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乾龙
2012年修订《刑事诉讼法》针对未成年人犯罪增设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尽管学界对该制度的立法形式与内容颇有争议,但绝大多数学者对该制度的积极作用作了肯定,只有极少数人认为立法不宜增设该制度。①王敏远:《暂缓起诉制度探讨》,载陈光中、汪建成、张卫平主编:《诉讼法理论与实践——司法理念与三大诉讼法修改》,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00页;刘桃荣:《对暂缓起诉制度的质疑》,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年第3期。持肯定论者多属于制度改良派,认为应进一步完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②郑丽萍:《附条件不起诉之进一步构建——基于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之思考》,载《法学杂志》2012年第9期;葛琳:《附条件不起诉之三种立法路径评析——兼评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中附条件不起诉之立法模式》,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但至于该制度有哪些积极作用,鲜有论者进行深入论证。笔者认为,系统深入地了解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功用,可有的放矢地提出改良建议。本文拟对附条件不起诉的制度功能进行全面梳理论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应然意义上的制度改良建议,以期对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立法完善有所裨益。
起诉权内容与刑罚目的观变化息息相关。19世纪20年代以前,报应主义刑罚目的观在刑事司法领域处于统治地位。“无犯罪即无刑罚”、“有犯罪必有刑罚”成为司法者的共识。而有罪必诉的法定起诉主义理所当然地成为起诉权的全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