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文学”的玄机
——茅盾延安之行的精神轨辙

郭鹏程

内容提要：以茅盾在延安时期参与“民族形式”讨论为出发点，他关于“市民文学”与“民间形式”的观点实际存在冲突之处。这个现象可以理解为茅盾长期秉持的文学观在抗战时期遭遇挑战，也反映出茅盾参与延安文艺话语建构时踌躇、微妙的心态。在党的文学体制中，茅盾经历了从拒绝充当“旗帜”到接受成为“人民的光荣”的转变，他所秉持的文艺观也从“市民文学”走向了“人民文学”，这背后是茅盾精神的成长史，也是党的文艺体制的召唤史。

1940年5月26日至10月末，茅盾曾有近半年的时间居留延安。虽然时间不长，但延安却是他文学生涯中不容忽视的一部分。在这里，他密集地参加了各种社会活动和文学活动，还形成了他对当时激烈讨论的民族形式问题的独特见解。1970年代孙中田《茅盾在延安》一文从茅盾去延安的前因后果说起，全面系统地整理了茅盾在延安的演讲、写作、会议等一系列社会活动和文学活动，已经注意到了民族形式是延安时期茅盾文章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可惜，由于茅盾在延安时间较短，没有进行文学创作，也没有经历整风运动、文艺座谈会这样的政治事件，这使得延安时期的茅盾并不像丁玲、何其芳的思想轨迹那样易于把握，此后对“茅盾与延安”话题的研究停留在了介绍他的活动情况和理论贡献，始终没有超出孙中田的研究范畴。

目前，对茅盾与延安的研究往往陷入两种误区，一是研究中从未把他纳入延安作家的框架来讨论，更多地将茅盾视为延安的过客，切断了茅盾与延安互相之间的影响和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