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王连花

“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这一经典论断出自《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发布于1941年8月1日，恰值党中央开展整风运动时期，对于当时克服党内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形成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具有重要的意义。《决定》对于今天同样具有启示意义。

延安整风的“关键环”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标志着整风运动开始。这场延续近4年的延安整风运动，使全党确立了一条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使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一步，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延安整风运动要求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中，整顿以上“三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关于什么是学风问题，毛泽东指出：“所谓学风，不但是学校的学风，而且是全党的学风。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

如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教条主义地、主观主义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地灵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成为延安整风运动中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纵观党成立后的20年，就像《决定》中所指出的：“二十年来，我党对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与国际情况的研究，虽然是逐渐进步的，逐渐增加其知识的，但仍然是非常不足;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由于一些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在思想方法和作风上存在“自以为是、主观主义”的问题，没有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导致革命事业走了不少弯路，出现严重曲折。

为吸取惨痛教训，彻底破除错误的思想方法，推行正确的思想作风，毛泽东把“实事求是”上升到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毛泽东强调，“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而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就必须对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实际有充分的了解和研究，就必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研究成为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

基于此，1941年3月，毛泽东将他1930年至1933年期间形成的农村调查报告汇编成册出版，并重新写了序言与跋。在《农村调查》的序言中，毛泽东鲜明而尖锐地指出：“所以印这个材料，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毛泽东特别强调“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要求广大党员、千部都要开展调查研究。

为了进一步引起全党对调查研究的重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决定》。在《决定》的号召下，许多领导带队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成果丰硕，为党中央制定各项工作方針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调查研究的“教科书”

《决定》立足高远，部署周密，对如何搞好调查研究作出了具体的详细的指导，被誉为调查研究的“教科书”。《决定》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针对当时“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的问题，指出克服主观主义的根本办法，就是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

一是中共中央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中共中央的直接助手。

二是中共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独立区域的区党委或省委，八路军、新四军之高级机关，各根据地高级政府，均须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有关该地敌、友、我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该地工作的直接助手，同时提供给中共中央。

三是关于收集材料的方法。举例如下：1.收集敌、友、我三方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的各种报纸、刊物、书籍，加以采录、编辑与研究。2.邀集有经验的人开调查会，每次三五人至七八人，调查一乡、一区、一县、一城、一镇、一军、一师、一工厂、一商店、一学校、一问题（例如土地问题、劳动问题、游民问题、会门问题）的典型。从研究典型着手，是最切实的办法。由一典型再及另一典型。3.在农村中，应着重对于地主、富农、商人、中农、贫农、雇农、手工工人、游民等各阶层生活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详细调查;在城市中，应着重对于买办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贫民群众、游民群众及无产阶级的生活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详细调查。4.利用各种干部会、代表会收集材料。5.写名人列传。凡地主、资本家财产5万元以上者，敌军、伪军、友军团长以上的军官，敌区、友区县长以上的官长，敌党、伪党、友党县以上的负责人，名流、学者、文化人、新闻记者在一县内外闻名者，会门首领、教派首领、流氓头、土匪头、名优、名娼以及在华外国人活动分子，替他们每人写一数百字到数千字的传记。6.个别口头询问，或派人去问，或调人来问。问干部、问工人、问农民、问文化人、问商人、问官吏、问流氓、问俘虏、问同情者，均可以。7.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

四是除中共中央及各地的调查研究机关外，必须动员全党、全军及政府之各级机关及全体同志，着重对于敌、友、我各方情况的调查研究，并提供材料给上级调查研究机关。

五是向各级在职干部与训练干部的学校，进行关于了解客观情况（敌、友、我三方）的教育。鼓励那些既了解情况又注意政策的同志，批评那些既不了解情况又不注意政策的同志。使这种了解情况、注意政策的风气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风气密切联系起来。

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既是理性认识自觉，也是一种使命自觉。《决定》深刻地认识到：“我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方能有效地组织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这一论断充分体现了党对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的科学理性认识，也充分凸显了对将要担当的历史使命的一种高度自觉。

各项工作的“基本功”

1941年8月1日，根据《决定》，党中央下发《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对开展调查研究进行了具体的部署。之后，全党上下开展了一场深入、深刻的调查研究活动，掀起全党性的调查研究热潮。

自1941年8月开始，从中央到地方均成立调查研究机构：在中共中央下设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在晋察冀边区设第一分局，在香港设第二分局，在重庆设第三分局，在延安设第四分局;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共中央华中局、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中共上海省委、中共南方工委及各獨立区域之区党委或省委，均设立调查研究室。这些调查研究机构的设立，为中共中央领导好全面的调查研究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从1941年9月起，各级党务系统、群团系统、军队系统甚至文艺系统都纷纷成立调查团，如中央青委考察团、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率领的考察团、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率领的考察团、张闻天率领的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中央军委和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考察团等，从不同层面不同程度地展开深入而广泛的调查研究工作。

在各类调研活动中，最为著名的是张闻天率领的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的调研活动。从1942年1月到1943年2月下旬，张闻天率团对晋陕部分农村做了全面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先后调查了陕北地区的神府县贺家川、米脂县杨家沟、绥德县西川、子洲县双湖峪、晋西北的兴县高家村，搜集整理出《贺家川八个自然村的调查》《杨家沟地主调查》《兴县二区十四个自然村的土地问题研究》等调查报告。回到延安后，他对一年多的调查进行了总结，于1943年3月底向中共中央做了著名的《出发归来记》的调查研究报告，精辟地论述了共产党人对调查研究应当采取的态度和从事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并感触颇深地指出：“接触实际，联系群众，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终身事业……”“任何共产党员，即使他过去既接触实际，又联系群众，只要他一旦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他就会硬化起来，走进老布尔什维克的博物馆，做历史的陈列品。”

全党各级各类党员干部深入贯彻落实《决定》，通过调查研究。逐步加深了对中国国情的基本认识，逐步学会了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分析中国实际，并从中认识到理论与实际联系的重要性，认识到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性，促进了党风的转变，促进了党员世界观的改造，在党内逐渐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为在全党反对主观主义，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创造了有利条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我们重温红色经典《决定》，对于新时代全党用好调查研究这一“传家宝”，做好调查研究这一“基本功”，推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具有重要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