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里根“隔洋较量”

隋坤

1984年4月26日至5月1日，美國总统罗纳德·里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与邓小平、李先念等举行了会晤。

“中国有求于美国，美国继续卖武器给台湾并不存在风险;中国政府可能大嚷大叫，进行抗议，但到头来还是没办法，不得不吞下这颗‘苦果。”1981年，美国某有影响的周刊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不得不吞下苦果》的文章，就美国对台军售问题大放厥词。

针对此文，邓小平迅速做出了批示：“要中国吞下这颗‘苦果，没门！”他指示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次日在北京机场为时任美国国务卿的罗杰斯送行时，“一定要把这一点明确告诉他”。同年，邓小平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强调：“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 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

这是中美两国建交谈判当中留存争议的延续。1979年，中美两国建交，但针对美国对台军售的问题，双方依然没有达成共识。在此后几十年当中，美对台军售成为中美关系的晴雨表之一。

那片笼罩了所有乌云的乌云

1977年，距离中美建交还有不到两年的时间，两国关系正值“蜜月期”。但即便外交关系越来越近，两国的“暗中角力”也未曾停止过。台湾问题正是那片“笼罩了所有乌云的乌云”。

1977年，美国总统卡特派出得力助手美国国务卿万斯访华。向中国阐明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态度，是万斯此行的目的之一。8月22日，万斯信心满满地飞抵中国。两天后，邓小平接见了他。

会谈一开始，万斯态度强硬，居高临下。但邓小平始终坚持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他人干涉。中国政府准备按废约、撤军、断交3个条件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条件下，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不排除用武力解决”是中国政府的原则之一。

这次谈话让美国彻底意识到，在涉台的主权问题上中国绝不让步。等到1978年，卡特派布热津斯基访华时，美国的态度已经“转变”。

1978年5月21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南门接待厅会见了布热津斯基。布热津斯基开门见山地说：“我可以告诉你们，卡特总统本人准备尽可能迅速而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台湾问题），我们无意人为地拖延下去。在双方关系中，我们所依据的仍然是《上海联合公报》，仍然是一个中国的原则;台湾问题如何解决，那是你们的事情。”邓小平对这一表态感到满意。

这是中美从1955年开始谈判接触以来，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最大的让步与松口，而美国态度转变的原因也有迹可循。此次访问正值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夕，美国资本市场对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期待值达到历史最高，这既给了卡特政府压力，也给了他们动力。

但是，在两个大国博弈的牌桌上，以退为进、时刻试探对方底牌才是“常规牌法”。眼看中国政府拒绝承诺“对台放弃使用武力”，美国打出了另一张牌。

1978年12月15日，距离双方宣布建交还有不到一天的时间，美国政府却通过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向中国提出了一个条件：“要求中方澄清美方能否在记者问到对台军售问题时说，‘1979年后可向台湾出售有选择的武器。”

在这个棘手的问题面前，邓小平充分展现了务实、灵活的外交智慧。他说：“如果卡特政府对外说向台湾出售武器，我方不同意。如果卡特谈话涉及此问题，中方也会立即表明自己反对的态度。现在要避开不谈，以后我们双方再来讨论。”

邓小平的态度明确，就是“搁置争议”。对此，美国政府没有提出异议。1978年12月16日，中美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宣布了中美建交的联合公报。半个月后，台湾当局“中华民国”的旗子在美国降下，台湾“驻美大使”沈剑虹灰溜溜逃回了台湾。

对台军售问题“最后的解决”，只能是停售

争议可以暂时搁置，但不会永远搁置。在对台军售问题上，双方仍然存在着分歧。董一凡说：“中美建交时，主要问题就是台湾问题。”

1979年2月1日，邓小平会见了基辛格，并共进早餐。基辛格是中美关系的破冰者，后来的中国领导人访问美国时，大多也会与基辛格会晤。

1979年4月份，美国通过了争议巨大的《与台湾关系法》。该法案不仅对“中国是否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这样的内政问题大加干涉，还承诺“提供防御性武器给台湾人民”，甚至在美国国内法体系上给予台湾类似“国家”的地位。

这几乎是一个带有“挑衅”意味的法案。刁大明分析道：“现在看来，当年卡特在美国属于一位相对弱势的总统。在邓小平结束访美之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美国国会就以压倒性的优势高票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不仅看出了美国国会对卡特绕过国会与中国建交的不满，也证明了美国保守势力对中国的敌视。”

这股力量，今天仍然存在。

随着1980年里根上台，中美双方对于台湾问题的分歧进一步发展。早在竞选期间，里根就为拉选票大打“亲台牌”，甚至扬言要恢复同台湾当局的官方关系。邓小平与里根的“隔洋较量”拉开了序幕。

双方第一回合的“较量”是里根的就职典礼。当选总统后，里根发出请帖，邀请台湾方面的国民党秘书长蒋彦士出席就职典礼。很快，邓小平下达指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大使决不出席典礼。”权衡利弊后，里根不得不同意了中国的要求，而蒋彦士忽然“临时因病住院”，没有出席就职典礼。

上世纪8 0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没多久，中美关系进入“蜜月期”。在美国总统里根任职期间，老布什作为里根的副手曾两次访华。

第二回合較量出现在联合国。1981年，包括中美在内的各国需要票选新任联合国秘书长。当时参加选举的是来自奥地利的瓦尔德海姆和来自坦桑尼亚的萨利姆。此前，联合国秘书长的职位长期被西方发达国家人选占据。考虑到这种做法对发展中国家不平等，所以中国为了支持萨利姆竞选成功，连续投出16次否决票，坚决反对美国及西方国家支持的瓦尔德海姆当选。

最终，瓦尔德海姆与萨利姆双双退出，来自发展中国家秘鲁的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成为新一任联合国秘书长。

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里根开始感到，同中国打交道并不是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1982年8月17日，里根政府同中国一起发表了有关对台军售问题的《八一七公报》。

在《公报》里，美国政府承诺“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与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来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

当然，中国也作一点让步，暂时没有把美国停止售台武器的时间限定死。但邓小平当时明确告诉美国大使，对台军售问题“最后的解决”，只能是停售。

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特别是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邓小平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怕鬼，不信邪”。

邓小平与布什，中美“再破冰”

在台湾问题上，里根是个“两面派”。一方面，他与中国政府共同发表了《八一七公报》，承诺逐渐减少对台军售，直至停售;背地里，他却对台湾当局做出了“不同意设定终止对台军售的日期”“不同意就对台军售议题向大陆政府征询意见”“不改变关于台湾主权的立场”等6项承诺。

1981年3月30日里根遇刺。他养伤的半年内，对华态度友好的副总统老布什在美国政府担任了重要角色。对于中美关系来说，老布什的出现无疑是个积极信号。事实上，《八一七公报》之所以能达成，也是因为布什在当年5月份访华时积极推动。

1988年底，老布什成功当选新一任美国总统，中美关系的发展也再一次迎来“蜜月期”。曾有中国媒体表示：“老布什毫无疑问可以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历届美国总统里面，老布什在对华友好上是数一数二的。”

老布什竞选总统获胜后，正在忙于组阁时，就向布热津斯基写信说：“中国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我非常想在邓小平完全离职前回到中国（老布什曾在北京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我感到我在那里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

1989年1月26日，布什上台才6天，就正式宣布，于2月25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他是上任后最快访华的美国总统。

不过，就在老布什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后不久，美国国内就掀起了一股反华浪潮。

老布什虽然宣布对中国进行制裁，但依然维持了中美之间的联系不至于完全中断。此后，他两度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访华，继续与中国进行沟通对话。

作为20世纪80年代的最后一年，1989年的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地震”，尤其是东欧剧变，给社会主义阵营带来巨大伤害。

而此时的中国，与老布什治下的美国政府维持着相对稳定的关系，无疑赢得了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喘一口气”的时间。此后，中美关系在起起伏伏中不断向前。有时，两国像是合作共赢的老朋友，有时也是互不相让的对手。

但是，不管中美关系如何发展，一个趋势已经越来越成为共识——合作则两利，斗争则两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