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的“批判力”如何生成
——评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第2版）》

李 静

对于当代中国研究而言，上世纪80年代1是极为重要的枢纽时段。其重要性，不止于完成了从“革命”到“改革”的主题变奏，更在于造就了许多影响至今的“真理”与“常识”，形成了诸多支配性的认识论与价值观。而这正是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以下简称《“新启蒙”知识档案》）一书的思考前提。该书的封底上醒目地标识着80年代之于当下的影响：“这个时期形成的文学观念、知识体制与思维框架构成了近四十年来的新主流文化，也是人们理解当代中国乃至整个20世纪的基本认知装置。”2从中可看出，贺桂梅尝试在一种总体的、相对超脱的视野中辨识80年代遗留至今的“基本认知装置”，显示出一种清醒凌冽的反思气质。这些认知装置塑造着对于现代、中国、文化、文学、人等根本命题的理解方式，正是在细密拆解这些装置的过程中，本书渐次成型。

《“新启蒙”知识档案》初版于2010年，问世后已成为研究80年代文化绕不开的经典之作。在搭建“知识平台”与更新研究方法的意义上，此书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3不夸张地说，如果要选择一本书来全面系统地了解80年代的思维方式，此书大概是迄今最好的选择。2021年3月，第2版问世，章节布局的调整改写使总体结构更吻合80年代的历史展开轨迹”4，但总体改动不大，两个版本所横跨的十余年世事沧桑，并未减损本书观点与方法的有效性。关于80年代的研究，很难与研究者的主体视角、开展研究的时代环境等一系列因素剥离开来，毕竟我们依旧生活在80年代的部分历史后果中，并未完全超越于它的逻辑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