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约嘉湖上一只小船的打翻
——重审新诗发生“前史”的一次“偶然”

姜 涛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5)

有关白话诗或白话文学的个人发明史，善于“戏台里叫好”的胡适，在《尝试集》自序、《四十自述·逼上梁山》《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等文章中有过不厌其详的讲述。尤其是对留美期间与友人的争论以及自己“尝试”的路径，他的叙述尤为细致、生动。结合《藏晖室劄记》《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等材料，从最初提出“作诗如作文”到后来选定“白话”为突破口，这一“逼上梁山”的故事，似乎可以非常真切地呈现于研究者和读者眼前。有一点可以注意，那就是在相关的自述中，胡适非常强调这一过程发生的偶然性，认为“白话诗”或“文学革命”方案的提出，是由于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并不能归因于某一种历史的“必然”。1923年12月，陈独秀在致胡适的信中曾言：“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1](P168)将白话文运动的兴起，看做是“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的结果，这显然体现了一种强调经济决定性的唯物史观。针对这样的一元论解释，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称，自己写《逼上梁山》这篇自述，一定程度上就是要说明历史事实不是一个“最后之因”就可以解释的：“这个思想不是‘产业发达，人口集中’产生出来的，是许多个别的，个人传记所独有的原因合拢来烘逼出来的。从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一位书记先生的一张传单，到凯约嘉湖上一只小船的打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