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视野中的“黑洞效应”及媒介文化走向

李文明，吕福玉

（1.温州商学院传媒与设计艺术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2.四川轻化工大学经济学院，四川 自贡 643000）

古往今来，人们对于文化问题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 美国人类学教授克莱德·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曾在《人类之镜》一书中，用了近27 页的篇幅来界定到底什么是文化。 最后，或许是出于绝望，他不得不转而求助比喻手法，把文化比作一幅地图、一张滤网和一个矩阵。 无独有偶，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也认为，所谓文化， 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则认为，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 由此可见，文化本质上是借助符号来传达意义的人类行为，其核心乃意义的创造、交往、理解和解释。 因此，就基本面而言，有关文化的研究，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性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性科学[1]。

当代社会早已“传媒化”，媒介的影响已经渗透于文化的各个层面， 形成一种新的社会文化系统——媒介文化（Media Culture），其成为当代世界最值得关注的文化景观与当代文化的重要形态之一。 可以说，媒介文化就是当代文化，人们的许多思想、观念和日常行为均已被媒体所塑造。 作为人们运用传播技术在特定社会环境下所进行的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之活动与过程，媒介文化越来越以各种文化形态平均数的面目呈现出来[2]。文化与技术的组合以及它们对于实践、工具、符号系统和地域形态的强调， 勾勒出21 世纪媒介文化研究的新态势[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