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更年：一位堪称“杂家”的银行文书

俞 栋

纵观古今中外，除精通本业以外，还熟悉其他学科或具有跨界才艺者大有人在。如东汉张衡不仅是伟大的天文学家，而且还是数学家、发明家、地理学家、制图学家、文学家，为天文学、机械技术、地震学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北宋苏轼既是伟大的文学家，更是书画家；同朝代的沈括，除精通天文、数学、化学、物理学、地质学、气象学、地理学、农学和医学外，还是卓越的工程师和出色的外交家；被马克思称为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亚里士多德，集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于一身；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培根，不但在文学、哲学上多有建树，且在自然科学领域里亦取得了不俗成就……诚可谓多才多艺，一通百通。秦更年也正是这样一位既熟谙金融，又广泛涉猎了诸多与银行业务“大相径庭”的领域，最终成为近现代金融业中不可多得的“杂家”。

秦更年(1885—1956年)，原名秦松云，字曼青、曼卿，号婴闇或婴闇居士，笔名石药翁，斋室名睡足轩，别署石药簃、东轩、后寄寂斋，江苏扬州人，居仙鹤寺旁1仙鹤寺位于江苏省扬州市南门街北段，因附近曾有“清白流芳”石牌坊，故又称清白流芳大寺。；系近代诗人、学者、印学家、书画家、藏书家、出版编辑家。其1912年在南京加入中国同盟会，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文史馆馆员；著有《汉延熹西岳华山庙碑续考》（3卷）、《婴闇题跋》（4卷）、《婴闇诗存附诗余》（4卷）和《婴闇杂俎》等。

有“补白大王”之誉的郑逸梅2郑逸梅（1895—1992年），江苏苏州人，海内外知名的文史掌故大家。他自1913年起就在报刊发表文字，至耄耋之年仍然挥笔不辍，成就一段文坛佳话。擅长写人物传记、名人轶事、文史掌故，人称“补白大王”。其中代表性著作有《逸梅小品》《南社丛谈》《文苑花絮》《艺林散叶》《艺坛百影》《书报话旧》《郑梅逸话旧》《郑逸梅选集》等。曾在《艺林散叶》中感慨道：“秦更年多才艺，为一时名士，不知彼幼年乃一钱庄学徒。”诚然，秦更年的金融职业生涯起于钱庄当学徒。但由于其聪颖好学，精通业务，加之文笔出众、口才颇佳，遂走上了靠笔头吃饭的职业之路，先后任广州大清银行、长沙矿业银行、长沙中国银行文书主任（类似今天各家银行办公室秘书科长一职）。1921年，他移居沪上，鉴于其在业内的文名和影响，又受邀到总部设在上海的“北四行”之一的中南银行任文书主任，重操旧业。因其处事严谨、协调有方，后又被委以总务课长（相当于今办公室主任，也管后勤）重任。前后四十余年的银行职业生涯，他算得上是一位资深银行人了。

秦更年的书法源于“童子功”，早在幼年读私塾时就在乡师的悉心指导与严格要求下，从柳公权、颜真卿、欧阳询等唐楷入手，走的是最传统的学书之路。待稍长，基于实用之需，其书法学习与实践的重点渐转向“二王”系统，小楷主要取法钟繇、王献之、赵孟頫等，因其不仅是银行文书，而且还爱好字画和图书收藏及版本目录研究等，平时需起草大量的文稿，或摘（补）录古籍，或考识题跋等，一手漂亮的小楷可谓其立身之本；行草书则以王羲之为圆心，逐步延展开去，并融入了不同时代的书家书写特征，用笔灵活流利，如行云流水，风神潇逸，气韵畅达；隶书则从《华山碑》《礼器碑》《乙瑛碑》等汉碑出，师法正脉，后又似得《张迁碑》之笔意和体势，于平稳规矩中略追险绝，颇具个性。

由于秦更年的本职是银行文书，也无意成为一名专业书法家，故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其纯粹的书法作品并不多，形制亦以对联、扇面、条幅为主，比较单一。而面世最多亦最能代表其真正书法水准的，则是他在最放松最自由状态下书写的那些实用性文稿与信札。两者比较，笔者认为，信札更能显示书写者的才情、性情和心情。因为文稿的阅读对象除上司、同僚、下级外，还包括编辑、排版、审校者等，须整饬、规范、易辨。而信札往往具有私密性，受众多为特定对象，且大多熟悉对方的笔迹与秉性，故书写者多是在一种自然书写状态下完成的，能更真实地体现书家的书艺与特点。这从我国早期的书法史几乎就是由信札组成的就可见一斑。如最早的墨迹《平复帖》正好是陆机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东晋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虽只有短短28个字，但从古至今一直是人们欣赏和学习临摹的经典；北宋欧阳修的《灼艾帖》，寥寥几句对于艾灸的探讨，字体端庄，笔势险劲，笔锋顿挫有力，体现了欧阳修独特的书风；北宋米芾的《值雨帖》，其用笔、结体和章法布局既竭尽变化之能事，又能在变化中达到高度的和谐统一，体现了米字的风姿和神韵……宋代之后则无疑更多了。尤其是手札背后还蕴含着书家人际往来的故事，传递着文字背后的默默温情，读来仿佛写信者的言笑举止就在眼前。从秦更年的诸多手稿尤其是手札来看，内容以书画收藏、版本考证等艺术交流和学术探讨为主，也有述胸怀、叙离情、参玄幽、记远游……喜怒哀乐，风花雪月，流淌于笔端。尽管其各个时期的书风书貌变化不大，相对稳定，即：基于“二王”，兼融赵孟頫、董其昌之影，气质高雅，格调流美，无大开大合、跌宕起伏之势，但功底扎实，结构严谨，笔画精到，隐隐透出一股舒畅潇洒、雍容大度的儒家气象。所以，这些看似随手挥就的信札，远比今日书家那些动辄丈二的巨幅作品来得更精致更耐看更有味。因为这是书家的精神世界、情感情绪与其笔墨的自然碰撞，进而达到心手合一、手书一体的境界。

诗词也是秦更年的爱好，闲时他以吟诗填词为乐。虽然他起初不得门津，但后经好友陈维之、陈履之昆仲的介绍，加入了扬州著名诗社即“冶春后社”，并受到维扬吟坛盟主臧谷3臧谷（1834—1910年），谱名肇庸，字怡孙，一作宜孙，号雪溪，因爱菊自称种菊生、菊隐翁、直翁，晚号菊叟。江都人，住扬州府东街（今通泗街北段）桥西花墅。同治四年（1865）进士。曾主持冶春后社，极一时诗文之盛。着有《雪溪残稿》《消寒分咏诗》《咏菊诗》各一卷，《湖上杂诗》《续扬州竹枝词》及《菊隐翁诗集》《扬州劫余小志》《问秋馆菊录》。的勖勉与奖掖，常与诗友赠答酬唱，饶有古代名士之风。后来他即使作客异乡，足迹遍天下，但“每返扬州，必至惜余春逗留”，与诗友们“斗室灯昏，纵谈狂笑，必至夜深始去。”其诗词颇有江淮之风，且与书法一致，以细腻、婉约取胜。如其《题咏重游菱湖图》：曲兵何意得菱湖，作宦居然似钓徒。纨扇拍歌前度梦，扁舟载酒第三图。别来鱼鸟相忘不，劫后林塘依旧无。闻道年时复乘兴，料应诗思满菰蒲。

当然，秦更年更嗜藏书。他18岁就开始收集古书，自谓“生平足迹遍天下，吴楚燕赵，百粤三湘，皆尝一再至，交其胜流，以诗词相倡和，喜治目录版本之学，得钱辄市书，历三十年，得万余卷”。他侨寓长沙近十年，有缘拜识了素有“三湘第一藏书家”之誉的叶德辉4叶德辉（1864—1927年），字奂彬（也作焕彬），号直山，一号郋园，湖南湘潭人，祖籍苏州吴县洞庭东山，系前清御史，也是著名的藏书家及出版家。，并有幸得到叶的传授与指点，从而为其日后对版本目录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好在当时的银行待遇优渥，收入颇丰，使他有钱搜淘自己喜爱的古籍善本，三十年间竟得万余卷。难怪友人戏称其“人在银行，身在书肆”。据其子秦曙声回忆：“先君子于学无不窥，于书无不蓄。自经史百家以及稗说，亦无不藏弆而掌录之也，其所笃好尤以流略版本、金石、目录为最。”

除了藏书外，秦更年还常常以抄书、校书、刻书自娱，喜在藏书上批校、题识，以致“册尾书头，朱墨狼藉”。晚年僦居上海富民路古柏村，足不出户，坐拥书城，以考订题跋为乐。他校书往往多方参照，经其整理之后的校本往往能为当代校书提供更有价值的底本。比如，其收藏的宣哲刻《白石道人诗词集》是清末重要的白石诗词刊本。又如，其过录何焯校本《苏学士文集》，梳理了何校本的传录脉络，录存、汇集了多家校订批语，殊为难得。他在题识中说：“余之费日力于此，盖比之博弈犹贤云尔。”其中饱含了沉浸其中的自得之乐。卷末题识曰： “辛酉初秋韩江寓斋借马氏所藏义门原校本覆审。世钰。咸丰辛亥五月既望，嘉禾甘泉乡人钱泰吉录于海昌学舍。甲寅四月下旬海昌唐仁寿镜香甫假钱警石先生手录本过出。后八十年庚午五月既望，婴闇居士录于海上寓庐。辛未二月花朝以唐耑甫录本覆勘一夕毕。”诸如此类的跋尾，同行见了都争相传阅并摘录。故凡名人旧藏，有其批校、题记者，虽断编残卷，亦被视作珍宝。

秦更年虽非印人，但却是业内公认的印学家。究其因，一方面，他编过《秦曼青印谱》。印谱之制昉自北宋，时多出自好古之癖。但要制作一部具有较高史料性、艺术性的原拓印谱，首先得具备学术的眼光和精准的鉴定能力，其次耗时费力，需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晚明以降，曾先后出现了张灏、汪启淑、毛庚、陈介祺、吴隐、丁仁等印谱制作名手，近现代首推秦更年。另一方面，他珍藏了大量历代古玺印与名家印谱，多时高达600余部，为古来之冠。其收藏印谱始于民国初，时值湖南永明周銮诒5周銮诒（1859—1886年），字荟生，号季譻，湖南永明（今江永）人，清藏书家，也是《共墨斋藏古玺印谱》藏家与编辑之一。与其兄长周铣诒有“兄弟共墨”之称。家藏书散出，被客居长沙、购书兴浓的他捷足先登。在所得的金石古籍中，仅印谱就达五六十册之多。还有一件关于秦更年收藏印谱的轶事：早年他在长沙玉泉街书肆看到一本乾隆年间徐坚所摹的《西京职官印录》，不料却被叶德辉侄子叶巁甫先下手购去，令其失之交臂，久久不能释怀。谁知十多年后叶德辉去世，叶巁甫兄弟携诸书来沪，秦见之喜不自禁，便“以三十金从之易归，犹之千里外故人久别重逢”。需指出的是，秦所收藏的印谱后经曹漫之斡旋，皆入藏于上海博物馆，可谓“幸甚至哉”。与此同时，他于印学深有研究，在其《婴闇题跋》中有关印谱等题记、跋语达二十余篇，钩深致远，不啻为博约精微的印学笔记。如1926年他为丹徒吴芷舲篆刻集《侣鸿轩印稿》作序；在明代罗王常的《秦汉印统》中更是一题再题，前后相距十余载，并通过《万历野获编》，考证出罗氏父子生平及罗王常隐姓埋名之缘由。当时的《艺观》杂志也曾刊发其论文《福山王氏海上精舍藏印序》，该文将道咸以来古玺印收藏、著录及藏家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

正是由于秦更年在印学上的地位与影响，晚清篆刻大家赵穆6赵穆（1845—1894年），字仲穆、牧父，号印侯、老铁、琴鹤生。毗陵（今江苏常州）人。生于咸丰，殁于光绪。同(治)光(绪)间印人，不归于皖，即入于浙，独仲穆能别树一帜，不为时会所囿，而刀法险劲，尤非吴、赵之辈所堪几及。和赵叔孺7赵叔孺（1874—1945年），浙江鄞县人。原名润祥，字献忱、叔孺，后易名时棢，号纫苌，晚年自号二弩老人，以叔孺行世。清末诸生，曾任福建同知。民国后，隐居上海。金石书画、花卉虫草、鞍马翎毛，无不精擅，尤擅画马，可称“近世之赵孟頫”。，以及陈巨来等皆为其刻过印，尤其是偶尔操刀的黄宾虹也曾破天荒地为其制过“秦曼青”一印(1913年)。此事黄还特意记入自己年谱之中。在黄发起创立的以“保存国粹，发扬国光，研究艺术，启人稚尚之心”为宗旨的中国金石书画艺观学会中，秦更年是骨干成员。不仅如此，黄宾虹最早的两本画册出版全仗秦更年。1933年12月，秦更年与沪上诸好友共商刻制《宾虹游画册》为黄宾虹祝寿，次年由秦找苏州刻工刻制印成；在黄八十大寿之际，秦又与诸友筹备在上海举办了“黄宾虹八十书画展”，这也是黄80年来最隆重最具学术性的一次画展，同时还出版了珂罗版印刷的《黄宾虹先生山水画册》及《黄宾虹书画展特刊》。这两本书是秦出面找严惠宇8严惠宇（1895—1968年），民族工商业者、实业家。名敦和，以字行。江苏镇江人。新乐府昆班的创始人之一。出身商人家庭。幼读私塾，后攻读政法，曾任扬州法院书记官。后定居上海，历任上海金城银行副经理，大东烟草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华东煤矿公司董事长，四益农产育种场常务董事、总经理，上海溥业纱厂、杭州福华丝厂、南通大生纺织公司、扬州麦粉厂、镇江水电公司常务董事等职，成为上海滩上颇具影响的实业家之一。，严又和一个叫徐十四的人共同出资刊印的。秦更年在画册的序言中写道：“歙黄宾虹先生今年整八十，海上故人，谋所以娱其意而为之寿者，因驰书旧京，索年时画课，展览于沪，凡得百许幅，高古苍润，脱去笔墨蹊径，直须于古人中求之，观者莫不餍其意以去。傅君怒安，就其中简取二十幅，拟付珂罗版印行，……傅君甚喜，谓先生行且南来，将持此博先生一笑也……”。同样，黄亦时常会将见到的文物、拓片赠予秦。两人惺惺相惜，友谊长存。

秦更年还热衷于收藏名家字画，曾鉴定并收藏过明代文徵明画的《可菊草堂图》9作于1548年。等一大批珍贵的书画。由于其精于鉴赏，很多人收藏书法碑帖，往往要请其“掌眼”和题跋方能安心。如吴静庵收藏的汉钟繇书《宣示表帖》10《宣示表帖》为著名小楷法帖。汉末钟繇书，真迹早佚。唐时所传为晋王羲之临本。传世刻本以《淳化阁帖》中的刻本为最早。南宋末，贾似道嘱廖莹中摹刻一本，较为精善，人称《半闲堂本》。，就曾专门请他品鉴并题跋。还有，沪上名家唐云收藏的《瘗鹤铭》11《瘗鹤铭》是古人为葬鹤而写的一篇铭文，原石刻于江苏镇江焦山西麓栈道摩崖之上，临江绝壁，不知何时山石崩裂而落于长江水中，至北宋初年冬季水枯时，原石始露出水面，有人仰卧于石下，摹拓其文，经考识知是《瘗鹤铭》，由此文士书家纷纷关注。也邀其审定，经他考识认定系颜修来旧藏水前本12拓本有水前本、水后本之分，水前本因椎拓不易，传世已成凤毛麟角而珍稀异常，片纸只字，视若拱璧。，并题“江南石刻较官碑外瘗鹤铭为最古”，方一锤定音。

秦更年无疑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杂家”，只可惜大半生时间生活在社会动荡、战火频繁的年代，假如他生活在当下的昌明盛世，再假如还能从事一份与其志趣相符的职业，那将会造就一个怎样的大家呢？可惜这世上从没有假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