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造”天象与《隋书·天文志》的执笔意图
——袁充相关史事辨析

张 驰

(清华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080)

在魏晋隋唐时代君臣的思想世界中，天文一直就不是纯粹的“天”象，而是与“人”文有紧密的关联。在天人感应观念的指导下，天象异变，被认为是对君主的告诫，预示着人事的休戚，人君要修德以应之。如《汉书·艺文志》曰：“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1]隋代专司天文占候的机构为太史曹，隶属秘书省，长官为太史令，炀帝改为太史监。[2]《唐六典》对太史令的职掌记载曰：“所见征祥灾异，密封闻奏，漏泄有刑。”[3]由于关涉天人之际的神异力量，太史监的星占结果需要按时向皇帝汇报，并且严禁泄密，外界难窥究竟。而在后代修史时，由于无法对天象记载的真实性做出推算，不免对相关史事做出主观性的判断。其中，比较典型的案例是隋代的太史令袁充(544—618)。《隋书》关于袁充的记载说他“假托天文”、“变动星占”、“厚诬天道”([2]，1612- 1613页)，亦即将其视为“伪造”天象之人。当代学者黄一农也认为，“袁充伪造天象的次数似乎颇为可观，而伪造之迹亦颇明显”。[4]然而，我们应当注意到，炀帝(569—618)“自晓占候卜相，好为吴语；常夜置酒，仰视天文”[5]，且又曾“遣宫人四十人，就太史局，别诏袁充，教以星气，业成者进内，以参占验云”([2]，505页)。那么，无论《隋书》本传的指斥还是黄一农的批判，均无法解释一个问题，即如果袁充伪造天象上奏，如何能够骗过通晓天文星占的炀帝，且内廷另有一套天文占候机构，袁充又怎能使其上报结果与己一致？所以，袁充伪造天象事应非如本传记载那样简单。本文尝试做一探讨。

1 袁充上奏天象考察

《隋书》的记载中，说袁充“假托天文”。在当时的语境中，“假托”是何意？《陈书·虞寄传》载：

寄知宝应不可谏，虑祸及己，乃为居士服以拒绝之。常居东山寺，伪称脚疾，不复起。宝应以为假托，使烧寄所卧屋。[6]

上文言虞寄(510—579)“伪称”脚疾，陈宝应(？—564)以其脚疾为“假托”，可知“假托”为假装、伪装之意。再如北周武帝(543—578)杀宇文护(513—572)后，“阅其书记，武帝亲自临检，有假托符命，妄造异端者，皆致诛戮。”([2]，1765页) “假托”与“妄造”并列，则意相近，为伪造。《隋书·艺术传》序中的“或假托神怪，荧惑民心”([2]，1764页)，应为假造、虚构之意。

此外，唐玄宗(685—762)开元三年(715)诏中的“比者白衣青发假托弥勒下生”[7]，意为假装、假扮、假冒。天宝时期(741—756)，有人“假托官钱将入京私用”([7]，5686页)，为造假、假冒之意。宪宗(778—820)元和二年(807)，“禁邮驿假托乘券”([7]，988页)，也为假造。据笔者统计，《隋书》及两《唐书》中“假托”共出现17次，其中约13处词义为“造伪”、“假造”、“假装”之类，其余有“依托”、“凭借”等意。基本可以认为，“假托”在隋唐时期大多有伪造、假造之意。《隋书》对袁充“假托天文”的评价，应是指其妄造、伪造天象，如黄一农所言，“袁充伪造天象的次数似乎颇为可观”。那么，袁充“伪造”天象一事，是否符合史实？

据《隋书·袁充传》记载，充仕南朝，陈灭后入隋，“性好道术，颇解占候”，因而为太史令。本传记载其第一次上奏星象异变事曰：

时上将废皇太子，正穷治东宫官属，充见上雅信符应，因希旨进曰：“比观玄象，皇太子当废。”上然之。([2]，1610页)

在废勇立广一事中，袁充上言主废太子的天象，因而被史官诟病。关于此“玄象”，《隋书·天文志》曰：

二十年十月，太白昼见。占曰：“大臣强，为革政，为易王。”右仆射杨素，荧惑高祖及献后，劝废嫡立庶。其月乙丑，废皇太子勇为庶人。明年改元。皆阳失位及革政易王之验也。([2]，612页)

即以开皇二十年(600)十月太白昼见为废杨勇(？—604)之兆。《高祖纪》将太白昼见系于十月三日(600年11月14日)。([2]，45页) 太白即金星，正常情况下白天不可见；如果金星较亮，并且距太阳角度较大，白天是可以被观察到的。据计算，此日金星视星等为-4.51，日角距为43.7。[8]，符合昼见条件。杨勇确在此星象发生6日后被废。但是，《天文志》并未记载此上奏的时间。《资治通鉴》载：

太史令袁充言于上曰：“臣观天文，皇太子当废。”上曰：“玄象久见，群臣不敢言耳。”([5]，5684页)

《通鉴》将此事系于八月，并非太白昼见的十月三日，且文帝(541—604)回应言“玄象久见”，可知袁充上言的这条星象已经发生很久了，文帝早已得知。由此看来，袁充上奏之天象应非十月三日的太白昼见。

关于此事，《隋书·杨勇传》有条记载需要注意。在遭到晋王杨广及杨素(544—606)等人的进攻后，杨勇采取了一些应对举措：

勇颇知其谋，忧惧，计无所出。闻新丰人王辅贤能占候，召而问之。辅贤曰：“白虹贯东宫门，太白袭月，皇太子废退之象也。”以铜铁五兵造诸厌胜。又于后园之内作庶人村，屋宇卑陋，太子时于中寝息，布衣草褥，冀以当之。([2]，1232页)

面对杨广的步步紧逼，杨勇似乎显得手足无措，只能求助卜人，欲图以厌胜手段取得胜利。王辅贤(生卒年不详)对杨勇上言的两条“皇太子废退之象”，其一是白虹贯东宫门，二是太白袭月。白虹属于大气现象，无法推算，后一星象则可加以计算。查距杨勇被废最近的一次太白袭月，在开皇十九年五月二十七日(599年6月25日)，月球将金星完全掩盖(1)本文利用Skymap、Stellarium两款天文软件计算，之后将结果与史料比对。，则知王辅贤所言此象确曾发生。检《开元占经》所录太白袭月的占辞，京房《易传》曰：“月与太白会宿，太子死。”《荆州占》曰：“月与太白聚合宿，其国立太子，期不出一年。”[9]太白袭月，确不利太子。开皇十九年五月二十七日的太白袭月，距离袁充上言“皇太子当废”一年余，符合文帝所言“玄象久见”。既然太白袭月确曾发生，则袁充上奏不利太子的天象应非捏造。

《隋书·袁充传》记载袁充第二次上奏天象曰：

其后荧惑守太微者数旬，于时缮治宫室，征役繁重，充上表称“陛下修德，荧惑退舍”。百僚毕贺。帝大喜，前后赏赐将万计。时军国多务，充候帝意欲有所为，便奏称天文见象，须有改作，以是取媚于上。([2]，613页)

袁充上书中提到“荧惑守太微”。太微即太微垣，是三垣的上垣，在紫薇垣下的东北角，位北斗的南方，大抵相当于室女、狮子和后发等星座的一部分。太微有政府的意思，所以星名多用官名。[10]如《隋书·天文志》曰：“太微，天子庭也，五帝之坐也，亦十二诸侯府也。”([2]，532页) 荧惑，即火星，又称赤星、罚星、执法等。“荧惑”两字本身有令人迷惑之意，如《逸周书》曰：“绩阳强力西征，重丘遗之美女，绩阳之君悦之，荧惑不治。”[11]在星占学上，荧惑常与战乱、疾病、饥饿等联系在一起。《史记·天官书》曰：“荧惑为勃乱，残贼、疾、丧、饥、兵”，“荧惑为孛，外则理兵，内则理政，故曰：‘虽有明天子，必视荧惑所在’”。[12]“守”指某星在某处由顺行(自西向东)转为逆行(自东向西)或由逆行转为顺行，并在此停留一段时间的现象。《开元占经》卷64《分野略例》载：“石氏曰：居之不去为守，甘氏曰：徘徊不去其度为守。《文耀钩》曰：留不去为守。”([9]，612页) 荧惑犯、守太微是个不祥之兆。如郗萌(生卒年不详)曰：“荧惑犯太微，天下不安”。([9]，132页) 《隋书·天文志》也载此次荧惑入太微，“炀帝大业元年六月甲子，荧惑入太微，占曰‘荧惑为贼，为乱入宫，宫中不安。’”([2]，613页) 据计算，大业元年六月六日(605年6月27日)，荧惑顺行，距太微西上将不足1度，可视为“犯”[13]；六月十八日(7月9日)，犯右执法。据此，袁充此次上言的天象并非捏造，只是他并没有直奏天象占辞，而是将荧惑退舍这种自然现象归功于炀帝的修德，确显谄媚。

炀帝大业后期，由于常年的肆意建设及频繁对外征伐，超过民力所能承受的极限，内乱频仍，突厥也不再顺从。面对这种棘手的情况，炀帝焦虑万分，“心不自安”。此时袁充“假托天文，上表陈嘉瑞，以媚于上”曰：

……谨按去年已来，玄象星瑞，毫厘无爽，谨录尤异，上天降祥、破突厥等状七事。

其一，去八月二十八日夜，大流星如斗，出王良北，正落突厥营，声如崩墙。其二，八月二十九日夜，复有大流星如斗，出羽林，向北流，正当北方。依占，频二夜流星坠贼所，贼必败散。其三，九月四日夜，频有两星大如斗，出北斗魁，向东北流。依占，北斗主杀伐，贼必败。其四，岁星主福德，频行京、都二处分野。依占，国家之福。其五，七月内，荧惑守羽林，九月七日已退舍。依占，不出三日，贼必败散。其六，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夜，有流星赤如火，从东北向西南，落贼帅卢明月营，破其橦车。其七，十二月十五日夜，通汉镇北有赤气亘北方，突厥将亡之应也。依勘《城录》，河南洛阳并当甲子，与乾元初九爻及上元甲子符合。此是福地，永无所虑。旋观往政，侧闻前古，彼则异时间出，今则一朝总萃。岂非天赞有道，助歼凶孽，方清九夷于东獩，沉五狄于北溟，告成岱岳，无为汾水。([2]，1612- 1613页)

大业十二年(616)，袁充上奏去年7件祥瑞，认为是突厥的威胁及内部民变终将平息之象。炀帝看到上疏后“大悦”，以充为秘书监，此后“帝每欲征讨，充皆预知之，乃假托星象，奖成帝意”。([2]，1612- 1613页)

关于袁充上言大业十一年7条异象，黄一农指出：其中有4则为流星，1则为运气，此皆属事后无法查证之象；“七月内，荧惑守羽林，九月七日已退舍”的记载，“亦与实际天象不合，由此可见其用心”。[4]7条异象中，的确大部分为流星及大气现象，无法推知，但第4及第5条是可以推算的。第4条“岁星主福德，频行京、都二处分野”。岁星，即木星，为木精，位在东方，于时为春，于五常为仁，论占为福德，所以凡岁星所居之国，将有福，五谷丰昌，不可伐而可以伐人。[14]岁星每年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12年周天([12]，1567页)，古人用其纪年，因而名之。 “京、都”，即长安及东都洛阳。古人认为天上的区域对应着陆地诸国、州，十二次对应十二野。“分野”是将天空中的二十八宿与地上的十二州(次)对应起来认识的一种模式，进而成为官方天象预言的基本依据，其特点是对灾祸降临的地理区域和空间范围给予大致的确定。[15]据《晋书·天文志》，“自东井十六度至柳八度为鹑首”，“秦之分野，属雍州”；“自柳九度至张十六度为鹑火”，“周之分野，属三河”[16]，则知所谓“京、都”二处分野，范围在从东井16度、鬼宿、柳宿、星宿，直到张16度之间。计算木星此时位置，大业九年七月(613年8月)入井宿，大业十二年闰五月(616年7月)离开张宿入翼宿，则木星确在长安、洛阳分野停留近三年。既然根据星占理论，岁星“所在之宿，国分大吉”[17]，那么袁充“依占，国家之福”确实可以说得通。

第5条，“七月内，荧惑守羽林，九月七日已退舍。依占，不出三日，贼必败散”。前文提及黄一农认为此条“与天象不合”。羽林军星官共45星，三三而聚，散在营室的南方，属于二十八宿中的室宿，位于现代星座的宝瓶座。据计算，大业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615年8月21日)，荧惑在羽林军东奎宿顺行转逆行，九月十一日(10月8日)在羽林军北逆行转顺行出。所以，上奏所言此条天象基本贴切。关于该象，《隋书·天文志》也说在七月，但占辞为“卫兵反”([2]，614页)。由于荧惑为灾星，羽林军又为皇帝侍卫，因而荧惑守羽林确为凶象。查《开元占经》所载荧惑犯羽林占辞，也多主不吉。([9]，386- 387页) 这条与上文荧惑犯太微事类似，袁充避重就轻，没有上奏凶象占辞，而是将凶象褪去，视为人君修德之应。但是，荧惑守羽林确曾发生，并非如黄一农所言与天象不合。黄文言“大业六年，天下盗贼四起。袁充为媚上而奏七则天象”，可知，其将袁充上奏的大业十二年误为六年。

上面对袁充上奏的天象中可计算的4条进行了分析：(1)开皇十九年五月太白袭月，确曾发生；(2)大业元年六月荧惑犯太微，也曾发生；(3)大业九年至十二年岁星行长安、洛阳分野，与计算结果相合；(4)大业十一年七月，荧惑守羽林，也基本准确。至于本传中所提到的流星及大气现象，现今无法推算，但并不能以此将之视为虚无。由此可知，袁充的上奏中并没有“假托天文”——伪造天象之实。但是，为何对他形成了这种评价？这便是我们下面将要讨论的内容。

2 “影短日长”说与袁充恶评的形成

《隋书》关于袁充的记事中，除诸条天象上奏外，还有他宣传的“影短日长”说(以下简称“日长说”)。此说由张胄玄(生卒年不详)和袁充先后提出，并在与张宾(生卒年不详)、刘焯(544—610)的历争中占据上风。袁、张二人主张，隋兴之后，在洛阳的测影结果越来越短，这是由于太阳更靠近极点，白昼变长，接近唐尧时代，是大隋“上感乾元”的“圣王祖功”所致。([2]，1161页) 文帝因之大悦，在朝堂谓百官曰：“景长之庆，天之佑也。今太子新立，当须改元，宜取日长之意以为年号”([5]，5964页)。之后改元仁寿。黄赤交角在短期内变化较小，对影长的影响几乎不可测。有学者认为，影长测算结果差异很可能是地理因素造成，并非白昼真的变长，但张胄玄和袁充对此避而不谈，以迎合文帝的心态。[18]

历代对袁充所宣称“日长影短”之说基本持批判态度。上奏之初，文帝咨询天文学者庾季才(515—603)的看法，“会张胄玄历行，及袁充言日影长。上以问季才，季才因言充谬。”([2]，1767页) 文帝大怒，将庾季才免职。后李淳风(602—670)在《隋书·天文志》评价曰:“案日徐疾盈缩无常，充等以为祥瑞，大为议者所贬。”([2]，525页) 宋人王应麟(1223—1296)批评曰:“日无渐长之理，而袁充言之。汉文、隋文皆以是改元。汉文悟平之诈，而隋文终受充之欺，此存亡之判与？”[19]叶适(1150—1223)认为：“隋有张宾、张胄玄、刘焯，焯为胄玄、袁充所排，而术家服其精。然方其时，君蔽臣谄，往往诬天席宠以售其术，如历差日长之类，固不足凭；而焯为儒者，乃与之较是非耶!”[20]

以上所列举的是对袁充日长之说的抨击。除主张日长说不合实际之外，为何袁充并没有凭空捏造天象，《隋书·袁充传》却要说其“假托天文”、“变动星占”呢？首先可以看同书《天文志》对其评价：“袁充素不晓浑天黄道去极之数，苟役私智，变改旧章。其于施用，未为精密。”([2]，528页) 李淳风的评论主要仍在于日长说的荒诞不经，认为其专业知识不完备，所更改的律历不够精密。李淳风在其著作《乙巳占》中对袁充评价曰：“吴人袁充，典监斯任。口柔曲佞，阿媚时君。诳惑文皇，谄谀二世。每回灾变，妄陈祸福。以凶为吉，回是作非。先意承颜，附会神理。劝桀行虐，助纣作婬。”([17]，66页) 在李淳风的口中，并没有说袁充“假托天文”，而是说他“妄陈祸福”、“以凶为吉”、“先意承颜，附会神理”。其原因应在于，任职太史局的李淳风[21]，深知天文官员的工作流程，了解伪造天象欺君之事一旦暴露，会受到怎样的惩罚。唐律便有规定：“诸诈为瑞应者徒二年，若灾祥之类而史官不加以实对者加二等。”[22]因而他并不认为袁充会捏造天象。且在读到袁充相关记事时，熟知星占理论的李淳风不难分辨这些异象的占辞实为凶，而袁充竟将之粉饰为吉象。这也就是李批评袁“妄陈祸福”、“以凶为吉”的原因。

《隋书》将王劭(生卒年不详)、袁充二人合传，刘知几(661—721)在评价此卷时，曰：“如《隋书》《王劭》、《袁充》两传，唯录其诡辞妄说，遂盈一篇。寻又申以诋诃，尤其謟惑。”他从史书的劝诫功能上予以批评，认为本传先录诡辞妄言，后又加以呵斥，不如将二人事“遗而不载”。浦起龙(1679—1762)按语曰：“观两传所录诡辞，其人谅不得为纯臣矣。但袁充无别见，若劭则平生著述，实非一种。《隋书》一概抹煞，而独扬其所丑，实于史体有乖”，“人尽丑之”，“意显出于偏抑”。[23]浦起龙已经清晰意识到，《隋书》对二人的恶评是“独扬其所丑”，传主并非全无建树。袁充原为南陈官员，陈亡入仕隋朝。仁寿四年(604)，陈后主薨。([6]，117页) 袁充与许善心、虞世基等陈朝旧官同往送葬，炀帝甚恶此事。([2]，1428页) 从袁充等人对旧主眷恋之情来看，其并非完全奸佞之臣。《隋书》之所以对袁充大加笔伐，应有史官的历史意识在其中。

贞观十年(636)，梁、陈、齐、周、隋五代史修成奏上[24]，太宗(598—649)评价曰：“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7]，6342页)。雷家骥指出，太宗本人具有浓重的历史意识，意欲透过读书以吸取为君治国之经验，使自己能入史不朽。在即位前后，与人论学，其旨趣不仅在多识前言往行，他们所讨论的，主要在历史变动的因果关系和价值道理，俾能掌握及运用。[25]而隋代作为盛极一时又瞬时崩塌的胜朝，其历史教训被贞观君臣格外重视。梁、陈、齐、周4书，虽然都是贞观三年(629)奉诏修于秘书内省，并由房玄龄、魏征总监，但还是以前奉诏而修的一种延续，只不过被纳入官修的统一规划之中而已。[26]而《隋书》作为五代史中严格意义上唯一一部官修正史，其鉴诫思想、为政治服务的意识更加浓厚。监修《隋书》并主编纪、传部分的魏征(580—643)在对太宗的上疏中曰：“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臣愿当今之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27]魏征等殷鉴前隋，把亡国之君的得失作为本朝皇帝“取鉴”的基本内容([26]，36页)，因而在面对袁充以异象谄媚炀帝的记载时，秉持“贤者记其治，不贤者彰其事”([12]，4011页)的修史原则，自然要对在隋帝国风雨飘摇之际仍粉饰太平的袁充大加笔伐，以警示来者。

对不贤之人“彰其事”是史官下笔时多多少少会秉持的一个指导思想，如《册府元龟》便将袁充事系于“奸佞”条([7]，11041页)。在唐代，太史局的工作有其特殊性。如景龙二年(708)有诏，百官奏事，需先经中书门下，而“若有秘密，未应扬露，及太史官，不在此限。”([24]，556页) 《唐六典》对太史局的规定曰：“所见征祥灾异，密封闻奏，漏泄有刑。”[3]玄宗(685—762)开元十年(722)，规定“其卜相占候之人，皆不得出入百官之家”([5]，6751页)，严禁天文官员与百官私下交流。魏征虽有宰相之尊，但无权过问太史局工作，因而在书《袁充传》时，对神秘的太史局工作充满了幻想。当他看到庾季才等人对袁充“日长影短”说的批判，及袁充在亡隋之际仍上言“吉象”以慰圣心，自然认为这些天象是袁充所捏造，在传尾的“史臣曰”中发出“充变动星占，谬增晷影。厚诬天道，乱常侮众”的评论。而深明太史局工作流程的李淳风，对袁充的批判仅仅集中于其在占辞方面的“妄陈祸福”、“以凶为吉”。这体现出的是从业人员的严谨与非职业人员想象的区别。

隋炀帝与袁充这对通晓天象的君臣，在面对隋亡之际的种种异象时，他们很难不知“以凶为吉”的粉饰是种精神鸦片式的自我沉醉。在宋人的一部小说《隋炀帝海山记》中，便有这么一段君臣对话：

帝未遇害前数日，帝亦微识玄象，多夜起观天。乃召太史令袁充问曰：“天象如何？”充伏地涕泣曰：“星文大恶，贼星逼帝坐甚急，恐祸起旦夕，愿陛下遽修德灭之。”帝不乐，乃起。便殿抱膝，俯首不语。乃顾王义曰：“汝知天下将乱乎？汝何故省言而不告吾也？”……义曰：“臣不早言，言即臣死久矣。”[28]

《史记·天官书》说贼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数动有光，出则祸合天下”([12]，1590页)，可推测贼星应为流星或彗星，古人认为它预示凶祸。至于“帝坐”，三垣之太微、紫薇、天市中央均有“帝座”，不知所指为何。“贼星逼帝坐甚急”，即流星、彗星袭帝座，现在无法推算。该小说成书时间较晚，且君臣对话过于鲜活，似乎难以视为信史，但其内核并非无中生有，如隋炀帝识天象等。且《册府元龟》曰“(炀)帝见海内渐乱，玄象错谬，内怀忧恐”([7]，10220页)，则炀帝有对凶恶异象的忧惧。《资治通鉴》载：“帝自晓占候卜相，好为吴语；常夜置酒，仰观天文，谓萧后曰：‘外间大有人图侬’……又尝引镜自照，顾谓萧后曰：‘好头颈，谁当斫之!’”([5]，5885- 5886页) 《资治通鉴》将此事系于大业十四年(618)三月，是月十日炀帝遇弑。依据该记事，江都难作前夕，炀帝观测到主叛军入宫的天象。查此月天象记事，《隋书》本纪及《天文志》均未载。《新唐书·天文志》曰：“义宁二年三月丙午，荧惑入东井。占曰：‘大人忧。’”[29]义宁(617—618)是隋恭帝杨侑的年号，三月丙午为三月一日(618年4月1日)。据计算，该年二月二十四日(3月25日)，荧惑便已入井宿。巫咸曰：“东井，水星也”。《孝经章句》曰：“东井为天渠”。《百二十占》曰：“东井为天池”。([9]，595页) 则知东井主水，或许正因水克火，因而荧惑入井宿不祥。查《开元占经》占辞，确有主兵乱、犯上之说。([9]，343页) 因此，炀帝三月所谓“外间大有人图侬”，并发出“好头颈，谁当斫之”悲叹的天象，有可能便是此次荧惑入东井。《资治通鉴》所载炀帝观测到异象，因而意志消沉的记载，应可取信；至于袁充是否向炀帝禀告了此次凶恶天象，已难以确定。但是，无论史书的记载，还是在唐五代人们之间流传的故事中，都说明自我麻痹又深谙天文知识的炀帝，不会不懂天象的真实寓意。“以凶为吉”的袁充，只是在向炀帝说出他最想要听到的话，以缓解其焦虑情绪。袁充在伪造天象与冒死上谏两者之间选择了中和，即星象仍要如实汇报，但避重就轻，转换星占解释的角度，以祸为福，将灾象粉饰为吉象。袁充并非大奸大恶之徒，在江都之难前，或许如《隋炀帝海山记》所录故事一般，有向炀帝进谏事。只是出于鉴诫考虑，唐初史官不采证明袁充臣心未泯的记事，因而会有《袁充传》的整篇抨击文字。

从袁充一事可以看出，天文官员向皇帝陈奏时，并非如后人所臆想的可以任意捏造天象。现存唐代判文中，司天历生即使犯了“轻于秒忽”、“失以毫厘”这样的错误，都会受到“置棘之刑”的处罚。[30]天象不难被观测，君主一旦发现太史局官吏对自己有所欺骗，后者将会遭受灭顶之灾。他们所能做的往往是在占辞上下功夫，揣测圣意之后向皇帝禀告他最想听到的结果。也就是说，袁充“假托天文”、“变动星占”一事并非实质上的造伪，而是解释上的附会。这种情况，袁充并非特例，如白居易《新乐府·司天台》诗曰：“耀芒动角射三台，上台半灭中台坼。是时非无太史官，眼见心知不敢言。明朝趋入明光殿，唯奏庆云寿星见”[31]。司天台官员无视厄象，次日仅上言庆云寿星见，以迎合上意。虽然现存史籍中的天象记载有很多错误，但这些错误并非全为古人所任意捏造。君主、史官的意志对史料的形成有很大影响，但若将天象视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或许显得有些武断。

3 相异占辞及《隋书·天文志》的执笔意图

在对袁充“假托天文”事讨论之后，我们也可引出对《隋书·天文志》一些编纂问题的思考。

前文提到，同一星象，《天文志》与《袁充传》的占辞截然不同。首先是开皇十九年七月太白袭月，无论太子杨勇的占人，还是文帝得到的密报以及袁充的上奏，都将之视为太子将废之象。而《天文志》则将次年十月的太白昼见与废勇立广联系，占曰“大臣强，为革政，为易王”，认为是“阳失位及革政易主之验”([2]，612- 613页)；第二，大业元年六月，荧惑入太微，《天文志》占曰“荧惑为贼，为乱入宫，宫中不安”([2]，613页)，袁充则曰“陛下修德，荧惑退舍”；第三则是大业十一年七月荧惑守羽林，袁充将荧惑的退舍认为是“不出三日，贼必败散”之兆，《天文志》则占“卫兵反”([2]，614页)。

同一星象，为何史书中记载的占辞却大不相同？根据《天圣令·杂令》复原的唐令规定，天文官吏“仰观所见，不得漏泄。若有祥兆、灾异，本监奏讫，季别具录，封送门下省，入起居注。年终总录，封送史馆。”注曰：“所送者不得载占”。[32]基本沿袭唐《永徽令》的日本《养老令》也有此令文，注曰“所送者不得载占言”。[33]太史天文记录除上报皇帝外，还会送往门下省及史馆，但封送史馆的记事要将占辞剔除，这应该是出于防止天文秘密泄露而引发社会混乱的考虑([15]，68页)。那么，唐代实录、国史的天文记载中，应是没有占辞的。隋代有无类似规定，现已难窥究竟。从《隋书·天文志》与《袁充传》同一天象的不同占辞来看，《天文志》修撰时应没有采纳隋代太史监的占辞。翻阅《天文志》大业时期记载，几乎每条天象都有对应占辞。如大业十二年五月朔，日有食之，占曰“人主亡”，“其后宇文化及等行杀逆”。同月，“大流星坠于吴郡，为石，占曰：‘有亡国，有死王。’”再之后，又发生陨石、流星犯羽林、枉矢犯南斗等星象，“占曰：‘主以兵去，天之所伐。’亦曰：‘以乱代乱，执矢者不正。’后二年，化及杀帝僭号，王充亦于东都杀恭帝，篡号郑。皆杀逆无道，以乱代乱之应也。”([2]，614页) 再如十三年：

五月辛亥，大流星如瓮，坠于江都。占曰：“其下有大兵战，流血破军杀将。”六月，有星孛于太微五帝座，色黄赤，长三四尺所，数日而灭。占曰：“有亡国，有杀君。”明年三月，宇文化及等杀帝也。十一月辛酉，荧惑犯太微，日光四散如流血。占曰：“贼入宫，主以急兵见伐。”又曰：“臣逆君。”明年三月，化及等杀帝，诸王及幸臣并被戮。([2]，614- 615页)

大业十三年的三条天象，与十二年诸象占辞相似，均指向宇文化及江都弑帝。在《天文志》的叙述中，大业末年的诸多天象如末世降临一般，全部指向炀帝的被弑、帝国的崩溃。

这些占辞，应是李淳风根据占书及个人星占学知识所做的选择。在后见之明及强烈的殷鉴思想下，主观排序了一系列天象征应叙事。后人读来，不由得认为隋帝国的灭亡不仅是违人和的咎由自取，更是逆天意的必然结果。正是由于天命弃隋，所以正统自然要转移到李唐一方。所以，李淳风修《天文志》，在排列隋亡之际的诸多异象时，应有自觉及不自觉两个方面：不自觉之处在于，既然以后见之明得知隋在大业十四年灭亡，笃信天文星占的他自然会将此前诸多异象视为亡隋之征，因而在修志时选择凶象记录，占辞也倾向于君主被弑、国家倾覆这种大凶之语；而其自觉之处则是，修《隋书》肩负着殷鉴前隋，以及证明李唐正统性的使命，因而要在天象叙事上列置隋亡的必然性，隋“失其鹿”，而李唐得之。这是我们在读《隋书·天文志》时需要注意的一点。

袁充伪造天象记事的形成，始源于他在开皇末期为应和上意主张“影短日长”遭致广泛的批判；加之在废勇立广一事中，上言太子当废的天象，站在了晋王杨广一方；且在帝国飘摇之时，仍粉饰天象占辞以求得炀帝的欢心。这诸多谄媚之行，导致无论当时还是后世，均将他视为奸臣。通过对史书所载袁充上奏天象的考察，可以发现他并未捏造天象记录，而史官以“假托天文”、“变动星占”抨击之，正是“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34]袁充是奸臣，因而便要承受更多“恶”名。在《天文志》的叙事中，未采《袁充传》的占辞，而是李淳风根据隋代天文记载，自行占卜，序列凶象及凶占。于是，如今看到的天亡杨隋叙事得以形成。这种记事，偏离了隋代历史的本相，只是唐初史官意识世界的一种映射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