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重释：“寻根”与寻找民族文化精神
——以阿城、韩少功、王安忆等作家的几篇小说为例

刘 艳

阿城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在《今天》发表作品，1984年发表成名作《棋王》（《上海文学》1984年第7期），这一年张承志的《北方的河》也在《十月》发表，引起广泛关注。《棋王》之后，阿城又发表了《树王》《孩子王》等短篇小说和总称为“遍地风流”的笔记体小说，创作数量并不很多，却给阿城带来巨大文名，成为当代文学绕不开的经典文本。《棋王》因被认为带有一种文化新质，被认为是促成杭州会议召开的因素之一。①陈思和：《杭州会议和寻根文学》，《文艺争鸣》2014年第11期。而在代表性的文学史论著中，阿城和韩少功又被并举，被认为是南北“文化寻根派”作家的代表：“ ‘文化寻根派’作家群中，北京的阿城和湖南的韩少功是很有代表性的两位。”①参见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282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下同。两位的《棋王》和《爸爸爸》被认为体现了不同类型的文化寻根意识，阿城代表的是“对传统文化精神的自觉认同而呈现出一种文化人格的魅力”②参见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282页。。阿城作于1985年的《文化制约着人类》，被视为是韩少功的《文学的“根”》之外，“寻根文学”的另一篇理论宣言。“三王”其实包括《棋王》《树王》《孩子王》，“三王”尤其《棋王》不仅是阿城代表作，而且堪称当代文学经典作品，殆无疑义。《棋王》之于阿城和中国当代文学的意义，以及阿城之于中国当代文学呈现为一种特异性存在样式及其意义，下面所引这段论述所表达的意思，大抵是不差的：

自1984年《棋王》出版……阿城形成的催眠场，至今魅力不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