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要多少“最”字号禁令？

吴兰友

《庆城最严禁酒令，拿什么守住监督边界？》（2020年11月下《杂文月刊》）一文，提出“最严”禁令如何落实问题。近些年来，像庆城最严禁酒令一样很多地方出台诸多“最”字号禁令，之所以为“最”字号，或过去没有，或“严”到出乎预料，比如将约束之手伸入公务员8小时以外。

公务员8小时以外的言行，该不该管？有人说，不该管，原因是涉嫌侵犯个人私生活;有人說，该管，因为很多违法乱纪发生在8小时之外。但问题来了，正如《庆城最严禁酒令，拿什么守住监督边界？》一文提出的，“步子迈得太大，也容易陷入另一种‘极端，由于执行起来并不容易，这个禁令恐怕很难推行下去”。

难以推行的禁令为何依然会以“最”字号推出？其实，“最”字号禁令最大的特点是规定的畸细。过去很多禁令之所以常被大而化之不了了之，原因是规定得不够细，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不具备可操作性”。禁令规定要细，要具备操作性，只是再细的规定也无法穷尽所有表现，于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很快“最”字号禁令就频频出台了。

所以说，禁令追求细追求严是否也有误区，原则性规定得到遵守和尊重才是根本。比如，公私应该分明，不能将公家或他人利益据为有，这是个常识，只要明确了这一点，任何花样翻新的贪腐行为其实都在禁止之列，这还有必要“最严”禁令来规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