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行草书碑刻研究现状综述

李明桓

众所周知，唐代出现数量可观的行书碑，仅目前不完全统计就有二百多块，约占有唐一代上千块碑刻中的两成；亦见大量的行书墓志、塔铭、造像记、题文、敕文等不同石刻类型载体，并由此产生了同一碑刻诸种拓本的流传。现如今，随着寻访、盗挖、考古等的不断深入，还不断有新的行书碑刻及相关拓本传出。凡此种种，业已汇聚成了一个相当巨大的学术资源，并因而衍生出了非常庞杂的学问系统。

这些首先成为传统金石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唐时如史家韦述的《两京新记》即载有“（卷有残缺）京城之壮观。寺内有碑，面文贺兰敏之写《金刚经》，阴文寺僧怀仁集王羲之书，写太宗《圣教序》及高宗《述圣记》，为时所重”1[唐]韦述，《两京新记》卷三，粤雅堂丛书本，叶一正。。《旧唐书·韦述传》云：“（述）家聚书二万卷，皆自校定铅椠，虽御府不逮也。兼古今朝臣图，历代知名人画，魏晋已来草隶真迹数百卷，古碑、古器、药方、格式、钱谱、玺谱之类，当代名公尺题，无不毕备。”2《旧唐书》卷一〇二〈韦述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184页。

有宋一代，金石学成为当时一门显学。《吕氏春秋·求人篇》说夏禹“功绩铭于金石”，高诱注曰：“金，钟鼎也；石，丰碑也。”彼时如刘敞、欧阳修、赵明诚等金石大家，广搜金石碑刻等“古物”，考经证史。《宋史·艺文志》即载诸多金石著述，除《集古录》《金石录》外，更有杨南仲《石经》，张琰《仲师道祠碑》，乔执中《杂文碑志》等。这些堪称最早的碑刻研究文献，按撰述内容大略可分为目录之学、考证之学、图谱之学、校勘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