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赵本夫的国民性书写

赵 磊 张光芒

“国民性”书写是现代以来历久不衰的创作母题，形成了鲁迅式的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为基本态度、以“国民劣根性”为核心叙事话语的经典写作范式。后世作家尽管从不同角度丰富着国民形象系列，但大多不脱这种文化视域和价值判断标准。到了赵本夫这里，国民性书写则为之一变，其在国民性格塑造、国民文化心理嬗变和国民价值追求等诸多层面呈现出独具一格的创作风貌。本文从赵本夫不同创作阶段出发，从“人与历史”“人与文化”“人与土地”等三个维度来探讨其小说中的国民性话语，并从中辨析其传承、更新和变异之处。

一、历史语境中的国民性批判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赵本夫创造了不少具有鲜明时代感的人物形象，其对国民性问题的思考是通过书写历史变迁中个体的生活变化和精神迁移表现出来的。1981年发表的处女作《卖驴》即是通过对孙三老汉从卖驴到不卖驴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由思想惶惑到自我解脱的心理转变的描写，反映改革开放初期农民思想的转变。随后的《‘狐仙’择偶记》则由黑嫂命运转折的叙事体现了新时代条件下农村妇女对自身爱情、婚姻、生活的自觉和自主意识，写出了人物的性格和心理转折。

赵本夫具有深厚的历史意识，由于长期深切的生活体验和深沉思索，他对农民群体身上的传统精神重负有着深刻的体认和理解。他很快摆脱了呼应时代新潮的单一创作模式，着重展示个体在历史链条中的生存困境，尤其是致力于探究个体在历史转折期的悲剧性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