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理论中的历史与规范性：以罗尔斯为例＊

[英]理查德·伯克

一 道德与政治哲学

在过去一代学人当中，有一种看法认为，政治哲学的任务是要证明它设想的机制安排包含的基本原则正确合理。这种方法本质上是规范性的，而不是着眼于因果关联：它的意图不在于研究现实存在的社会关系，而是要解释在其之外的价值体系。

约翰·罗尔斯对这一发展产生了决定性影响。1951年，他提出合理性论证是伦理学的“主要目标”。二十年后，在《正义论》的最初序言中，他指出自己的研究是为“民主社会”建立“道德根基”。①John Rawls, Collected Papers, Samuel Freeman, e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9-10;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ⅷ.伦理学的方法被运用于政治哲学领域。罗尔斯随后将政治哲学圈定在关于正义的思考中，而这一思考又提供了一个评估社会的“标准”。②John Rawls, Collected Papers, pp.9-10;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p.ⅷ;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8.然而，人们通常认为关于正义的规范在合理的同时，也应该切实可行。③这一观点贯穿以下两部著作：John Dunn, Rethinking Modern Political Theory: Essays 1979—198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和Jeremy Waldron, Political Political Theory: Essays on Institu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约翰·冯·诺依曼有句名言：当数学脱离实证研究时，它就变成了“巴洛克式的”。①John Von Neumann, “The Mathematician”, in The Works of the Mind, R. B. Heywood, ed.,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47, p.196.也是基于这种想法，人们普遍承认政治思想一旦脱离现实，就变成了乌托邦。一项安排的实用性是其可行性的前提。在政治上，这意味着它可以通过制度得以建立和维持；它必须在历史进程中具有可行性和持久性。因此，在政治哲学中，价值判断和谨慎判断应当加以协调；而规范性和历史性也应当最有效地结合起来。

基于这一结论，如果一味采取其中一种路径，而没有意识到另一种路径的意义，那会非常奇怪，而且相当不幸。可事实上，它们往往被视为互不相干的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