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薇薇,杜昕璇
(湖南大学,湖南 长沙 410082)
生育作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活动,与个人健康、家庭发展、人口结构和国家民族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近十年来,我国生育率持续下降,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2017至2019年中国的生育率已经徘徊于1.5的警戒线上下,分别为1.58、1.495 和1.47;2020年12月,民政部首次正式承认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平均出生率为10.48‰[1]。5年间,国家积极转变生育政策,试图回应人口问题,至2020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随着我国人口增长进入关键转折时期,深度老龄化、生育更替缓慢、性别比例失调、劳动力断层、医疗和养老保障难以为继等问题接踵而至,低生育率危机已然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我国生育政策持续从限制型向鼓励型转变,这一转型能否发挥政策实效、解决当下多重人口危机、实现国家民族可持续发展,仍需进一步研判分析。
研究和实践经验证明,提高女性生育意愿应成为生育率困境的破题关键,而性别歧视所导致的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劣势是抑制女性生育意愿的重要原因。女性既是生育活动的主要承担者,又是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诸多西方国家以及日本等东亚国家在应对少子老龄化问题时都以女性作为劳动力问题的突破口,通过系列鼓励女性就业、刺激女性社会活跃度的举措来填补劳动人口的空缺[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