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

徐海涛

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周恩来年轻时赴日求学，回国投身五四爱国运动，后远赴欧洲勤工俭学，通过反复比较，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1921年，周恩来在巴黎参与创建旅欧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确定信仰后，周恩来说：“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1924年7月，26岁的周恩来奉命回国，此时他已经成长为一名信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职业革命家。他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漫长革命生涯中，矢志不渝，以毕生精力实践了自己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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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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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青少年时期，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社会危机空前深重，人民命运十分悲惨。1917年6月，19岁的周恩来以优异的成绩从天津南开学校毕业。面对国家危难和人民困苦，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他决定东渡日本留学。日本是中国的近邻，过去也遭受外国列强的欺凌，明治维新后逐渐强盛，这对国内的诸多抱有爱国热忱的年轻人充满了吸引力，周恩来也很想去看一看，并从中寻求救国的道路。

1917年8月底，周恩来给同学郭思宁写下“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的临别赠言，怀揣“邃密群科济世穷”的抱负东渡日本求学。

在日本期间，周恩来除学习外，还留意观察日本社会，细心研究日本国情，养成了每天写日记的习惯。周恩来的日记真实而详细地记载了他的学习、生活及思想发展情况。

周恩来在日记中写道：“无处不可以求学问，又何必终日守着课本儿叫作求学呢？我自从来日本之后，觉得事事都可以用求学的眼光看。日本人的一举一动，一切的行事，我们留学的人都应该注意。我每天看报的时刻总要用一点多钟。虽说是光阴可贵，然而他们的国情，总是应该知道的。”“现在的人总要有个志向，平常的人不过是吃饱了，穿足了，便以为了事。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1918年2月11日，是中国农历新年，周恩来在这天的日记中写下：“我平生最烦恶的是平常人立了志向不去行。”接着，他给自己提出了新的目标和要求：“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

周恩来在日期间，北洋军阀政府和日本政府秘密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激起旅日中国留学生的强烈反对。留日学生组织救国会，以示抗议。周恩来积极参加各种集会，散发爱国传单，并在日记中逐日记载事态的发展情况。1918年5月，周恩来加入旅日中国留学生的爱国团体——新中学会，并在入会仪式上发表了讲演，分析中国衰弱的原因。他认为“我们中国所以如此的衰弱的缘故，全是因为不能图新，又不能保旧，又不能改良”，并赠言其他会员“哲学的思想，科学的能力”，表达了强烈的爱国情怀和力图振兴国家的愿望。

周恩来从天津动身赴日前夕，朋友送了他一本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第三卷第四号，他在赴日途中常拿出来看;到东京后又从严智开（严修之子）处借到《新青年》第三卷全部，阅读后觉得受益匪浅，“把我那从前的一切谬见打退了好多”。“我愿意自今以后，为我的‘思想、‘学问、‘事业去开一个新纪元才好呢！”

周恩来到日本不久，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他抱着“新思潮尤所切望”的心情，广泛阅读介绍各种新思潮的书刊，开阔了眼界。周恩来阅读约翰·里德撰写的反映俄国十月革命的《震动环球的十日》，又阅读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进步书刊，接触马克思主义和不同流派的社会主义学说。面对各种学说流派，年轻的周恩来虽然尚未选定自己的信仰，但他的思想受到了震动并开始发生变化，明显倾向于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他在日记中写道：“二十年华识真理，于今虽晚尚非迟。”

接触马克思主义后，周恩来振奋而喜悦地写下：“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見姣妍。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留日期间，周恩来从一个追求民主进步的青年变成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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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国图他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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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4月，满怀爱国热忱、“返国图他兴”的周恩来从日本回国，随后投入五四运动，英勇坚决地战斗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第一线。周恩来积极参加领导了天津的五四运动，并应邀担任《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主编。1919年7月21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创刊号上，发表了周恩来撰写的《革心！革新！》发刊词，提出了“改造社会、改造思想”的响亮号召。天津学联领导人马骏看后激动地说：“这篇社论真带劲！这比我们站在几千人面前大喊一阵，可有用多了。”“革心”是从改造学生自身的思想着手，“革新”是要改造社会，体现了周恩来希望改造社会和改造思想的办报理念。

周恩来还发起组织了天津青年革命团体觉悟社。觉悟社以“自觉”“自决”为主旨，本着“革心”“革新”的精神研究新思潮和各种理论，探索改造中国社会的道路。觉悟社成立后，即成为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核心。

1920年1月29日，周恩来领导天津各校学生数千人赴直隶省公署请愿，要求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释放爱国学生而被拘捕。在狱中，周恩来五次向狱友们作了马克思学说的讲演，所讲的内容有：马克思学说中关于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马克思传记、唯物史观的总论和阶级竞争史、经济论中的余工余值说、《资本论》和资产集中说。当时，国内像周恩来这样能够系统介绍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不多，这说明年轻的周恩来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已有一定的研究。正如周恩来回忆：“这个时期，我的思想已赞成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

当时，国内的青年知识分子中出现了赴欧开展勤工俭学的热潮，周恩来在狱中就有了赴欧求学的想法。即将赴欧勤工俭学的觉悟社社友李愚如在行前去狱中探望周恩来，周恩来得知后很为其高兴，写了一首白话诗赠与她，诗中写道：“三月后，马赛海岸，巴黎郊外，我或者能把你看。”

1920年7月17日，天津地方审判厅宣布释放周恩来等全体被拘代表。在失去自由的近半年时间里，周恩来静下来重新思考了许多问题，更加认清严酷的社会现实，对中国社会矛盾和中国革命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出狱一年多后，他在给觉悟社成员李锡锦、郑季清的一封信中说“思想是颤动于狱中”，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1920年底，为了进一步追求救国真理，周恩来远渡重洋，赴欧洲勤工俭学。周恩来赴欧是得到南开校董严修资助的。严修很器重周恩来，特地选派他和李福景出国深造。周恩来在欧洲的另一项经济来源是为天津《益世报》写稿。行前，周恩来和《益世报》商定，作为他们的旅欧通讯员撰写稿件。

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从上海乘法国游轮“波尔多斯”号前往欧洲，是华法教育会组织的第十五批赴法勤工俭学之一。周恩来为什么要去欧洲勤工俭学？他在写给表哥陈式周的信中给出了答案：“主要意旨，唯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

此时的周恩来已经接触马克思主义并对其有一定的学习研究，又亲身参加革命斗争实践，接下来他想到马克思的故乡——欧洲，实地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现实，更深入地了解欧洲各种改造社会的学术和主张，把它应用到中国，寻求根本改造中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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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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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12月中旬，周恩来抵达法国港口马赛。第二天早晨换乘火车到达巴黎，因病在巴黎停留下来，直至1921年1月5日才渡过英吉利海峡到伦敦，准备在英国入学。周恩来把伦敦看作“世界之缩影”，并准备对英国作“社会实况之考查”。周恩来在致堂伯父的信中这样写道，“伦敦为世界最大都城”，“凡举世界之大观，殆无不具备，而世界之政治商业中心，亦唯此地是赖”。“故伦敦为世界之缩影。在伦敦念书，非仅入课堂听讲而已，市中凡百现象固皆为所应研究之科目也。”但英国的生活费用在欧洲是最高的，比巴黎的生活费用高一倍多，于是周恩来又回到法国，先在巴黎郊区的阿利昂法语学校补习法语，不久又转到法国中部的布鲁瓦城继续学习法语。

一战结束后的欧洲，经济萧条，工人失业，但思想界却异常活跃，各种思潮杂然纷呈。周恩来除了学习，还细心地观察各国的社会状况，审慎地作出选择。他在给表哥的信中就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弟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且既来欧洲猎取学术，初入异邦，更不敢有所自恃，有所论列”，“至若一定主义，固非今日以弟之浅学敢认定者也”。

旅欧以来，周恩来在考察英、法等国社会状况和工人运动的同时，也阅读了大量的图书，涉猎各种学说思潮，以审慎求真的态度，“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他学习研究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等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周恩来在比较了俄、英两种改革社会的途径后，在写给表哥的信中说：“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强邻环处，动辄受制，暴动尤贻其口实，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力矣。执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但以为与其各走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至实行之时，奋进之力，则弟终以为勇宜先也。以今日社会之麻木不仁，‘惊骇物议，虽易失败，然必于此中乃能求振发，是又弟所深信者也。”

2月1日，周恩来在给天津《益世报》撰写的第一篇旅欧通讯中写道：“吾人初旅欧土，第一印象感触于吾人眼帘者，即大战后欧洲社会所受巨大之影响，及其显著之不安现状也。影响维何？曰：生产力之缺乏，经济界之恐慌，生活之窘迫。凡此种种，均足以使社会上一般人民饥寒失业交困于内外。”他在分析了战后欧洲种种社会危机后指出：“使欧洲危机终不可免而至于爆裂也，则社会革命潮流东向，吾国又何能免？”周恩來对英国的工人运动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和分析，先后写下了《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始末》《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影响》《煤矿罢工中之谈判》《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波折》等9篇通讯，约3.5万字。

周恩来对欧洲工人运动的观察思考，对各种主义的推求比较，得出的结论是：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作用太无限制”，容易流为“空谈”;法国的工团主义发源于无政府主义，“不过在现在旧经济势力资本主义极兴旺的欧美”，“不免等于梦呓”;英国的基尔特主义“近已见衰”，并且“在英国始终也没大兴盛过”。1922年2月6日，周恩来在为《益世报》撰写的《劳动世界之新变动》通讯中表明其追寻真理的结论：社会主义之不可侮，实已成了必然的趋势。周恩来在旅欧期间，深入实际，对欧洲社会政治作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写下了几十万字的通讯和文章。

周恩来经过反复学习、剖析和研究，作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确立共产主义信念。1921年春，周恩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八个发起组织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回顾周恩来确立共产主义信仰的过程，他从19岁赴日，接触马克思主义，“模糊中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二十年华识真理，于今虽晚尚非迟”;回国后积极参加五四运动，经历革命运动的洗礼以及半年的狱中沉思;后又赴欧洲勤工俭学，对各种思潮推求比较，剖析研究，最终确定理想信念。

正因为探求真理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周恩来在确定共产主义信仰后，格外兴奋、喜悦。1922年3月，周恩来在给国内觉悟社成员李锡锦、郑季清的信中写道：“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在这封信中，周恩来还作了一首《生别死离》诗：“没有耕耘，哪来收获？没播革命的种子，却盼共产花开！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却不用血来染它！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随后，他坚定地表示：“坐着谈，何如起来行！”表达了决心以实际行动、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来实现崇高的革命理想。周恩来在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投身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以毕生精力实践了自己的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