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学文
“文史哲”不分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形态,也可以说是传统的方法论与散文形态。在这样的状态中,我们很难把某一种文体简单地界定为文学性的散文,或者说是历史著作、哲学著作。实际上他们是把这些被人们细分之后的多种特征统一在作品中的。以我初浅的认知来看,中国传统之“文”基本是以文学的手法来叙述历史,并在这种叙述中表达某种价值,或者说以文学的手法来讨论价值认知体系。当我们说中国文学的时候,实际上与中国的历史叙述分不开,也与中国的哲学思辨分不开。从《左传》《国语》这样的史学著作中,我们看到了很多活生生的人物——在叙述历史事件之外,还存在着十分生动的细节描写,细腻的情感表达,以及对不同人物语言的呈现等等,使这些史学著作变得活色生香、光彩照人。这些作品对事件与人物的选择,以及作者的论述,包括人物所体现出来的某种价值追求又非常突出地表现出浓郁的哲学意味。这种“文”的形态,一直到新文学革命时期仍然有着强劲的影响。胡适在讨论20 世纪之交五十年来的文学时,就认为其下半时段,也就是20 世纪初的二十多年,是古文学逐渐变化的历史,其中有几个小段落。一是严复、林纾翻译的文章;二是谭嗣同、梁启超一派议论的文章;三是章炳麟述学的文章;四是章士钊一派政论的文章①胡适:《胡适说文学变迁》,第80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