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诗豪”刘禹锡：功利存乎人民

郭珊

刘禹锡，字梦得，祖籍河南洛阳，中唐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政治家。“永贞革新”失败后，刘禹锡频遭打压，命途蹇塞，屡屡因诗文获罪，为官数十年，大部分是在迁谪、郁悒中度过的。但他性格刚毅、豪迈，无论流徙何处，均积极履职，或赈饥救灾、免赋减役，或兴教重学、济世安民。

值得注意的是，刘禹锡还在多年的基层治理经验基础上，总结出一套吏治思想，如“忧国不谋身”、“人之道在法制”等。在广东连州，他更是提出了响彻古今的施政箴言——“功利存乎人民”，在当下廉政建设中焕发出历久弥新的光彩。

推崇法制  奖善惩恶

刘禹锡出生于江南的一个基层官吏家庭，自幼学习儒家经典，装束举止“恭敬详雅，异乎其伦”。据刘禹锡自述，孩童时他曾在两位诗僧皎然和灵澈吟咏时作陪，“皆曰孺子可教”。

公元793年，21岁的刘禹锡第一次参加科举便进士及第，同年登博学宏词科，两年后再登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书。随后，他被淮南节度使、史学家、《通典》作者杜佑招至幕中，司掌文书工作。

刘禹锡的青年时代可谓春风得意，前程似锦，尤为太子侍读王叔文所赏识，“以宰相器待之”。与安史之乱后的许多文人一样，刘禹锡盼望着凭一己才干力挽狂澜，扫除弊政，实现国家中兴。

公元805年，太子李诵（即唐顺宗）即位后，以东宫权臣王叔文、王伾为首的改革派发起“永贞革新”，惩办贪官酷吏，抑制藩镇势力，削夺宦官实权。这场新政仅持续了100多天便宣告失败，革新派遭到大规模的迫害报复。

最终，宦官大臣俱文珍等人密谋逼迫顺宗“禅位”，拥立太子李纯（即后来的唐宪宗）。王叔文被诛，王伾病卒，包括刘禹锡、柳宗元在内的八位主要参与者，被贬为偏远地区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

囿于身居闲职，刘禹锡走上漫长的“穷愁著书”道路，写下大量的政治诗，鞭挞揭露社会黑暗面。这一时期，他主要通过诗文集中阐述其政治理念。

刘禹锡从“惟变所适”的进化观出发，强调政策的实施必须“宽猛迭用”、因地制宜，根据天时、地域、民情灵活调整。他提出，官员应加强修身，取信于民，为“政之先”;执法公正，为“政之本”;鼓励百姓检举贪污不法行为，此为“政之助”。

不谋私利  振兴连州

公元815年初，刘禹锡与柳宗元等人一起奉召回京。次年，刘禹锡目睹长安玄都观中桃花盛开、游人趋之若鹜的情景，作诗抒怀——“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以“看花诸君子”讽刺那些趋炎附势、攀高结贵之徒。因“语涉讥谤”，他被授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刺史，后在裴度及柳宗元等人的说情下，改为连州（今广东连州）刺史。

刘禹锡上任后，尽管对无力分担国事依然深感愤懑、无奈，但在《连州刺史厅壁记》中，他不仅客观细述了连州地区人文变迁与自然环境，还立誓要像前任贤吏一样，“功利存乎人民”。此外，他在《吏隐亭述》中表达了“不以利禄萦心”的廉洁心声。

在连州的4年里，刘禹锡深入了解民生疾苦，所作《插田歌》反映了农民遭受的深重压迫，讽刺了卖官鬻爵、贿赂成风等腐败现象。他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并派人重新疏浚海阳湖，修筑亭台，作“海阳十咏”颂其景致。

工作之余，刘禹锡与道州刺史薛景晦通信交流医药研究经验，受之启发，将多年积累的民间药方整理、集结为《传信方》。这部医书后被《本草纲目》等医籍引用，不仅惠及岭南地区人民，有的药方还传到了日本、朝鲜。

刘禹锡在任期间，连州文风大振，出现了第一个进士刘景。为此，刘禹锡特意赋诗《刘景擢第》表示祝贺。20多年后，刘景之子刘瞻又高中进士，并官至宰相。此后，广东科举考场上连州才子辈出，连州亦获得了“科举甲通省”的美誉。

公元819年，刘禹锡因母丧离开连州，居洛阳，丁忧期满后被授为夔州（今重庆奉节）刺史。其间，他向朝廷建议，削减州县祭奠费用，将之用于更紧要的办学经费上，显示出他对教育的重视和讲求务实的工作态度。

陋室明志  赈灾有方

公元824年，刘禹锡从夔州调往和州（今安徽和县），担任刺史。甫一上任，和州就发生了多年不遇的特大旱灾。他马不停蹄地四处走访、视察灾情，言辞恳切地上书朝廷，请求减税赈灾。

相传，当地知县有意刁难，非但不给刘禹锡在县衙安排住所，还逼其多次搬家，条件一次比一次差，最后是一间仅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的斗室。于是，刘禹锡挥笔写下了一篇短文，以“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抒发了自己高洁傲岸之志向——这便是驰名古今的《陋室铭》。

公元831年，刘禹锡调任苏州刺史。不久，苏州发生水灾，已近六旬的刘禹锡紧急调拨粮食，逐户分发，并宣布减免赋役。在其“昼夜苦心，寝食忘味”的治理下，“遂使人心获安，幸免流离”。因救灾有功，朝廷赐予他紫金鱼袋以示嘉赏。苏州人民则把刘禹锡和曾经做过苏州刺史的韦应物、白居易合称为“苏州三贤”，兴建“思贤堂”以示纪念。

此后，刘禹錫又在汝州（今河南临汝）、同州（今陕西大荔）等地任职，直至公元836年秋因患足疾，再次被召回洛阳，任太子宾客、秘书监等职。公元842年，刘禹锡病卒于洛阳，享年70岁。

刘禹锡不计个人之得失荣辱，始终心系国计民生，践行“功利存乎人民”的承诺，归根结底在于他对儒家“用世”担当精神以及“仁义”观的执着追求。正如他在《学阮公体三首》诗中所言：“昔贤多使气，忧国不谋身。目览千载事，心交上古人。”在他看来，古代德才兼备的贤人都是为国家兴亡而奋斗，故而将个人利害抛诸脑后。

刘禹锡忧国忧民，处逆境而不沮丧，他勤廉施政、敢于作为的精神，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提倡。

（摘自七一网 七一客户端/《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