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日本精神史事件的“鲁迅”与“李贽”※

朱 捷

内容提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著名小说家太宰治与尚未成名的中国思想史家岛田虔次分别以“鲁迅”与“李贽”为线索撰写了一部文学作品与一篇史学论文。小说因“国策”与“鲁迅”而受到注目，论文乃岛田成名作之基石。因此，我国学界均对“本事”进行过不同程度的“言说”，然结论亦趋于一致。本文试图将两件近乎同时期的“本事”参互考察，以探寻理解八十年前日本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与主体真实，剥离“本事”与“言说”的纠缠。

一

太宰治（1909—1948）的《惜别》1与岛田虔次（1917—2000）的《阳明学中人的概念与自我意识的展开及其意义》2均产生于“二战”勃发期，前者属于文学创作，后者被视为思想史研究。

可是，因《惜别》的“国策”3性质，及其主人公“鲁迅作为一个具有自主性的文化经典，在被重塑的过程中势必对‘日本’和‘太宰治’的话语权力构成制约——即太宰治无法随心所欲‘塑造’鲁迅”4等因素，“纯粹”创作的意味便有所稀释。

而彼时，作为青年史学家的岛田，“有很强的冲动要一致化、一元化，要寻找定律，要极大化自己的基盘来解释过去”5，他“在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几个边缘人物（尽管李贽等人具有一些叛逆精神）那里寻找市民意识的‘萌芽’”6，并最终创设了以李贽（号卓吾，1527—1602）为“完成态”的中国近代思维发展论。如此这般，攫取历史思想资源，通过排列组合的方式，去实现某种已是预设的结论，相较于“复调”的历史，多少给人以创作之感。

值得注意的是，1945年日本战败后，岛田以该文的构思为基础，完成了他的名著《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