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社与现代中国文化
——纪念创造社成立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张一凡

2021年4月23日至25日，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中国郭沫若研究会、郁达夫研究会、田汉研究会主办，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承办的“创造社与现代中国文化——纪念创造社成立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大学等单位的70余位专家学者参与了本次会议，会议围绕以下主题进行讨论。

一 创造社研究

创造社的异军突起与文学论争始终是学界的热点话题，过往的研究集中于关注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差异与论战，本次会议体现了对创造社“异军”之“异”到底“异”在哪里的重新思考。朱寿桐（澳门大学）指出，创造社的边缘定位与反抗姿态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策略，而这样的文化策略又导致了他们的民粹倾向。房栋（浙江师范大学）认为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语丝社之间“国民文学”的论争，目的在于借中国文学本土资源实现文学语言“国民化”，构造一种更为高级的语言形态。范家进（浙江工商大学）从对“泪”的不同想象与表达出发，探讨创造社与徐志摩论争的背后所代表的两种抒情道路。魏建（山东师范大学）则指出创造社之“异”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创造者自称为“异军”，这种自称来源于创造社诸君文学创作能力的自信；二是创造社的“异”是区别于新文化新文学主流而言的，创造社与新文学主流在新文化建设策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路径等诸问题上看法大相径庭。而创造社的出现也改变了五四文学革命的轨迹，而且超越了五四时期所关注的“新旧之争”，为新文坛呈现多元互补的格局提供了丰富性的精神资源。商金林（北京大学）从闻一多日记等材料出发，指出郭沫若等人本有融入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文学主流的机会，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可见其异军姿态并非面对文学研究会排斥的被动反应，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挑战姿态，意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与路径扩大新文学运动的影响。蔡震（郭沫若纪念馆）认为创造社的成立与日本近代文学和文化环境是直接相关的，1920年代创造社的出现更像一个外来的闯入者，其所具有的包容性、开放性都是国内文坛难以产生的，由此也对当时的文坛形成了极大的冲击和挑战，促进了新文学的多元发展。

创造社起始时间的研究也是本次会议讨论的重点。凌孟华（重庆师范大学）梳理了1990年代文学史书写中创造社成立时间的诸多说法。咸立强（华南师范大学）指出，1929年创造社出版部被查封并不意味着创造社历史的终结，在左联成立后依然存在着“后创造社时代的同仁意识”。

与创造社相互关联、影响的文人群体也得到进一步挖掘。刘奎（厦门大学）从情本论的角度探讨了创造社与袁家骅、顾绶昌、朱谦之等青年学者在文学风格、思想倾向上的共通性。王烨（厦门大学）指出，黄埔军校时期的学生组织“血花剧社”的文艺实践对创造社文学转向具有深远影响。

二 郭沫若研究

郭沫若作为创造社的缔造者和核心成员，在创造社研究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也是本次会议的重点话题之一。杨华丽（重庆师范大学）从郭沫若《替鲁迅说几句话》的文本生成与流变探讨郭沫若与鲁迅、胡适的关系。徐文余（贵州师范大学）认为，郭沫若早期的作品从个人、家庭、民族三个层面都体现了身份认同的焦虑，这种焦虑源于他在日本留学经历以及受到日本文学的影响。刘海洲（商丘师范学院）探讨了郭沫若所体现的文学创作与政治活动之间的复杂关系。张勇（郭沫若纪念馆）指出，郭沫若的翻译活动与创造社相辅相成，共同造就彼此辉煌的未来。

对郭沫若诗歌成就的评价，近年来产生了较大的分歧，在当下如何解读郭沫若诗歌也是一个亟须解答的问题。李斌（郭沫若纪念馆）指出《女神》体现了半殖民地子民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下的不适体验，并进一步导致了中国部分精英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质疑，以否定的形式表达了中国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可能性。梁波（大连外国语大学）认为，郭沫若的诗学思想中体现了一种高速而自然流畅的“动”感，其内涵正是艺术在高速的近代文明中对“空间”的冲破、对“时间”的追求。袁宇宁（陕西师范大学）认为，《女神》中人神关系互文性的建构，与主张创造与反叛的五四精神息息相关。周俊峰（西南大学）从郭沫若新诗中的用典出发，探究现代精神文化的困境以及汉语新诗的书写难度，体现了语言的时代感与典范化的内在矛盾。

郭沫若的转向研究也是一个热点问题。朱佳宁（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指出，1924年郭沫若所译的《新时代》是考察其思想转向的重要文本，体现了郭沫若对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文学与革命的关系、暴力革命与渐进改良的关系等诸多问题的思考过程，有利于进一步厘清其思想转向的复杂脉络。刘丽婷（西北民族大学）通过对比《女神》和《恢复》中的新词，探讨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不同的创作观念。邹佳良（西南大学）认为，1926年发表的郭沫若讲演稿《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和孙中山对三民主义的论述之间的异同，体现了郭沫若试图调和外来的马克思主义和本土诞生的三民主义的尝试。田源（四川美术学院）基于民国报刊里的读者批评文献的搜集整理成果，指出虽然郭沫若的新诗创作经历了从创造社的浪漫主义向左翼的现实主义的风格转型，但是“颓废”气质却是一以贯之的。

郭沫若的史料研究及其学术成果也受到部分学者的关注。常丽洁（商丘师范学院）补正了郭沫若旧体诗词笺注中的一些疏漏。杨胜宽（乐山师范学院）指出，郭沫若对邓析的研究存在史实上的错误，导致他对邓析的法制思想做出了不当的评价。刘婧妍（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古文字研究为切口，梳理了郭沫若对西周彝铭人物研究的贡献。

三 郁达夫研究

郁达夫的作品一直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吸引着研究者的注意，郁达夫研究也是本次会议的一个亮点。许思昶（西北民族大学）认为，郁达夫在《沉沦》中大量使用新词冲击了文言词语体系，刻画了新文学发展轨迹。李博林（大连理工大学）认为《沉沦》中空间场景的转换为我们解读异乡生活的零余者形象提供了新的切入角度。潘磊（郑州大学）指出，郁达夫的疾病书写在其作品中占据重要地位，成为叙事的重要动力和结构性元素，而这种病痛叙事与他在日本的流散经验有着密切关系。高照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则注意到了政治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促使郁达夫由以小说创作为主向大量创作杂文的转变。

虽然郁达夫在1930年代时期和左翼文学主流渐行渐远，但郁达夫文艺思想中隐含的左翼倾向与革命运动的天然联系，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高远东（北京大学）指出，郁达夫的文学书写借欧洲文艺风尚对资本主义文化逻辑进行批判，零余者形象、对社会漂泊和人性起落根源的表达也隐含着对半殖民地的中国资本主义现实的社会和政治批判，这对于理解现代文学的开展有着重要意义，与左翼无产阶级文学思潮形成呼应。张瑞瑞（厦门大学）注意到了广州农民运动与郁达夫文艺思想之间的联系。

郁达夫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果。郁俊峰（浙江杭州市富阳区文联）、李杭春（浙江大学）整理了郁达夫的求学年谱。金传胜（扬州大学）整理了多篇郁达夫佚文、佚简和相关史料。袁洪权（西南科技大学）梳理了开明版《郁达夫选集》的编辑、出版过程，探讨政治、文化等因素在文集编选中所承担的角色。

四 创造社其他作家研究

张资平是创造社的重要作家之一，也是与会学者关注的对象。陈思广（四川大学）谈及张资平长篇小说的长销术策略与商业经验及教训。廖久明（乐山师范学院）介绍了1948年张资平回忆创造社的两篇文章：《胎动期的创造社》《〈创造〉季刊时代》，并考察了两篇文章的可信度。同样注意到这两则材料的还有曾祥金（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他以张资平回忆文章为依据探讨张资平视野中的创造社。

对于王独清的研究立足于作品的深入剖析。李海鹏（南京大学）通过王独清译但丁《新生》的研究，指出王独清的新诗观念与但丁的《新生》相互呼应，体现了文学与历史的双重互动、演进中的“新旧之辩”。刘宁（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则从王独清的《长安城中的少年》出发，探讨近代陕西辛亥革命以及城市文化空间转型与文学文本之间的密切关系。

田汉研究方面也有不少亮点。樊宇婷（北京师范大学）对比了田汉与王宏声两个版本的《莎乐美》，指出通过“看”“望”的一字之别，田汉在译本中创造了“看”／“望”三角结构，强化了原剧本的艺术魅力。张武军（西南大学）、徐鹏飞（西南大学）分别从《黄花岗》《古潭的声音》的版本流变中探讨田汉的转向，揭示作品中艺术与政治话语的争夺。闫俊蓉（西南大学）则关注田汉“转向”前后的一致性，她认为1930年田汉改编的《卡门》传递出了田汉一贯的波德莱尔式反抗精神与浪漫情调。

郑伯奇是近年来“重新发现”的一位创造社“元老”。吉玮琳（辽宁大学）关注到了郑伯奇与创作社一道发生的转型。与之意见相反的是，刘竺岩（兰州大学）认为郑伯奇在文学场域的剧变中，更多保持了一种“不变”的姿态，这种“不变”体现为“自我表现”的文学本体论、“立足生活”的文学创作观，以及多重条件限制下的文学形式观。路嘉玮（陕西师范大学）注意到了郑伯奇主编的《新小说》杂志与郑伯奇“新通俗文学”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新小说》是“新通俗文学”文艺观念的实践，也是“文艺大众化”讨论诸种成果的一次试验。但由于“新通俗文学”观无法指导《新小说》，“新通俗文学”理念与文学创作规律和市场规律之间的错位，导致了该杂志的破产。

此外，徐臻（上海外国语大学）指出成仿吾与卡本特的文艺思想有着密切联系，卡本特文艺思想中进步因素也促进了成仿吾思想的转向。苏晗（北京大学）探讨了穆木天从象征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如何以写实主义为基础建立“大众化”的诗学框架。

本次会议除探讨了创造社与中国现代文化、创作社作家两大主题之外，还收获了其他研究成果。巫小黎（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关注到了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兼具学术性与文学性的双重特质。马雪琳（新疆大学）探讨了《工人绥惠略夫》和鲁迅的共鸣之处以及该作品对鲁迅翻译、创作实践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