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卖鱼30年

一

那时我还在赣州某报社做美食编辑，下了班，打算回家做道“赣南小炒鱼”给家人吃，又怕自己不太会处理鱼，便在鱼摊前犹豫不决。最终，还是鱼贩先开的口。

“小伙子，想买鱼啊？”

“嗯，准备做个小炒鱼。”

鱼贩笑眯眯地说：“哎呀，阿姨这里正好有1斤多的草鱼，做小炒鱼正合适，今天都快卖完了，便宜点给你。”

得到我的默许后，她麻利地捞起一条鱼，摔晕刮鳞，取出内脏。

我暗自打量起面前这个忙碌的女人：身材矮小，头上顶着时髦的金色大波浪，和穿着的防水胶衣、胶鞋格格不入，棱角分明的脸上嵌了一双丹凤眼，唇上还抹了口红。

这个阿姨还蛮讲究的嘛，我心想。这时，她突然起身，把杀好的鱼装进袋子递给我：“小伙子，鱼我已经给你剁好了，回家冲一下就可以做。”

我打开一看，鱼身已经切成了大而均匀的薄片，鱼头和鱼尾整齐地码放在上面。我付过钱，连连道谢，阿姨挥挥手：“下次再来啊！”

从那以后，我买鱼都只到金发阿姨这里买，听市场里的人都叫她谢阿姨。一回生二回熟，每次去买鱼，谢阿姨都拉着我聊家常。

2020年10月，“社区团购”在赣南这座三线小城遍地开花，光我住的小区，就有3家平台、8个自提点。架不住“击穿底价”的宣传，我也在平台上买过1分钱一斤的脐橙、18元一斤的猪蹄和5元一条的鱼。

“便宜就行了，随随便便解决一顿，又不用出去买，方便一点儿。”家人都这么宽慰自己。但我是对“吃”很看重的人，没过几天，我又来到了谢阿姨的鱼摊上。

市场没有原来那么热闹了，下午6点，大部分的摊贩都收铺了。以往这个时间，可是菜市场的“晚高峰”。我穿过一排冷清的商铺，来到一盏白色长管灯前。谢阿姨面无表情地坐在鱼摊上，见我来了，才打起笑脸：“小伙子，来了啊！”

我朝四周扫了一眼，坐在了谢阿姨刚才坐的椅子上，像平常那样打开话匣子：“阿姨，现在到处都是社区团购的广告，很多人在社区团购上买鱼了，你知不知道？”

谢阿姨放下了手里的鱼，看着我说：“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她用手点了点周围的摊贩：“就是这个社区团购，搞得我们这段时间都没生意做。”

二

谢阿姨本名谢宝珍，1970年出生在赣州的水西镇。

当年的赣州除了城区，基本上都是山路。托了上天的福，谢阿姨家离赣江并不远，每逢农历双数客家人“赴圩（集市）”的日子，夫妻俩就去江边买鱼。买来的鱼用搪瓷盆装着，再用担子挑到赣县、虎岗等离江边较远的乡镇去卖。

那段日子虽苦，但讲起来，她眼睛却是闪着光的。

1993年，赣州卫府里改造成为农贸市场。谢阿姨认为机会来了，便和丈夫商量，用卖鱼存的钱，租了一个小商铺。如今看来，她的决定是对的。市场建成后的很长时间，逛卫府里市场都是赣州人的潮流。

“那时候生意好哇，最多的时候我们租了6个铺子！”谢阿姨翘起大小拇指比了个“6”。挣了钱的谢阿姨在水西盖了一栋房子，成了当地最早盖水泥房的人家，逢年过节，亲戚都聚到她家。

然而，舒坦的日子并未持续太久。1999年，谢阿姨的丈夫患上了肠癌。积蓄都拿去给丈夫治病了，往时逢年过节必到的亲戚开始躲着谢阿姨，怕她管自己借钱。家里除了当初盖的水泥小楼，什么都没有了。

丈夫去世后，她打算在仅余的摊位上继续做下去。好歹她也是老商販，熟人多，门路广，前些年开拓市场，维系了一批固定的采购商，一个月稳扎稳打也能挣6000多元，若碰上酒店、大排档进货多，还能赚更多。然而如今看来，这个目标是越发不可能实现了。

三

团购App页面上闪着“今日红包福利”，点击后便弹出信息：您已获得85.59元，推广提现。还有1分钱一份的蔬果，做任务就能领。

我问谢阿姨怎么看待这些营销策略，她不以为然地说：“虽然我做的这个是小生意，但是做生意的人都一样，是不可能亏的。”

听她说完，我一阵默然。到家后，我的内心良久不能平静，思来想去，向单位请了4天假，决定去谢阿姨的摊位上帮忙。

第二天早上，我6点就来到谢阿姨的鱼摊前，但还是晚了一步——谢阿姨的鱼摊在凌晨3点就忙开了。天还没亮，她就拿着酒店的预定单，去仓库逐个备货。有条件的大酒店一般都有养鱼池，送活鱼去就行;连锁餐厅和大排档则没有，她要一条一条把鱼杀好，去鳞去内脏，打好包，等酒店的人来取，或是在午市开业前送过去。

等我赶到时，她已经把这些活忙完了。

12月底那几天，赣州只有3摄氏度，菜场的阴暗潮湿让寒冷变得更加刺骨。谢阿姨坐在椅子上，眯着眼，满是老茧的手冻得通红。

早上7点30分，天亮了，按理说，该到了老头儿、老太太集体出门买菜的时候，可我环顾四周，发现市场依旧冷冷清清。

时针指向10点，终于来了第一位客人。他要了一条雄鱼，我穿好围裙，学着谢阿姨的模样，麻利地从水里捞出一条鱼。

刮鳞是个细致活儿。我翻来覆去刮了几遍，又从上到下摸了一遍，确保都干净了，再从鱼头处下刀，把鱼剖开，除去内脏，将鱼泡单独拎出，给客人留好。

把鱼递给客人后，我们收到今天的第一笔进账：39元。我脱下围裙，理了理沾满鱼鳞的头发，谢阿姨望向我，笑着问：“好玩儿吧？”

之后陆续来了两三个客人，买的都是一斤多的草鱼。有一回，客人在摊前驻足，我微笑着迎上去：“师傅，您要什么鱼？”

“小伙子，你们这鲈鱼和草鱼怎么卖哦？”

“草鱼7元钱一斤，鲈鱼13元一斤。”

话音刚落，那人头也不回地走了——在社区团购App上，鲈鱼9.9元一条，草鱼一斤只要2.99元。

雄鱼卖出的39元，竟成了当天最大的一笔零售额。

四

在鱼摊帮工的第二天，我依旧是早上6点到。

家人觉得我去帮工实在是多此一举，“随便看几篇报道也能写出来”。我没理会，想着做事还是要脚踏实地。

这天有5家餐厅订了货，但都没有配货员，要谢阿姨亲自送过去。我是美食编辑，对赣州的餐厅了如指掌，便主动揽下送货任务。谢阿姨答应了：“到10点没人来买鱼了，我跟你一起去。”

10点过后，果然没客人了。订货的5家餐厅在我供职的报社做过推广，我和几位老板都颇有交情。然而那天，作为他们的“供货商”，我突然感到浑身不自然——据我所知，他们进得最多的草鱼和鲈鱼，到了夜市就会摇身一变，成为招牌菜“赣南小炒鱼”和“炭烤深海鲈鱼”，卖到48元或者88元一份。

生意做得最大的时候，谢阿姨曾经“拿下”过赣州大部分餐厅。如今还从她这儿进货的，就剩这么几家了。“餐厅什么便宜买什么，在那个社区团购上买，第二天货就送到门口。之前有几家都是我送的，现在都不来了。”

我安慰她：“三分天注定嘛。”谢阿姨闷闷地叹了一声，不说话了。电动三轮车停在餐厅门口，不等我搭手，她便抬起几十斤重的筐，一步一步挪向后厨。

送完鱼，我们回到市场继续营业。谢阿姨的手机响了，微信收款提示她已收到了当天的第22笔收款，后面是当天的营业总额，共计774元。接下来再送一家麻辣烫店订的鱼，当日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麻辣烫店开在商城步行街，是家新店。我提着切好的鱼片进了门，老板是个胖胖的女人，她接过袋子，轻声嘱咐我：“明天我们那单暂时别送了。”

“啊，为什么？”

见我一脸疑惑，她将我引到一个冰柜旁，用手指了指冰柜角落里堆着的袋装鱼片：“我们先用这个，团购上买的，看看好不好。”

五

帮工的最后一天，我打算早点到。凌晨2点30分，闹铃响了，一掀被子，我瞬间就后悔了——太冷了。那天，靠近广东的赣州，气温已降至零下1摄氏度。

来到仓库时，谢阿姨已经忙开了。见我来，她传给我几张单子：“按照上面酒店的需求，一条一条拿，杀好，用黑袋子装。”

仓库很昏暗，在白炽灯光的反射下，每条鱼背都是黑的，很难分辨。想着反正每种鱼都要，我先捞上来几网。大小不一的鱼在潮湿的水泥地上甩尾跳跃，污水飞溅在头发上、脸上、衣服上，我们俩毫不理会，用袖子擦一擦，就继续忙手上的事。

说实话，之前我没杀过生。初时杀鱼，我连看都不敢，要是旁人在边上观摩，一定觉得场面滑稽——一个大小伙儿蹲在地上，紧闭双眼，抿着嘴唇，一手抓鱼，一手拿起刀背，对着鱼头猛砸。

杀多了也就麻木了。到后来，我几乎是面无表情地把鱼拍晕，刮鳞，去内脏，然后丢到一边，一条，一条，又一条。

所有鱼货处理妥当后，已是清晨5点。昏暗的摊位里，我打开前置摄像头端详：我的眼角泛着血丝，头发则贴在脸上，流下一道道猩红的印迹，嘴里也是鲜腥的味道。我感觉自己好像一名午夜屠夫。

谢阿姨拍拍我：“小伙子，还好吗？”

“不太舒服，想吐。”我说。

她让我去洗把脸，漱漱口，还给我买了豆浆，说：“一开始是这样，做多了就习惯了。”

这些鱼送到顾客手上，就是无数人劳累一天后的晚餐、亲朋好友间宴客送人的佳肴，也算是有好的归宿——谢阿姨这么安慰我。

她说：“我们这些人，做的是杀生的活儿，所以更要善良。我卖鱼卖了30年，没做过亏心生意，我杀鱼也是为了养活我的两个女儿，这是天理，菩萨会原谅我的。”

想起十多年前人群熙攘的卫府里市场，我竟有恍如隔世的感觉。“只剩4个鱼摊了。”谢阿姨说，“原来卖鱼的有3排，12个鱼摊，大家都抢着租，现在这里都没人租了。”

那天的营业额只有446元，甚为惨淡。也许，这种惨淡日子也并不长久了。

临走前，我问谢阿姨：“要是哪天你不做了，会去哪里？”

谢阿姨朝我一笑：“我就去找我大女儿啊，她老早就不让我做了，觉得我辛苦，但我们是农村人，手脚闲不下来。”

我给她包了一个红包，她却怎么也不肯收：“你免费帮我做事，我还收钱，太不地道了。”

我拗不过她，就到隔壁商场买了些补品，放在鱼摊上，便离开了。

告别谢阿姨时恰好是中午放学时间，看着嬉闹走过的孩子，我感觉不到一丝波动，心情就像那天的天气，阴冷而平静。

（意 然摘自微信公众号“看客inSight”，本刊節选，刘程民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