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锻造与新文艺的诞生※
——评贺桂梅“中国气派”论

刘复生

在《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后记中，贺桂梅说她真正理解了何谓“中年写作”。提起书中重点论述的那些作家们，她写道：“这些革命作家完成的都不是‘青春写作’，不是基于个人情绪和经验的‘倒影式’写作，而是力求改造世界的理性写作。”1这也可以看作贺桂梅对自己学术研究的某种自况。她的学术研究已经走向自觉，她感受到了来自现实的驱力和责任感。《书写“中国气派”》正是这种“中年写作”的产物，它是对世界正在遭遇的历史危机的曲折思考，也是对当下思想论争所做的批判性回应。

一 近代以来的国家建造：革命中国的历史经验

《书写“中国气派”》追根溯源，从“民族形式”问题入手，梳理了近代以来寻求建立“新中国”的历史过程，重新发掘了中国革命的独特经验。贺桂梅从文化政治的角度，回答了共产党的建国方案为何能最终成功，它又以什么样的方式和机制凝结和升华在文艺形式之中，这种形式又如何返身再度成为塑造新中国的能动性力量。

革命中国的实践，真正强大的力量来自人民性或社会主义性质，这使它超越了其他民族主义建国方案。正是社会主义的实质内涵，才使新中国真正完成了民族独立和现代发展的目标，又充分转化民族文化，使之上升到世界的普遍性高度（与之相反，以民族文化为基础的国民党民族主义政治却无法消除内部张力，完成基本的现代建国任务）。

人民性或社会主义的政治内核提供了民族认同的实质，有效地统合了“中国”内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并赋予了理想性的动能，解决了历史上的难题，形成了既统一又具有地方活力的治理结构和国家组织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