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白《将进酒》说开来

2021-04-09 07:06王瑞来
读书 2021年4期
关键词:将进酒墓志卷子

王瑞来

前些年,李白《将进酒》一诗的异文曾经引起过何优何劣之争。最近,又有人将敦煌卷子中的几件题为《惜樽空》和无题的这首诗集中展示出来,强调与通行本不同的异文更能凸显出诗人李白的狂傲豪迈。

三件敦煌卷子(敦煌遗书二五四四号《惜樽空》、二五六七号《惜樽空》、二0四九号无标题),与通行本相比较,其中共同的异文集中在这几句上: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的“高堂”记作“床头”;“朝如青丝暮成雪”的“丝”记作“云”;“天生我才必有用”记作“天生吾徒有俊才”;“请君为我倾耳听”记作“请君为我倾”;“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的“馔玉”记作“玉帛”,“不足”记作“岂足”,“不愿”记作“不用”;“古来圣贤皆寂寞”的“寂寞”记作“死尽”。

除了三件敦煌卷子拥有的共同异文,无标题的二0四九号卷子还有更多的个别异文。比如,“床头明镜悲白发”句无“发”字;“人生得意须尽欢”记作“奴生得意须尽官”;“莫使金樽空对月”记作“莫使金樽对”;“天生吾徒有俊才”的“徒”记作“相”;“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的“乐”记作“落”,“会”记作“逥”;“岑夫子,丹丘生”记作“琴夫子,丹丘住”;“但愿长醉不愿醒”的“不愿”记作“不须”;“古来圣贤皆死尽”的“古”记作“故”;“陈王昔时宴平乐”的“陈王”记作“秦王”,“乐”同上记作“落”;最后一句“与尔同销万古愁”记作“为汝同欢万固愁”。

在敦煌卷子中,有许多是当时人的习字抄录,因此,这卷个别异文有些是明显的音近误抄。

从异文唤起的校勘学意识,进而延伸到文本生成史,《将进酒》的异文引发了我的思考。

且不论孰优孰劣,三件敦煌卷子拥有共同异文的这一事实表明,至少在唐代敦煌地区流传的李白的这首诗,与通行本有着不同。广而言之,敦煌的区域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普遍性,就是说,在唐代的一定时期内,李白的这首诗是敦煌卷子所呈现的面貌。

在印刷业普及以前,书籍乃至单篇诗文皆以抄录的写本形式流传。不像是雕版印刷,甚至也不如活字印刷,对书版要反复校对后才开印,手写抄录的错误发生率很高。无论是一人独自抄写,还是一人读一人录的两人作业,音近而误,形近而误,脱漏衍文,别字俗字,虽会因抄录者的认真程度或文化水准而有所不同,但误写错抄都难以避免。在文献的抄写时代,书籍或诗文一旦产生,抄录亦随即开始。一人错抄,接着又不断会被辗转传抄,便会以讹传讹。并且在抄录过程中,还会形成新的抄录之誤。于是,这些错误便使文献的原貌发生了变化,与原生态拉开了距离。

在文献抄录过程中,除了误抄,还有校订之际的改动。不断生误,又不断校订。而校订者也因水平而异,有相当多的人并没有接受过校勘学的规范训练,甚至都没有校勘学的意识,将文献朝着自己认为本当如此方合理的应然方向加以改动。

想当然的校订,还与校订者的认知局限有关。人的认识都是在特定时空之内的认知。超出了时空范围,对未知的事物,只能参照已知的知识水准来加以处理。《将进酒》中从“床头明镜”到“高堂明镜”的变化,是不是与唐宋间的生活习惯与居处环境的改变有关呢?

流传过程中的抄录,会在不同程度上逐渐改变文献。这种状况,让本应问世即固化定型的文献处于活跃的流动状态。这种动态,直到印刷业发达之后的刻本出现才基本结束,文献回归到产出时点本当应有的安定化。

以前,我根据整理文献过程中发现的实例,写过一篇《生长的墓志》(《历史教学》二0一九年第十期)。按理说,墓志刻石埋土,可谓如板上钉钉,不会发生变化。但范仲淹为他那修建岳阳楼的好友滕子京撰写的墓志,收录到《青阳县志》中的版本,就出现了撰者范仲淹所未曾见到过的几十年后“未来世界”的事实记载。经我考证,“未来世界”的事实是出自滕氏子孙的续写。于是,原本板上钉钉的墓志,便像家谱一样不断地生长。尽管墓志的生长,是一个特例,但与写本时代的文献抄录有着相通的道理。不断误抄跟不断校订叠加在一起,使动态的文献跟生长的墓志一样,不断发生变化。

不过,文献在抄录过程中,文本从流动变化到基本定型,也有一个存优汰劣的客观规律存在其中。对于同一文本的各种异文,抄录者会有一个不约而同的基本认知判断。于是,历年所流传的文本便会变得逐渐趋同,最后形成众人所认可而熟悉的形态。而对趋同文本撬动最后一根杠杆的,便是印刷业兴起后的刻本。当然,同一文献不同刊本间所存之异同,则是由于刊刻之际选择底本有异而形成。这种异同说到底,还是来自写本时代的遗传。不过,刻本时代的异同,处于安定形态的文献,已比抄本写本时代少了很多,因为文献已经基本停止了生长。

就李白的《将进酒》而言,敦煌卷子所显示的文本形态,正是写本时代的流动生长状态。三种敦煌卷子所显示的共同异同,或许就是这首诗的原初模样。从这一点来说,也是敦煌卷子珍贵的文本价值所在。而其中一卷的个别异同,除了明显笔误,有些则可能是出于抄写者想当然的改动。写本时代处于进行时的抄录改易,存优汰劣,逐渐趋同,最终成为今天为人们所熟悉的文本状态。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将进酒》定本,当是出现于宋代。观察国家图书馆所藏宋刊本《李太白文集》,其中的《将进酒》,跟我们今天所吟诵的文本基本一致。不过,宋刊本可贵的是,将上述敦煌卷子所显示的共同异同,几乎都以夹注的形式记录在各句正文之下了,为读者保留了这首诗的异文信息。这也显示了校勘学发达的宋代,文集校订刊刻者所拥有的强烈的校勘学意识。

人的心理,总是乐于接受熟悉的事物,而排斥陌生的东西。对文本接受的阅读心理也是如此。除了学术讨论,包括李白的《将进酒》, 定型后的长期流传与阅读,让人们对文本的本来就是如此、本应就是如此,深信不疑,从而本能地排斥其他异文。这里面,尽管有着优劣判断的因素,但基本上还是感性的“熟人”因素使然。

什么版本在什么地域流传开来,被广泛阅读,便成为亲切的“熟人”。敦煌卷子所显示的共同异文,至少就是唐代敦煌地域流传的熟悉文本,不然不会有如许之多的共同异文。而李白另一首有名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似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是我们自幼所熟悉的文本,但日本人自明代李攀龙的《唐诗选》传入并广泛流传之后,熟悉的则是“床前看月光,疑似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收入中学国语课本的也是这个文本。

关于古代诗文的文本聚讼,时常见诸报道。最近,收录到小学语文课本中杜牧有名的《山行》一诗,其中一联记作“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于是,有人就提出质疑,不是“白云深处”吗?怎么记作“白云生处”呢?对此,编辑出版课本的人民教育出版社还专门做了解释说,从版本的角度,作“生处”的较多;从诗意上说,“生处”和“深处”意思都讲得通,但据明人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今刻本作‘深,不逮‘生字远甚”的说法,用“生”字意境更佳。基于这两个理由,新编教材的这首诗就用了“生”字。自然,有了前句“远上寒山”,从诗本身来说,我也觉得作“深”有些语意重复,不如作“生”为胜,不过,历代传抄刊刻,让文本处于流动的状态,后出终是以众胜寡,以俗胜雅,“白云深处有人家”成为家喻户晓,耳熟能详。因此,既然作“生”也有版本依据,还是从众为好。

究竟哪一个文本更好,哪一个文本是原貌,其实大可不必深究。跟语言一样,文本在流传过程中,也有一个约定俗成的生成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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