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新胜,廖运生
(1.东华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2.江西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 330045)
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要通过制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生态文明制度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保障。美丽中国的实现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态需要的满足,必须依靠生态文明制度的保障和创新。正如习近平多次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1]。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度优势显著。同时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生态环保任重道远,这需要对“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出系统安排,为加快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打牢制度桩基,夯实体制基础。本文从人民性与科学性相统一角度探讨“以人民为中心”生态文明制度规范及其部署。
西方学者对制度的界定不一致,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把制度视为一种规则。诺斯认为“制度是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讲,它们是为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2]。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多数人持有这样的看法,把制度作为构造人际关系的正式规则、程序和标准的操作规则等。而康芒斯把制度作为一种“组织”,认为制度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3],是对利益冲突的集体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