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视角看锻造伟大建党精神的湖南贡献

王文珍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赋予了中华文化以新的内涵，其伟大建党精神是我国红色文化之源。在建树建党理论和践行建党实践中，深受湖湘文化浸润的湘籍建党先驱，投身新文化运动，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红色文化，深入思考怎样把马克思主义植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土壤，为锻造伟大建党精神构筑了深厚的文化基础，作出了突出贡献。

深受湖湘文化浸润的湘籍建党先驱，追求真理、敢为人先。为锻造伟大建党精神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端和五四运动的爆发，极大地震撼了前仆后继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湘籍建党先驱。他们深深地感受到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民主与科学浪潮、五四运动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红色文化浪潮，与自身追求的实事求是、经世致用、优乐天下、敢为人先的湖湘文化精神，不仅高度契合，而且还能贯通、提升、超越与引领。于是，他们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把握历史主动，引领风气之先，追求真理、敢为人先，为涵养伟大建党精神中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内涵奠定了思想基石。

站在新文化运动潮头的湘籍建党先驱，展示了他们对救国救民真理的不懈追求。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黄爱曾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杨昌济积极向朋友和学生推荐《新青年》。毛泽东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之外，就是看《新青年》、谈《新青年》。他曾说，新民学会等会社，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湘江评论》《学联周报》《女界钟》《新时代》等数十种宣传新文化新思潮的刊物在湖南的涌现，使湖南成为除北京、上海以外的著名新文化运动基地。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得到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高度评价，其追求和坚持真理的精深议论和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无畏精神，影响十分深远。

湘籍建党先驱敢为人先，敢于把对真理和理想的追求付于实际行动。在北京举行的五四大游行中发生的“火烧赵家楼”事件，推动了五四运动迅速升级，之后成为有工人阶级等参加的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而这个震撼中外的事件，自始至终是在北京大学、北京医专、北京高师读书的湖南人罗章龙、易克嶷、匡互生、李梅羹、罗汉等为主事先秘密策划并实施的。著名学者王树人撰写的《参加过五四运动的著名共产党人》55人中，湘籍有12人，超过五分之一;《北京大学校史》把邓中夏、罗章龙、何孟雄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一起列为五四时期北京大学进步文化力量的主要代表。

接受马克思主义红色文化洗礼的湘籍建党先驱，心怀初心、求真务实，为锻造伟大建党精神作出了重大贡献

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自信的一个重要历史前提，是我们的先人创造过光辉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为世界作出过杰出贡献，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在此基础上，湘籍建党先驱在艰难探索中从迷惘到清醒，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红色文化这把钥匙，他们接受这种红色文化之后就成为信仰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心怀初心、求真务实，成为传播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红色文化的先锋，为涵养伟大建党精神中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内涵树立了价值追求。

党的创立时期，湘籍建党先驱站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前列，使湖南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发源地。李达从1919年秋到1920年夏，留学日本时就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3部著作并在国内出版，有力推动了国内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研究，被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大师。湖南的进步报刊、书社、社团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影响最大的报刊是《大公报》《湘江评论》，影响最大的书社是长沙文化书社。据1921年3月统计，文化书社经销《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科学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等书籍164种、杂志50余种、日报4种。自新民学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社会主义青年团、崇新学社、心社、俄罗斯研究会、健学会、浏西文化促进会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社团在湖南相继出现，成为湖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1920年春，李梅羹翻译了德文版《共产党宣言》，并油印发行。比陈望道1920年8月翻译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铅印本要早。

湘籍建党先驱求真务实，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在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等文化思潮进行深入批判的同时，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思考和研究，在经历了新村试验、自治运动种种探索之后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3月，湖南青年邓中夏、罗章龙、何孟雄、李梅羹、朱务善、杨东莼、宋天放等19人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缪伯英中断了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学习，来到北京大学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毛泽东曾两次到北京，在李大钊、陈独秀的指导下，如饥似渴阅读各种马克思主义书籍之后，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蔡和森等许多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经过反复比较和研究，最后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列举的26名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先进代表中湘籍的有毛泽东等9位，超过三分之一。他们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为培育伟大建党精神注入了重要滋养。

在工农群众中传播革命文化的湘籍建党先驱，不怕牺牲、敢于斗争，为锻造伟大建党精神作出了重大贡献

党的创立时期，湘籍建党先驱将工农群众作为革命文化传播的重要对象，毛泽东、邓中夏、李启汉等深入农村、工厂和城市平民中，成立俱乐部、开办夜校、举办音乐会等，集中开展宣传演讲，“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初步积累了把马克思主义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经验，同时在与工农群众的结合中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觉悟。之后，他们在引领工农群众进行革命斗争中不怕牺牲、敢于斗争，为涵养伟大建党精神中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内涵添加了行为本色。

努力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和革命觉悟是湘籍建党先驱的不懈追求。1917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附属小学办起工人夜校，教工人学文化。1920年9月，他在湖南一师恢复该工人夜校，并创办失学青年补习班和平民学校，向工人通俗讲解马克思主义。同年，李六如在长沙教书之余，到处演讲，倡导平民教育运动。之后，编有《平民读本》4册，通俗易懂地宣传革命知识。在毛泽东提议下，粤汉铁路新河车站也创办了工人夜校，派遣余盖、郭亮任工人夜校教员。1919年3月，邓中夏、廖書仓等发起组织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在工农群众中宣传马列主义。邓中夏、朱务善、罗章龙、何孟雄、李梅羹等还在长辛店办起劳动补习学校，每周星期天来这里给工人上课，讲革命道理。寒暑假，朱务善、罗章龙到石家庄，邓中夏到唐山，何孟雄到张家口、保定等地，深入工人中演讲，宣传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及工人阶级斗争的道理。

湘籍建党先驱带领人民群众不怕牺牲、敢于斗争。毛泽东以几十名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广泛发动省内外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力量，最终将军阀张敬尧驱逐出了湖南。此外，他指导黄爱、庞人铨成功改造湖南劳工会，取得工人罢工斗争胜利。上海是全国工人最多最集中的地区，李启汉、李中、陈为人等筹建上海机器工会和工人半日学校，并领导了_上海英美烟厂工人大罢工，使上海与长辛店同时成为中国共产党最初职工运动的起点。湘籍建党先驱中，有许多人为了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中，有为工人运动“坐狱最早最苦的同志”李启汉，有留下“人只有一生一死，要死得有意义，死得有价值”的邓中夏，有写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夏明翰，有“死不足惜，惟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的杨开慧，有“英雄夫妻”何孟雄、缪伯英。此外，还有何叔衡、陈子博、张昆弟、罗学瓒、罗亦农、郭亮、毛泽民，等等。

著眼将马克思主义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的湘籍建党先驱，心忧天下、不负人民，为锻造伟大建党精神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伟大建党精神形成的文化土壤。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党的创建时期，湘籍建党先驱心优天下、不负人民，立足中国实际和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探索建党理论，开始建党实践，为涵养伟大建党精神中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内涵立起了鲜明标识。

回顾历史，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演变过程经历了传播与依附、争鸣与交锋、结合与运用、批判与疏离以及融合与创新5个阶段。在党的创立时期，湘籍建党先驱将心忧天下与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拯救民族危亡和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紧密结合起来。毛泽东、蔡和森等以国家兴亡为己任，郑重选择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的基础上探讨创建中国共产党。蔡和森到法国后，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结合中国历史文化深入研究欧洲共产主义运动，成为我国旅法勤工俭学学生中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先驱。1920年，他与在国内的毛泽东通过通信，阐述建党思想。在信中，蔡和森考察了中国的实际情况之后，第一个明确提出“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建党理论和建党原则。毛泽东读信后回复蔡和森“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同”，并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中共一大召开前，国内外共8个共产党早期组织，湖南人参与了其中6个的创建活动。1921年7月前，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58名，其中湖南籍20名。李达负责筹备中共一大，出席一大的13名代表中有4名湖南人。他们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重大贡献。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理想、世界观、辩证法以及历史观等方面有大量的相通之处，这些相通之处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中国人民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上的认知障碍，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点。湖南自修大学是毛泽东、何叔衡等于1921年8月在长沙创办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所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培养革命干部的新型学校。该校创办的校刊《新时代》登载了不少关于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以及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重要文章，如毛泽东的《外力、军阀与革命》和李达的《何谓帝国主义》等，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李达还提出了“马克思学说与中国”的论题，分析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并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建设准备了理论基础。毛泽东、李达期盼通过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用中国语言、中国人熟悉的表达方式与风格来表达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用通俗易懂的文风、自己的理解来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民族化、中国化。

总之，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人民坚定文化自信的精神支撑，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用汗水和鲜血创造形成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伟业中，湘籍建党先驱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赴汤蹈火的牺牲精神、敢为人先的文化性格。为锻造伟大建党精神贡献了湖南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