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读书，读什么书？

□卢敦基

“读书读书，读什么书”这句话，后半句可以读成两种声调。读成降调，写下来就是个感叹号，表示对读书以及读书人的轻蔑：“怎么读了半天（或者多少年）也没用！”更彻底的是：“读傻了，已经无可救药了！”对这种语调，没读书的人以及书没读傻的人都能完全听懂。是啊，用人惯常的功利视角看，一个人读了书，得到一些现实的成功，那也就罢了。但如果读了很多年，读了很多书，混得也不怎么样，那不就是莫大的浪费和多事么？不瞒您说，我本人也还真这么想。一辈子的师友中我最敬佩几个人，其间读书多的与读书少的数量几乎不相上下。而在心里，我可能更佩服那几位读得少的。是啊，做出同样骄人的成绩，一些人读了很多书，另一些只读过很少（完全没读的，限于我的见闻，还真没有遇见过，此处撇开不谈），那我怎么能不更佩服那几位读得少的人呢？至少他们看起来更符合节约原则。

但是如果将“读什么书”读成升调，句子写下来，后面就必须加个问号，表示对读书者的好奇和作为同道的求教甚至钦敬。这种情况大致可分成两类：一是将读书视为娱乐活动的，所谓“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也，与常人吃零食、看影视、钓鱼、搓麻等一般，只要不对社会造成伤害，不对自己带来大伤害，均可。另一类是持学习态度的，觉得他人之所以成功、不凡，应该与他读了什么书有相当紧密的关系。我如果跟着读了，说不定也行。说到这一步，人们就不得不向他人要一份书目了。

书目的产生有其必然。自从文字被发明以来，文献资料的重要性是一直为社会各界公认的。夏王朝到底存不存在至今聚讼纷纭，说到底就是没找到夏朝时代写下的几份甚至一份书面文献。刘邦入关诸将抢掠财货萧何独收图书大家更是耳熟能详。当年的图书馆、档案馆是国家重地，不像现在只是一个部属单位而且还跟很多其它并列。早年，一个合格的图书档案馆馆长，不得不有一个目录来排列馆内的所藏。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切毋以为只有自己的祖宗会读书、懂图书，全世界的图书馆都会这么干）。如此，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图书分类体系。随之，可能便有一些后学凡人向他们心目中的大学者和成功人士请益，请他们宣示一下该当学习的秘籍，个人书目也就这样产生。最后，专注于教育、目光较为远大的，觉得应该为广大学子、后人总结一下前人的精神世界乃至物质世界的成就，开示治学阅读之道，于是就有了篇幅更大、学术性更强的必读书目之类。

来来去去，我的床头有过一些书目，最后留下来的只有两种：《书目答问补正》和《理想藏书》。众所周知，《书目答问》成于晚清张之洞及其幕僚之手，其时乃逢中国传统学术收山，而望海外的眼光初开，正可对传统作一系统董理和总结。一编在手，中国传统学问的框架及重要著作皆已罗列，哪怕只看看书目，确也能明了大概。至于期间的版本提示，今日对绝大多数人已失效，略之可也。我手上的这部，是由范希曾补正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理想藏书》则成于法国人之手，1988年出版，余中先译，1996年光明日报出版社中文首印。本人读书之余，常会翻出这两部书目圈圈点点，做些记号。特别要补充的一点是：《理想藏书》对我而言并不那么理想：一是因为此书乃法国人所著，重视法人著作远甚于他国；二是此书以文艺为主，全书49大类中前35类都属文艺。当然，法国人一直认为世界文化中心非他莫属，不过，其它国家的人不以为然的更多。但遍求书肆，仍然没有可以替代的类似中文书目，姑仍其旧。

近日某晨，翻阅两书目，霍然发现，为何自己所读古书数量远不敌洋书？我一不通外文，单词以前记得不少，但还是欠点读通的本领；二又不研究外国文化。只是曾抱定一个宗旨：在当今社会，如果没有外来的参照，光看古书是不行的。由此一来，倒读了些洋书。比如《理想藏书》之“俄罗斯小说”条下，推荐的前10部《大师和玛格丽特》《科雷玛故事集》《白痴》《死魂灵》《当代英雄》《日瓦戈医生》《上尉的女儿》《癌病房》《草原》《安娜·卡列尼娜》，几十年来倒也都读过，尽管领会较深的仅一二而已。但反观中国古书，《书目答问》开卷第一页“经部”“正经正注第一”首项《十三经注疏》，虽早年已买，至今仍未终卷。史部“正史第一”的《钦定二十四史》，家中虽也买齐，终究多数未读。子、集两部更不用说。而少年时倾心的古代演义，在《书目答问》中则是被作为文化垃圾处理的：一部未收。附带说一句，个人以为关于传统文化，梁启超先生于1923年开的一个“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比起他人来更显得概括切要，姑引如下：

《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史纪事本末》《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其他词曲集随所好选读数种。

以上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学……皆须一读。若并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

斗胆提出一处商榷，是觉得《孙子》一书完全应该列入。“兵不厌诈”四字，说尽传统中国现实功利之性质多少！当然，就是这个“最低限度”的书目，绳之于今日，仍是难以实行的。以祖师爷梁先生的标准衡量，我辈早已非中国学人矣。

以我平日所闻所见，爱阅读的人，其主要读物大多不是古书，古代文化研究者例外。特别热爱阅读古文献的真不多。这个现象存在较广泛，其间原因，似乎一目了然，但要一二三四仔细道来，说个分明，倒也没有那么容易。笔者带着这个疑问也已经年，近日自觉略明其理。试析如下：

其一，也是最无需解释的，是文字的隔阂。

虽说今日使用的汉字与百年前基本一致（除了简化字），但在大学中就已有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不同学科名目，汉语的词义、语法、修辞也都有程度不等的变化。简单地说，白话文在受过义务教育的人中接受起来几无障碍（当然，也有一些文章每个字我们都认识，但串起来读而完全不能明白的，如果对此要下一个断语的话，那就是：或者确是知识高峰，平常人真的难以理解，或者就是自己半桶水晃荡成一桶水，装逼骗人，装神弄鬼之类。两者其实不难分辨，所以这里不再道及）。而文言文，确确实实给当代人带来阅读障碍和理解困扰。不说别的，就拿自己举例：本人为“文革”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读的中文系尽管不是北大、复旦，可也算国内名牌，当时系内号称有“八大教授”，阵容绝对豪华。我自觉是一个中位数的学生，也爱好古代文化，但也没有专心钻研。这样，我大学毕业时的真实状况是：也就是能读读注解本，最多可以延伸扩大到古人做的注解本。但要给一个白文本（即没任何标点的本子），读起来恐怕就很不能让人放心了。可想而知，当时站在一个古代的石碑前面，对着密密麻麻的文字是什么一种尴尬感觉。也就是在考硕士时硬下了半年功夫，才有后来的读古书较为顺畅的局面，不过那也就是仅能对付，碰到问题还必须使用各种工具。而且，最关键的是比如今天看网文，特别是走红的网络小说，你几乎不用动脑就能明白，站在公交车和地铁上也能不费劲地看下去。碰到文言文，自己可得先振作一下精神，端正态度，当成一份工作，才能顺利读下去。文言文与白话的区别，大家心里都明明白白。这么说吧，一般来说，学术刊物的文学稿件，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数量是大大超过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为何？就因为阅读现当代文学少了一道文字障碍。如果一个学生偷懒，就会选择这一条看起来宽阔实则可能更拥挤不堪的路。所以，今古语言之隔，成为古书阅读难敌洋书的第一原因。

其二，也是极为重要的原因，是许多古书对我们而言已经不再是一本书。

这句话看起来明白，但还真需要解析一番。

我们平常想读一本书，翻开它的首页，多数情况下心中已有一个预期：它讲的事跟我有点关系，抑或可能是一个全新的领域需要了解，或者纯粹为了消遣。在这个念头之后，我们会对这本书的首尾有一个预想：它会从哪里开始，主体部分怎么展开，又会在哪里收束。换言之，一本书一定会有一个小小的系统，读者会作此类预判。作者更是当然，除非他的脑子坏了。脑子坏了的作者，古往今来当然很多，不过他们这样写书，一是很难写成，二是这样的书即使写成，也很少有机会流传开来和流传下来，更少可能进入《书目答问》和《理想藏书》。

中国人自西汉始，才有人认真写书。在此以前的书，绝大多数都不是书，今天看到的基本上是后人编纂的。西汉人所著之书，司马迁《史记》如果要论系统，当是最讲系统性的一部。

《史记》的系统性在哪里？比较永远是讲清事情的最重要之良法。《史记》之前，中国的古史有《春秋左氏传》。它是按年代讲历史大事的，至于此事大不大，你也没有办法，他没写的事，你知道个啥？不论这点，我们今天读《左传》，映入眼帘的首先是某年的一件事一个故事。既有故事，必有人牵涉其中，而这些人又有好几个称呼，浅陋如我，基本搞不清他是什么身份。官职一般倒还交代，但这个人生于哪年、怎样做官、禀性、立场等等，大多阙如。当然，也不是说《左传》的作者不明白因此没有清楚交代，多半还是书写的成本太高的缘故。无独有偶，我们看留传至今的古希腊、古罗马史，除了编年外，不也有些像《左传》么？

这样才能见出司马迁的好来。这个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系统性。《史记》开头是十二《本纪》，从五帝开始，到当下的今上，这十二篇文章为中国历史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大背景和延续脉络。在这个大背景和框架中，有时并存各种各样的地方性政治，时间歧异交错、于是立“世表”“年表”“月表”十篇。司马迁迥异于他之前的所有史家，特别重视社会、制度、文化对人的影响，所以有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八书。继之为诸侯、贵族再立三十“世家”，这也是对应古代社会的真实状态。再继之七十“列传”。于人物单传合传之外还有分类的循吏、儒林、游侠、佞幸等等，而《货殖列传》就是一部经典之至的中国简明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了。

这种新系统是对《春秋左氏传》因年见事因事见人的颠覆。在《史记》，事情主要系于人，因人才能见事。萧何收秦国图籍，不能于哪一年去查，而要去找《萧相国世家》。关键还在于，这个新系统为后代的学人和政权所有者所确认，遂有继之的钦定二十三史。傅斯年、钱穆等将中国学术看成“以人为单位”，而不是以学科为单位，多少也出于对传统史学的把握。以人为中心，确实也是传统文献的出发点。诗文别集毋需再言，个人修养其实也是传学讲学的中心，扶正人性可以通解一切问题几乎是中国传统学术的设定和意旨。多少学人、文人的思路，不约而同地落到这一关键点上。

当然，也不是说中国传统史学仅司马迁一路而抹煞了其它写法，与《史记》同辉的《资治通鉴》就是后世编年体的皇皇巨著。古人说“千古文章两司马”，那是指司马迁和司马相如。但如果说千古史家两司马，就只能是司马迁和司马光了。后来还有人专门将正史改编成编年体。为何？节约读书之时间与精力也。以时系事，重视事件，本也是历史学的通则啊。而纪事本末体后来发明，也是蔚为大观。

但是中国传统书籍的既成系统，清末以来，确实遇到巨大挑战，而且最后几乎全军覆没，略无还手之力。举个最明显不过的例子，就是《二十四史》再也续不下去了。《清史稿》至今还是《清史稿》，终不能登堂入室、终就大位，而且也不可能有人再为它开认证的权威证书了。后面的史书如何写，也是言人人殊，歧见百出。但他们共同的一点认识是：旧的系统再也不行了。

旧的系统为何不行？这个问题过于庞大，不适合在这么一篇小文章里回答，但有一个原因是最明显的，那就是世界已经进入科学时代了。所谓科学，暂取最通行义，即可检验、可普适也。这个原则说来简单，但与原来“我以为”“我感觉”的原则就完全不能相容了。以人为中心从此变成以客观事物为中心，个人的看法变得完全无关紧要，甚至沦落为被抛弃的对象。不亚于沧海桑田的文化巨变，一至于斯！

于是中国传统书籍的系统完全解体。比如说，历史上蔚为大观的笔记，种类繁多，内容芜杂，但皆是围绕作者这个中心写成。作为一个文人，他的兴趣爱好，他的日常关注点，他的喜怒哀乐，虽系于他一个人的个体，但也隐含同阶层同人的共同心意。但是一旦剜却了这个中心，笔记就不得不散失为片断，变成一个破铜烂铁场或者垃圾场，当然有眼力的人也可以来这里披沙拣金、变废为宝。更通俗地讲，就是中国传统文献只变成了一堆新的学术材料。此意当年梁启超等就已揭橥，至民国初年已成学界共识。由整书而变成材料，可见古书原有的系统性已被全盘推翻。而后人写的书，首要便是要遵循科学原则，作一系统的架构。时至今日，不循科学原则建构的书籍，当然还有不少，但它们在全部出版物中所占的比例已然大幅度下降。今日写书，不再需要将古书看成一部书而模仿学习，而只是看成一堆片段，也就是一堆材料。新技术革命特别是搜索功能对他们而言真是天赐利器。任何词汇，一搜即得，哪个还有必要原原本本地去读古书？特别是语录体，自《论语》到《朱子语类》等，多经典的古书，今人无论如何看它们再也不像一部书。所以读书人读古书就这样减少了。

其三，是今人容易漠视的，即传统娱乐方式的衰亡。这也是今天古书弱势地位的一大原因。

自元末明初开始出现的长篇故事，在古代文献中也是蔚为大宗，尽管在清末前一直未登上大雅之堂。另外，民间普遍流行戏曲、评话、弹词、说书等口头文学，它们流传广泛，喧腾众口，其记录写定下来都是有意蕴的文学作品。此一大类，实际上直到“文革”期间，虽表面上被赶尽杀绝，仍暗流萌动，远未绝迹。笔者仍记得近50年前自己村中的一幅场景：那是冬天的雨雪日，生产队无法下田地劳作，当时农村的男劳力又基本不做家务，于是便有了在家中听有阅读能力的村民读演义小说的情形。其时年纪大的村民大多数识字有限，而且书籍极为稀少不易得，有人读讲一番，听众已觉是无上享受。记得那天读的是一部《薛丁山征西》，在今天的小说研究领域，那几乎是拿不出手的作品，但在我的记忆中，那个薛家演义系列在我家乡流传甚广。我也是到上了大学，才知道中国古代小说在明清有那么繁荣。反观今日，除了四大名著外加《金瓶梅》仍享盛誉外，《封神演义》《隋唐演义》《说岳全传》《三侠五义》《镜花缘》之类已经少人问津，而《薛仁贵征东》《狄公案》《三宝太监西洋记》之类几成绝响，基本消失在大众的阅读高级空间。

传统小说戏曲的没落确属必然。众所周知，它们的弊病，首先就是程式化，也就是重复。戏曲里，不仅故事是程式化的，唱腔也是程式化的，两段内容完全不一样的唱词，可以用完全一样的唱腔唱出。评书《三侠剑》，是说书界的一个奇迹，篇幅之巨，流行之广，很难有匹敌的，但它的架构很简单：“英雄侠肝义胆，坏人人品猥琐，再搭配一个傻直憨勇的，就每天在书场上演好戏了。”（郑绩：《长期被忽视的“俗武侠”：论〈三侠剑〉的渊源与传播》，《浙江学刊》2019年第3期）小说不也是如此？即使是《西游记》，降妖伏魔，也不外乎几种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讲，程式化也对娱乐造成严重伤害。同样的笑话，听多了还能再笑出来吗？

但是程式化对文字以外的视听文艺却属必须。阅读是一项可以复按的工作，换句话说，你发现自己读不明白了，漏过什么重要关键词汇和转折了，动动手指，倒回一页或几页，可以重新接上头绪。戏曲、评书、弹词等等则不然，都是转瞬即逝的场景，完全不可能倒回去接续。所以，只有预设好的欢笑，才能让受众更易欢笑起来。阅读于是便跟观看、倾听有了实质性的区别。当然这类区别有时被人忽视，以致弄出徒劳无功的探索，如当代说书人曾把古龙的《多情剑客无情剑》改成评书，结果是尽失原来的语言独特风格而显得不伦不类。当然，程式化还来自于庸常思维。人们思考程式化的形成有多种层面上的原因，而视听形式的规定无疑也是成因之一。

在我看来，除了四大名著等极少数作品外，中国传统通俗文艺的全面败退，实际上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究其原因，一是以金庸、古龙为代表的武侠文学和以琼瑶、亦舒为代表的女性文学的登场，二是影视的迅猛普及和发展，后者的刺激性和通俗性为传统娱乐方式所万万不能及。这里先撇开后一点，以武侠文学的发展为例专门谈一谈它们如何以新的内容和形式取胜于传统通俗文艺的。

新武侠能够荡涤旧武侠，一般说来当然原因多重。但有一点，在意的人可能不多，那就是民国以来的新武侠小说迥异于前，它不再为说书的脚本或写定本，而是独立于口头文学，是用笔写出来的。也就是说，新武侠的阅读者跟旧武侠的倾听者已经是两批很不同的人。新武侠的阅读者是现代报刊的接受者。新武侠的发展一直来依赖于蜂起的报刊。报刊的阅读者必须具备相当的文化水平，层次并不一般。新武侠的写作也因此脱离了由于视听限制造成的程式化，变得细密、精巧，关键就是高度的书面化、文学化。这是形式上的革新进化。另外，也是更重要的，就是表面上看新武侠是“新瓶装旧酒”，写来写去，不就是中国一直有的“侠义”么？事实上，新武侠却是自出生伊始，就以“旧瓶装新酒”，最后连“旧瓶”也被改造翻新。

民国武侠的开山鼻祖平江不肖生，他的《江湖奇侠传》可以说是“旧瓶装旧酒”，而且影响巨大，但他同时写作的以霍元甲为主人公的《近代侠义英雄传》，则塑造了新时代的爱国主义人物，体现了凛然的民族正气。这在武侠史上是开创性的，惜乎当时的读者对此不甚适应。生长于苏州不良于行的顾明道，则以女性为武侠主角，将侠情作为主题，融武侠言情为一体，大大开拓了现代武侠阅读的市场。民国武侠的翘楚还珠楼主，其文笔兼具优美开阔之境界，有浓烈的传统散文色彩，但取材于当代世界，经常越出国家疆域，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已开当代玄幻小说之风气。王度庐和白羽都是五四新文学哺育出来的作家，难怪王度庐的《卧虎藏龙》几十年后能改编为电影摘下奥斯卡桂冠，而白羽的《十二金钱镖》与其说是江湖打斗，而不如说江湖尽被家长里短之光芒所掩，青年男女间的娇妒痴嗔怨比起仇杀来在书中不知要生动多少倍。朱贞木一反男尊女卑旧观念，首创女追男甚至多女追一男模式，完全颠覆了传统情爱模式，可算是女性解放的极端主张者。梁羽生则既接受了新时代的主导意识形态，歌颂人民批判统治者，也大力采用精神分析等时代新潮借以结构小说，让读者耳目一新。至新武侠之巅峰金庸，则更是集创新之大成。多年以来常有人在我面前誉金庸先生精通中国传统文化，殊不知他的最大贡献并不在斯，而在于让表面上似乎传统的形式完全寄寓了新的时代精神。论吟诗作对，金庸先生显然不如梁羽生；论五行八卦、奇门遁甲、医卜星相，司马翎显然更为杂学旁收。但论其武侠小说的整体成就，则金庸独步天下，睥睨群雄，已经天下公认。关键就在于他的全面创新。他通晓电影技艺后的场景安排，经常以视角套视角，如郭靖黄蓉去密室疗伤，见室外纷来沓去，百景杂陈；如仪琳讲述令狐冲大斗田伯光，数万言中分寸不失，已经完全祛除了传统小说中“花开两头，各表一枝”的拖沓乏味、缺少联结的陈旧手法。而《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笑傲江湖》对传统儒、释、道精神的表现和重新阐发，更是具有当代高度！金庸先生是以他非凡的穿透力和至高的精神世界成就他的武侠小说的，决非是对传统思想观念的一般复活和阐释。

话说到这里，再行归纳总结一下：中国传统的娱乐性文艺作品到今日也已销声匿迹，比如说隐含新观念新技术的新武侠已全面荡涤了旧武侠。更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发源于外的侦探小说等新样式，在取代旧娱乐文艺上也起了极大的功效。中国传统通俗文艺的全面败退，表面上看是新的取代旧的，其实新的也隐含了洋的外来因素，只不过由于通俗文艺的关系，表现得更为曲折、复杂一些罢了。

《书目答问》和《理想藏书》尽管在我的床头柜上，但也经常会积上一层薄灰。这也就是说，我也没有太多精力去按图索骥，而许多在读的新书由于后出也不可能收进这两册目录。以上无非是描述了一位爱书人读书多年后一个小小的憬悟。传统文化的弱势地位也是一个全球性现象，非常正常。科学技术的产生和飞速发展不过几百年时间，就已经步入世界舞台的中心，其它角色的让位也是理所当然。然而，除了标准统一的科学技术，各个民族毕竟要有自己的声音，尤其是一个文明绵延达几千年、经济体量居世界第二的国家。对此，我只有两句话：第一，传统的智慧仍然有它的强劲生命力，而经典古书是需要“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的，很难以今天广告式的普及与讲解代替，以苦读、熟读为方式的继承仍然不可忽略。第二，费孝通先生的名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至少是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理想。我们首要做的是“美己之美”，就是在当代视野下审视传统，找到传统的真正长处，然后是着力于在现代条件下继续发扬，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创造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而不是在所有方面去机械化地比短长。那种全方位的机械的比超终究是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