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海”之外：国民革命、民族革命与北方革命文学

张武军

引论

北京曾以五四运动和新文化策源地著称，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沦为旧京的北平，虽保留着“文化城”的名号，但似乎与“革命”和革命文学无缘，没有了五四运动时的朝气与火热，沉默、冷清、老旧、荒原成为搭配在“北平”之前的惯用修饰词。革命文学乃至新文学的中心都转到上海，旷新年的《1928：革命文学》起笔就是“1928年的上海”和“上海：文人的趋归”1，他的论述与其说是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时代演进，毋宁说是北京（平）到上海的文学空间转换，革命文学完全等同于上海革命文学。这样的论述逻辑，也是学界的普遍认知，有学者就认为：“在中国，注定只有上海，才能成为左翼文学的诞生地。”2与此相对应，研究界一提到1930年代的北方，就只看到京派文人的风采，也就是学院派的风采3，“学院-京派”主导着北方文学的历史叙述和研究取向。不管倾向和立场如何，各方似乎有意无意形成这样一个共识：“北京和上海分别形成了两大文化中心，并且形成了‘京派’和‘左联’两分天下的格局。”4北方革命文学要么成了胡风当初所说的“京派看不到的世界”5，要么被收编到上海左翼的叙事框架，遭遇双重的“不见”。因此，我们不仅需要沿着胡风提出的命题继续开拓，探寻“京派”视野和“学院-京派”研究中的“看不到”，还要进一步挖掘上海左翼视野下的“盲见”，再现和重构那不能被上海左翼所替代的北方革命文学的独特历史。

一 回忆所建构的北方革命文学

“文革”之后，调查和考证左联成员名单，征集当事人的回忆和叙述，搜寻和编撰左联和革命文学史料，是当时研究界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