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慧莉：用传播的力量“让候鸟飞”

个人简介

“让候鸟飞”公益基金执行长，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主导推动“东方白鹳安心鱼塘”“抢救长沙大泽湖湿地”等候鸟保护成功案例，由其发起的“公共护鸟响应中心”体系于2015年获得福特汽车环保一等奖。

白岩松、敬一丹、崔永元、康辉、朱广权……这些或名噪一时，或依然活跃在传媒界一线的名字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传媒大学。这里是莘莘学子梦想中的学府，也是众多传媒人立志传播真实力量、引领社会新风的起点，而从这所高校走出来的“让候鸟飞”公益基金执行长刘慧莉，正用她的所学所感，让“传播”成为守护鸟类、守护自然的力量。

“天津来了4000多只东方白鹳，不去保护区，挤在人工鱼塘偷鱼吃，不停被鞭炮轰！”2020年11月，刘慧莉接到了这样一个求助消息，电话那头是她心急如焚的老朋友，天津护鸟志愿者王建民。

东方白鹳是迁徙候鸟，世界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一直以来，天津都是它们在迁徙过程中必经的补给站。2012年，500只东方白鹳被盗猎分子投毒的事件曝光后，天津官方和民间组织携手开启了候鸟保护的新格局，成为护鸟成果领先的代表城市，该区域也从盗猎候鸟的灾区，变成了候鸟保护的天堂。这次怎么又会出现这样的事呢？

拥有多年一线野保案例主导经验的刘慧莉马上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原来，位于迁徙路线上的栖息地鱼塘退渔后，缺少了东方白鹳爱吃的小鱼，加之周边湿地保护区管理没有适合的水位和食物，导致其到达天津后，大量挤入人工鱼塘，鱼塘老板苦不堪言，迫不得已采取轰赶方式维护自身权益。然而有些鱼塘附近有高压线，部分受惊的东方白鹳误撞电线后出现了死伤，至于吃不饱的那些也很难有力气继续南飞。

经过这些年的保护，东方白鹳已从原先全球种群数不足2500只上升到了9000多只，4000只已经占了种群数量的近一半，眼看着天气越来越冷，一旦发生意外，后果不堪设想。可若是长期滞留，鱼塘老板也会面临每天二十万元左右的损失。

焦灼之下，“安心鱼塘”计划被提上了日程。所谓“安心鱼塘”，是指在一片安全的人工鱼塘区域以人工投喂的方式，将东方白鹳招引至新场地集中，让它们“吃饱吃好、安心南迁”。在连续有三只东方白鹳被鞭炮轰赶撞击高压线伤亡后，王建民提出，在一片总面积3000余亩、周围没有高压线的人工鱼塘进行人工投喂，“这家鱼塘老板已出鱼（即卖鱼）完毕，过去几年也多次和志愿者有互动，愿意善待东方白鹳，还可作封闭式管理，防止盗猎投毒。”

作为提供支持的基金，让候鸟飞也承担了很大的风险和压力。刘慧莉解释说：“首先是种群数量大，无论是引飞还是食品安全问题上都容不得半点差池;其次是野保圈原本就对人工投喂有很大争议;第三是人和野生动物接触的机会变多、距离变近，是否会增加人畜共患病的风险。但当时的确是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为了保护候鸟，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刘慧莉说，作出这一决定，并不是单纯的赌博，“因为王老师是我们的老伙伴，有多年的信任基础，他们对人工投喂后如何避免依赖滞留已经有成功经验，其次王老师团队是真的豁出命在做候鸟保护，这一次他们做得太辛苦了，可依然在坚持”。

“天津那时候是接近零下的天气，王老师和其他志愿者每天12小时以上的巡逻守护，奔波买鱼、保障口粮，救助伤病候鸟。幸而结果是好的，最高峰的时候有5000只東方白鹳陆续南迁。王老师也说，看到东方白鹳顺利南飞，到达鄱阳湖，他是喜极而泣。”

“安心鱼塘”的成功，体现的正是“让候鸟飞”的工作原则——基于公众参与，基于传播倡导，推动候鸟保护议题的改良和解决——这也与它的媒体基因分不开。

2012年10月，湖南罗霄山脉千年鸟道爆出候鸟杀戮，野生鸟类的盗猎现象与栖息地严重破坏，引起全国震惊。为此，曾成功发起微博打拐、免费午餐等公益项目的著名媒体人邓飞发起了“让候鸟飞”公益项目，希望改变候鸟在中国的生存环境，刘慧莉也是在那时成了让候鸟飞的早期志愿者。

“我一直以来就很关心环境问题，毕业论文就是以环境传播为主题，后来进入了一家杂志社，负责环保栏目的采写。工作中我对环境调查、物种保护及动物福利的相关工作越来越感兴趣，参与让候鸟飞，让我从最初协助当地志愿者进行打捞和救援、进行微博直播，逐渐转变成志愿者与地方执法部门协作沟通，以及一线与外界媒介联络的关键协调人角色。”

随着与志愿者的深入接触，刘慧莉发现，这些志愿者虽然有着很强的行动力和保护成果，但是由于年龄、工作环境等多方面的原因，他们没有时间和条件来运营筹款和捐款人服务。于是，她决心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在做好自己的调查保护项目的同时，面向伙伴开展传播及筹款援助，比如帮助写文章、开展直播、招募专门针对具体项目的月捐人、协助运营月捐人社群等等;在一些重要的志愿者团队，还会有让候鸟飞的传播协作员长期跟队。此外，让候鸟飞还为深度援助项目开展了实习生团队招募，计划给每一个深度援助的伙伴都搭建一个筹款服务小组。

“也许有人说，理想情况应该是由救助项目志愿者自己来运营，但现实而言，一线野保伙伴自己精通筹款和传播的非常少，他们已经非常辛苦，做调查、巡护、举报，对体力和意志力的要求都非常高，想靠自己找到擅长做传播服务的人员也非常难。但这对于我们这样有媒体基因的组织来说是更容易的，所以我们有了公益品牌效应之后，应该为他们提供这类服务。我们还在行业里首度尝试了救助期间的每日直播，一起面对每天的未知和突发状况，开诚布公地交流每天发生的一线行动，这些都推动了救助和项目筹款。”

迁徙中的东方白鹳 图/ 视觉中国

刘慧莉柔和但有力的话语掷地有声，用传播为野保赋能，让候鸟飞正在践行。

Q&A

这些年来，让候鸟飞有了哪些发展？

让候鸟飞最初发起时只有一名全职和实习生，现在全职和实习生加起来，已经有10多人，是一个中型的机构了。全国伙伴数量和资助过的伙伴项目团队已经超过50个，涉及20多个省份。

让候鸟飞成立8年，善款募捐数额已经超过1000万元，每年有100万元以上的募款，我们很快会进行8周年审计，也很欢迎大家来详细了解。目前最主要的行动伙伴都是30岁到60岁之间，实习生主要集中在高中以上到大学的学生朋友，在我们成立最初，原本只有10来岁的孩子，现在也成为大学生了，也把许多创造力和行动力带入了候鸟保护的议题。

从整个行业来说，国内民间公益环保组织的发展壮大主要得益于哪些原因？

从让候鸟飞的成长路径来看，着眼于公众参与，加上信息时代自媒体的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立足点还有举报系统的打通，让公众参与可以顺达通畅。

《野生动物保护法》是三十多年前立法的，所以现在的80后、90后都有比较好的自然保护观念，我们进入了全民行动的初级阶段，这里面有官方非常多的努力，也有普通公众细水长流的改变。

让候鸟飞刚成立时，我们的志愿者经常遇到举报电话打不通、举报后执法人员无作为的情况，栖息地破坏的案例就更为艰难，许多有问题的环境影响评价，是得到官方环保部门的许可审批的，这对伤害行为的制止就带来许多阻力。这样的困境要如何突破？我们的基本工具，一个是法律，一个是媒体。以法律依据为准绳，客观说出法律执行过程中遭遇的困难，让主管部门看到，也让公众看到行动的示范，这样一点一点来打通。最终再以真实案例素材，来推动法律的完善和进步。

比如现在有名的“爱鸟城市”天津，最早也和很多其他地方一样，护鸟举报很难，现在，就算是一个片区的民警，如有接到民众的护鸟举报电话，也会立即赶到现场。这在许多其他城市还做不到。此外，也有许多执法部门的人员告诉我们，我们的公众号让他们看到了许多野保的重案调查信息，为他们提供了重要辅助，更好地锁定和打击违法行为。

作为民间公益组织，信息公开是其公信力的关键，我们想了解一下让候鸟飞的相关经验。

我们的资金来源，有10%～15%是企业捐赠，大部分还是公众捐助，因此我们在面向捐款人的信息反饋服务上一直不断学习，从零起步。现在“一起云养鸟”“节气鸟篇”等已经有一些积累效应，很多伙伴说我们的传播做得好，也都是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摸索实践而来，离理想目标状态还有距离，还有很多要去完善的问题。

我们的筹款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伙伴联合劝募，每年有1到2次，比如说“腾讯9·9公益日”对我们帮助很多，属于让候鸟飞品牌共享的联合劝募模式。另一部分是我们的自筹，支持全职团队，每年也会有资助支持新加入的伙伴或者筹款困难的伙伴。

2020年我们在原有的联合众筹基础上，开展了深度援助项目，就是在传播部门的人力中，在原来的行动反馈月报公布等信息工作的基础上，增设人力来专门为伙伴做筹款建设;今年我们也会系统开展让候鸟飞整体品牌的月捐人招募，对我们自己的月捐人服务管理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也是我们公益品牌成熟度达到阶段发展后需要完成的。

近年来国内公益环保组织似乎从以前的“大而全”转向了保护对象的细分，除了我们以前所熟悉的大熊猫、金丝猴之外，也出现了很多其他的具体物种，这样的细分能带来哪些好处？

越繁荣，也一定越精微。从传播倡导的角度，越清晰具体，就越容易获得公众感知，所以倡导聚焦明星物种，会为整体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带来宣传效应。

以往保护工作者多从一个保护地中的关键物种的角度来做宣传，叫做“旗舰物种”，除了这一物种不可替代的生态角色以外，也运用了适合公众的传播学思维。让候鸟飞更着重于“焦点物种”，比如东方白鹳、黄胸鹀、丹顶鹤等，以物种来带动对应保护伙伴的行动，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社交媒体平台上了解这些鸟类以及保护它们的志愿者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