进入“强智能”化时代，机器尚未具备人类的“意向性”“主体意识”，而真正的“人机合成体”也还处于未知状态，尤其是机器仍然处于人类大脑的程序化的操纵阶段。

在此，我们以诗歌为例来略作说明。

我们更为醒目地看到的事实和现象正是人工智能最是先从诗歌“下手”的，似乎诗歌具有天然的缺陷和低门槛，似乎可以更为便易地被机器学习、模仿甚至最终予以“以假乱真”。尤其是在很多普通受众、围观者和评骘者那里，“现代诗”最多也就是“分行的技术”，这实则忽略了“分行”是现代诗有意味的形式，而形式和内质是不可二分的。当年不是流行过这样的说法吗，即一只狗坐在电脑屏幕前胡乱地敲打键盘然后再频繁使用回车键，那么它就可能写出一首首“分行的诗”来。中国现代诗已经一百多年，至于外国现代诗歌的传统更是长久得多，但是为什么在我们的现代诗阅读、诗歌教育以及读者阅读手段，当中仍然局限于极其可怜而庸俗化的诗歌观念？至于与“分行”相关的词语、节奏、韵律、语调、语型、语气，以及修辞、技艺、结构等等，几乎都被置之不顾。至于更为复杂的各种诗歌体式以及变体就更是只属于专业人士所有。那么，这一近乎原罪化的诗歌解读法该归咎于谁？

语法、语义和诗性是机器自动化生成文本过程中绕不开的三大要素，而人类语言尤其是诗歌语言与计算机语言符码存在着巨大差异。

回到人工智能“写诗”本身，我们发现其真正法则就是机器的高度智能化和数据化的“习得”能力和算法逻辑，比如感情计算框架以及神经网络算法。小冰已经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的五百一十九位中国诗人进行了六千分钟的超万次的迭代学习，小封已经运用目标驱动、知识图谱、识别能力、随机数据拼贴、基于概率的字符串、自然语言处理技术，通过每天二十四小时学习了数百位诗人的写作手法和数十万首现代诗。“智能写作”最值得炫耀之处正是大数据背景下超强的“习得能力”，比如小冰完成一次学习时间只需要零点六分钟。机器的“习得能力”在迭代技术的催化下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普通人个体，在“人机大战”中最终败下阵来的恰恰正是个体的人。

由算法逻辑生产出来的诗歌数量将会远远超出以往人类所有诗歌的总和。

大牙说着走到桌前，用爪指着上面的棋盘说：“你们管这种无聊的游戏叫什么，哦，围棋，这上面有多少个交叉点？”

“纵横各十九行，共三百六十一点。”

“很好，每点上可以放黑子和白子或空着，共三种状态，这样，每一个棋局，就可以看作由三个汉字写成的一首十九行三百六十一个字的诗。”

“这比喻很妙。”

“那么，穷尽这三个汉字在这种诗上的组合，总共能写出多少首诗呢？让我告诉你：三的三百六十一次幂，或者说，嗯，我想想，十的二百七十一次幂！”

“这……很多吗？”

“白痴！”大牙第三次骂出这个词，“宇宙中的全部原子只有……啊———”它气恼得说不下去了。

“有多少？”伊依仍然是那副傻样。

“只有十的八十次幂个！你个白痴虫子啊———”

直到这时，伊依才表现出了一点儿惊奇：“你是说，如果一个原子存贮一首诗，用光宇宙中的所有原子，还存不完他的量子计算机写出的那些诗？”

上面的对话出自前面提及的刘慈欣的小说《诗云》。

显然，由“量子计算机”制造的诗歌数量和可能性已将远远超越了人类的极限，甚至这些翁贝托·埃科意义上的“开放的作品”已经颠覆了我们对诗歌发生史的理解。如此浩大的文本数量从几率上看肯定会有极其优秀甚至伟大的“文本”的可能。“乌力波”（潜在文学工场）的发起人雷蒙·格诺在一九六一年有一个轰动性的“一百万亿首诗”的实验，即十首十四行诗通过任意组合而生产出一百万亿个文本，“若读完一首十四行诗需四十五秒，翻动窄页需十五秒，每天读诗八小时，一年读两百天，可读超过一百万个世纪，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每时每刻都在读诗，可读上一九〇二五八七五一年零几小时几分”。（雷蒙·格诺《一百万亿首诗·使用说明》）

小冰通过算法拼贴和生产出来的一些文本或“计算模型”已经可以“真假莫辨”，此前“小冰”已经用近三十个笔名在众多社交平台发表了“诗作”，而宣传方和媒体评论指认小冰已经具备了“独特的风格、偏好和行文技巧”。但是我对这一指认却抱怀疑的态度，其中的一些评价显然失实和有点离谱，这是对“新事物”予以了拔高的结果。如果抹去“小冰”的名字，我们看看那些分行的文字，实际上很多都处于语焉不详的半成品和组装状态。即使小冰引发热议的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也充满了诸多分行的残次品和半成品。首先，诗集的题目就是一个硬伤。即使诗歌是突破了常规语法的特殊语言方式，但是仍然有其内在规定性，而任何诗人都从来没有用过“失了”这个词，显然这是人工智能的隨机性和拼贴化的痕迹和缺陷。至于整体分析，小冰和小封的诗歌还尚未具备诗歌的可信度，大多因为程序化、同质化而处于比较初级或低下的水准，比如很多诗歌基本还处于浪漫化的抒情诗阶段，很多意象（小冰诗集中出现最多的意象是“梦”）都是已经失效的死亡的“老词”，基本都是过度的修饰化以及虚化的处理方式，而尚不具备处理深度意象、细节和场景的能力。其中一部分诗则处于词语表达和情感表达的极度“错乱”状态，这种“错乱”不同于诗歌本体学层面的“含混”“复义”“张力”“陌生化”以及威廉·燕卜逊所说的“朦胧的七种类型”。可以读读小冰的《用别人的心》：

他们的墓碑时候/我静悄悄的顺着太阳一样/把全世界从没有了解的开始/有人说我的思想他们的墓碑时候/你为甚在梦中做梦/用别人的心/又看到了好梦月

这样的“错乱”样本还有很多，比如“梦中的苦楚是美丽的光景的梦中”（《你是微云天梢上的孤清月亮》）、“有那里是太阳”（《丧钟的主人》）。请注意，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是从小冰“创作”的七万零九百二十八首诗歌中精心挑选出来一百三十九首，至于其他未入选的文本样貌肯定会更差强人意。这与机器习得的特定阶段、程序运算、推演（比如“情感计算框架”的可实现性）、符码转换以及深度习得的“原文本”或“源文本”自身的局限性肯定存在关联。

从生产过程和诗歌观念来说，建立于大数据和“年代学”基础上的被小冰所学习的五百多位诗人也有其“可疑”和不可信之处，因为仍然有流行的诗歌标准在发挥重要作用，比如“什么是诗”“什么不是诗”“什么是优秀的诗”“什么是重要的诗”“什么是伟大的诗”等等。显然，面对这些问题并没有一个终极的答案，中国新诗才一百年的时间，还没有完全经过经典化的必要积淀，而今天也仍在不稳定的写作状态和阅读状态之中。很多的诗作和诗人从终极阅读和未来读者来看基本都是无效的。而如果机器人学习外国诗歌，那么这些文本仍然是有疑问的，因为它们已然是被译介的文本，是另一种语言事实，与原文本之间的差异更为明显，所以仍存在很多尚未解决的诗歌问题和诗学问题。

六

至于一个写作者的丰富的灵魂、精神能力、思维能力（情感、想象力、创造力）以及思想能力，则是目前智能机器人远远不能达到或实现的。尤其值得强调的是文学经验是极其复杂的历史化的过程，包括记忆经验、现实经验、情感经验、思想经验、价值经验、语言经验、修辞经验、技艺经验、人文经验、历史经验，以及普世的人类经验，比如关于个体和族群的深层记忆、地方性知识以及人类的整体历史记忆是难以被算法所推演和生产的。那么，这一极其复杂的复合式的文学经验如何能够被AI轻而易举地编码、演绎、组合和生成？

但是反过来看，这些小冰和小封的“类文本”已经具备了诗歌的一些特征，而小冰已经从数百位诗人以及一亿多用户那里采集到了相关的情感数据。大数据的元素采集、信息处理和程序分析对于我们研究诗歌尤其是古体诗词的构成，确实会发挥“模型”化的积极作用。二〇一八年五月，机器人小冰已经升级到深度神经网络的诗歌生成模型阶段，其生产的“诗歌”水准有所提升。随着技术的升级甚至有可能出现“情感机器”“灵魂机器”，人工智能写作将通过量的积累最后达到质变并不断接近人类的写作思维，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人类。从愿景和未来时间来看，我们对人工智能诗歌不必过于不满或不屑。

尽管对现阶段的人工智能写诗以及个案文本我有一些不满，但是我并不能认为“人工智能”写作就是“次要问题”，因为它已然是人类文学发展链条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了，已然成为人类文化变迁的一部分。文学应该是由“人类”整体来完成的，而不单单是“个人”，正如法国诗人洛特雷阿蒙所说：“诗歌应该由所有人一起创作，不是一个人。可怜的雨果！可怜的拉辛！可怜的科佩！可怜的高乃依！可怜的布瓦洛！可怜的斯卡龙！怪癖，怪癖，还是怪癖。”（洛特雷阿蒙《马尔多罗之歌》）人工智能写作尽管具有极其明显的实用主义和功能主义的动因，即鲍德里亚所说的技术主义的物体系，但是其仍然具有一定范围内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甚至随着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写作将会给我们带来更多意想不到的惊异效果，当然对于这一技术化和人工智能化的“惊异”，我们仍然要时时省思。

文学这架永动机是开放的，也是更新换代的，尽管我们从来都必须承认存在着伟大精神和命运共时体意义上的文学，而“文学进化论”如果存在的话也肯定是相对意义上的。

如果有一天，我们的手机里和网上书店里摆满了AI机器人“创作”的诗集并围满了阅读者和评论者，甚至像韩少功所说的“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也成了现实，那么我们应该坦然接受这一写作事实。既然文学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那么人工智能写作就是这一特殊语言方式的必然组成部分。而那些仍然在书斋或工厂坚持写作的具体的人们，他们的写作是不是终有一天整体失去了效力和活力而被机器所取代？就目前来看，这个问题未为可知而只能暂时悬置。总有一天，AI机器和人在写作这件事上會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甚至前者会在某些方面和能力上超出了个人极限。

机器人（类人）和人（人类）在写作的时候都必须遵从一个内在的“人”的法则，即在一定阶段和时空内无论是机器还是人都具有不可突破的认知的局限性。在开放所有乐观可能性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回到起点，即人类包括机器为什么写作？写作给人类带来了什么？既然机器也是由人制造出来的，那么类人和人类的写作最终面对的就不单是机器属性，而是人类的精神属性和存在的终极命题———

这个时代，人类依然坚持/通过嘴巴获得营养/机器人用屁股获得动力/这是人类与仿人类最大的区别/食物已高度浓缩/我们的肠胃正在萎缩/味蕾像梦幻一样一个个破灭/基因的顽强依然支撑我/定期请机器人共进晚餐/星球上濒临绝迹的餐厅/透过巨大的落地窗/看得见整个银河系/美丽的星云图神秘而深邃/我一边吃着充满象征意义的美食/一边滔滔不绝地倾诉/人类天赋的权利

———喻言《与机器人共进晚餐》

（责任编辑：王倩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