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安琪
内容提要:1943年的西北之行和同期发生在大后方的工业危机是曹禺创作话剧《桥》的两个重要背景。《桥》对工业危机的社会学式的处理方式弱化和模糊了作者的核心批判指向,从第一幕缺乏现实逻辑的“斗争”到第二幕暗藏伏笔的“建设”话语,文本的混乱与脱节投射出曹禺在特殊语境下处理这一敏感题材时的两难心理。《桥》之所以未完成,除了曹禺与钱昌照私人关系破裂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其为民族工业设计的“水中搭桥”的自救出路偏离了茅盾在《清明前后》中建构的政治批判话语。《桥》的言说立场及其背后潜隐的意识形态博弈,对研究1940年代后期曹禺的思想转向与文学转型,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较之《雷雨》《日出》《原野》等剧,曹禺在抗战后期创作的话剧《桥》,学界讨论始终寥寥。这部反映大后方工业建设的作品于1946年发表两幕后便戛然而止,原定多幕剧的后半部分始终未完成。曹禺本人直到1980年才首次提及《桥》的创作意图,即所谓表现“官僚资本家与民族资本家的斗争”1。此后,他又透露此剧是经过钱昌照2的介绍,在考察重庆的民营钢厂后才着手创作,称写作时“已经受到毛泽东《讲话》的影响”。3此番自述也为后来的相关研究定下基调,对这部话剧的零星阐释也止步于此。4然而,这一说法疑点颇多,比如,时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以下简称“资委会”)副主任的钱昌照为何会介绍曹禺去钢厂调查,写一部反对官僚资本家的作品?如果《桥》的写作受到《讲话》影响,为何新中国成立后这部作品仍迟迟未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