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图书馆的24小时：人即是书，不止是书

南方周末记者　刘悠翔发自长沙

长沙市图书馆建于1960年，2018年被评为国家一级图书馆，目前规划馆藏200万册图书，目前已经饱和，每年新进大约15万册新书。

长沙市图书馆供图

★在信息爆炸时代，一些有价值的音视频资料可能会在几年内淹没甚至消失，而这些文献也记录着当今的历史。收集这些文献比较容易，成本也不高。图书馆能建立完备的文献资源保障体系，给当代提供有保障的系统的文献服务，也帮助后世留存一份相对完整的、全面的文化遗产。

★“教育是图书馆的核心价值之一，而且是终身教育。”

65后王自洋童年时最大的乐趣就是看书，但她生活在农村没有多少课外书可看。初中时，她的一个同学的父亲以前是当老师的，家里订了《儿童文学》《小溪流》《故事会》，“我小时候哪看过那个，就像牛进到菜园子一样的，”王自洋回忆，“我一背就背一摞回去，看完又还。他们家孩子没读完的书，我都借来读了，所以要借来的书才会读。”大约十年后，王自洋进入图书馆工作，2009年起担任长沙市图书馆馆长，她所在的图书馆里，如今藏书两百多万册。

1904年，湖南图书馆在长沙建成，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省立公共图书馆。中国古代的藏书楼历史悠久，老子所执掌的周王室藏书室，是文献记载中最古老的正式的藏书机构，老子相当于周王朝的国家图书馆馆长。中国的现代图书馆肇始于清末，这个词首次出现在1896年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上。从藏书楼到图书馆，天下好书正被越来越多的人读到。

8:00您已进入一级防火单位

2021年4月10日，长沙的雨已连绵下了两周。早上八点，依然有许多读者等在长沙市图书馆门口。图书馆对外开放时间是上午九点，但因读者需要如今八点就会开门让读者进馆。

读者入馆安检时，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刀具等危险物品都会被拦下——当然，安保队长曾巍巍在工作中没有碰到这些情况，他拦下最危险也最常见的就是打火机。图书馆是一级防火单位，配备了消防栓、灭火器、消防喷淋、自动水炮、防火卷帘、烟感器等各式灭火设备。入馆读者携带的打火机会被截留，截下的打火机会放到出口处的筐里，由读者出馆时从里面拿一个。

一些老人家会带一些熟食过来，安保会劝这些读者把这些美食存进门口的存包柜，中午可以去旁边食堂加热享用。在图书馆里，读者脱鞋、吃东西、打闹、大声喧哗、躺下睡觉都会被安保人员劝阻。图书馆内还装有一百多个监控，做到无死角覆盖。“白天有一些读者心大，中午把电脑放在桌上，就跑到我们食堂去吃饭，回来的时候电脑没看见了。”曾巍巍回忆一年里偶尔遇到的这种情况，“他们报完警之后，我们就会协助把监控调出来。我们能做的就是维持现场秩序，尽量去巡视，加强管控，看到行为诡异的人会特别留意，但是我们不可能火眼金睛到每一个（行为异常的）人都辨别得出来。”

图书馆安保和前台还会遇到一些找孩子/找家长的读者。“有一个小孩找爸爸，我们给他爸打电话，他爸说，我把小孩扔那儿我去洗头了。”一名馆员回忆。曾巍巍说：“这一块我们每个同事每年要新增好多（手机）话费的。”

安保人员在工作中也有空闲时间，主要出现在每周二到周五，这些天来图书馆的读者相对少些（每天三四千人）。一些复习考研的年轻人因此来长沙市图书馆做安保。“去年就有三四个考研的。”曾巍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借助我们馆里的平台，边上班边复习。”

9:00每本书都有KPI

上午九点，图书馆正式开放，灯火通明，所有仪器设备也运转起来。长沙市图书馆正常运行一天需要消耗一万元水电费。

图书分拣室里，两条墨绿色的传送带将读者还的书源源不断送进来。4月10日这天，这里累计分拣了7219本书，由于周末是还书高峰期，图书馆通常会请三四名大学生志愿者来帮忙，其中一名来自中南大学材料专业，参加这个志愿活动是因为她还没来过长沙市图书馆，想来看看。还回图书通过RFID工作站感应馆藏信息，然后被工作人员按馆藏地点分堆摆放：自科借阅室、社科借阅室、青少年借阅室、儿童借阅室、24小时自助借阅室，其中儿童图书还分为有色标的和无色标的两类。这些大学生志愿者几乎以这样的节奏忙碌了一整天。经过他们初分的图书被装在平板车上，送到各个借阅室，由那里的工作人员上架到正确的书架上。

长沙市图书馆的社科和自科借阅室，有自动盘点机器人协助点检图书，帮助馆员检查放错的图书。这些书架上布有点位，每本书的芯片对应一个点位，盘点机器人扫描核对点位和芯片，发现对应错误的就会通知馆员来纠正。

每本书都有“KPI（关键绩效指标）”，“我们会定期跟踪图书的借阅情况——一本书如果在一定时间内借阅率为零，就要考虑从书架上下架。”魏海燕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作为补充工作，图书馆员也会定期推荐一些借阅量不高但颇有阅读价值的书，提高它们的关注度,“推完以后要跟踪，如果推完这本书一个月以后还是没有（人读），说明这个书不符合大众的阅读需求，下次这一类的书就会推荐得少一些。”

长沙市图书馆规划馆藏200万册图书，目前已经饱和，每年新进大约15万册新书，就意味着下架相应数量的图书。馆员会制定一个算法，“把这几年的借阅情况来作对比，这几年都没有借过，或者借得太少的，都要考虑逐步下架。”

一些受伤的书则会送到朱鹏春的办公室。朱鹏春是长沙市图书馆的“图书医生”，他办公室的桌上、地上、书架上堆满了这样的书，最常见的是书脊裂了、书页散了、封面破了，这些书在系统中的状态被更改为“修补”，相当于在医院挂号。朱鹏春每天能救活八九十本书，切割垫板就是他的手术台，手术工具包括医治胶装书的胶枪和吹风机、缝合线装书的针线、固定书页的订书机和方锤。修好的书，在系统中的状态又会改回“在馆（可外借）”。如今，朱鹏春会在每本修过的书的扉页前装订一张读者交流卡，告诉读者这本书“重获新生”，提醒大家爱护它，尤其是“不要扔书”。

朱鹏春每周大约会收到150本受伤的书，占借阅总数的近6‰，其中少数图书已经书页残缺、被水泡皱，相当于得了绝症，无药可救。读者无法再检索到这些书，它们的系统状态将被更改为“剔除”，暂时打包存放于图书馆仓库。“这个书出版出来就是给读者看的，书越坏，就证明翻阅的人越多。”见惯图书生死的朱鹏春颇为豁达。经过专业培训且具有多年古籍修复经验的他想到成语“韦编三绝”——《史记》用把书翻坏来比喻读书勤奋。

德国数学家、哲学家莱布尼茨先后在两所图书馆担任馆长，他认为图书馆的价值只取决于所含藏书的质以及读者利用的频密与否，而非在于藏书量或者罕有珍本的多寡。按照这个逻辑，他认为小开本书比大开本好，因为前者省地方，且可以避免华而不实的装饰。

新中国成立前的出版物由于大多使用酸性劣质纸，现在已经进入泛黄发脆甚至严重破损状态，文化部于1980年代初组织全国大中型公共图书馆联合实施文献抢救计划，相关文献保护工作延续至今。

9：00-12:00收入的不止是书

图书馆采编部的奉永桃，所做的几乎是全馆“看书”数量最多的工作——每天为图书馆选入四百余种新书。为了选出市面上的好书，奉永桃和同事们以2009年评选的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为基础，去掉其中的专业类出版社，补充近年壮大的新经典、博集天卷、读客、童趣等新兴出版单位，优先选购它们出的新书。

传统的图书馆采购并非如此。“以前我们的采购面临一个困境——有钱却买不到好书。为什么？一些好书因为利润不高可能就没有提供。”馆员奉永桃说，“如今长沙市图书馆将政府采购中文图书经费分成两半，前50%的经费专门选购自选优秀出版社书目，这部分书目需要馆员与每家出版社单独联系取得。这种模式保障了绝大部分优质好书优先入藏。”

公共图书馆的书籍要平衡图书本身的价值和读者的需要。英国图书馆学家麦考文在1925年的《公共图书馆选书理论》中提出一套图书选择的评分模型，即一本书的入选价值=知识价值×社会需求量。

从2011年开始，长沙市图书馆每年推出“你的book我买单”活动，读者在指定书店里挑选符合图书馆入藏要求的书，将由图书馆付钱，读者看完后归还到图书馆或指定书店即可。2020年，这项活动扩展到线上，读者可以在网上买书，同样由图书馆付钱。如今，长沙市图书馆每年预算160万元为读者自选图书买单。一名馆员觉得这很值得：“这批书的借阅率是百分之百，全部被借过。”

除此之外，长沙市图书馆每年约有30万元中文图书自主采购经费，每周收集读者荐购信息，直接在网店下单，购买读者急需或者前两种渠道遗漏的图书。

每当看到读者如果来借书，抱走一大堆书，奉永桃就会觉得很开心：“觉得自己部门买的书还是得到了认可。”

当今图书馆收入的早已不只是书。据上海图书馆前馆长吴建中介绍，公共图书馆还收藏和出借各种实物资源，比如地图、工程图、照片、广告、明信片、月份牌、书画、年画、挂历、香烟牌子、邮票、钱币、奖章、手工艺品、模型、玩具、地球仪、乐谱、服装、玻璃器皿、陶瓷，以及语音图书、电子图书、计算机游戏等。美国加州列治文市公共图书馆里有一个种子图书馆，该馆收藏有大量的当地种子，并做成目录和展柜，读者可以外借。香港中央图书馆从2003年起推出了“艺术品外借计划”，市民可以凭读者证将馆藏的国画、西洋画、版画、摄影和混合媒体作品借回家。

长沙市图书馆收入的地方文献也有许多不是“书”，比如一些未公开出版的手稿、文件，这些文献没法在固定渠道批量购买，每一种都是通过不同的渠道来的，有的从旧书网、书店和专门收书的人手里购置，有的是去各个街道、档案馆走访征集的，还有的是某些读者捐赠的。

经过图书馆员整理，一座城市里每个街道的“微历史”越发翔实，民间传说、地图手稿、建筑图纸。地方文献中的家谱也是借阅热门，“现在又到了一个修谱的年代，会有很多读者过来寻关于家谱的东西，我们会请一些专家来告诉大家怎么样修谱，我们图书馆有哪些资源，哪些姓氏的一些家谱在我们这里读者可以用得到。”魏海燕总会提醒读者，他们修完家谱以后放一本到图书馆来，留给后来人。

在信息爆炸时代，一些有价值的音视频资料可能会在几年内淹没甚至消失，而这些文献也记录着当今的历史。收集这些文献比较容易，成本也不高。图书馆能建立完备的文献资源保障体系，给当代提供有保障的系统的文献服务，也帮助后世留存一份相对完整的、全面的文化遗产。

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曾提出著名的“世界三”理论。他界定的“世界一”是客观的世界，“世界二”是人们头脑中的精神世界，“世界三”是文献的世界。波普尔认为：如果世界毁灭了，只要图书馆收藏的客观知识和人类的学习能力还在，人类社会仍然可以再次运转；但如果图书馆也被毁灭，人类恐怕就要回到洪荒时期了。

11:30“永远依偎着图书馆”

中午十二点前和下午五点前的半小时，是读者咨询的高峰期——许多读者又回到图书馆开始“下午场”。

“我们希望每个读者都能够在图书馆找到待上一整天的地方。”王自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13年，杭州图书馆推出“图书馆内拍婚纱照”活动，每逢周一闭馆，图书馆就会把场地留给读者免费拍婚纱照。此外，该馆还请西点师教读者烘焙糕点，请生活达人传授养花经验。

这些都是最近十几年的新常态。据中国图书馆学会编的《中国图书馆的历史与发展》记载，1992-2005年是中国公共图书馆发展的异变时期，公共图书馆大搞“有偿服务”和“区别服务”。截至1993年，全国公共图书馆中开展有偿服务的占43%，其中江苏、湖南、上海、北京等省市占总数的70%以上，湖北省则高达88.1%，“这些短期求利的行为，不仅在经济效益上得不偿失，而且大大损害了图书馆的公益形象，直接影响了社会信任和政府投资，使图书馆在社会上被日益边缘化”。2011年，文化部、财政部颁发《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全国公共图书馆进入全面免费时代。

在此之前，少数城市图书馆率先提出“开放、平等、免费”的办馆方针并付诸实践，最终正式成为国家政策。2011年1月，一条关于杭州图书馆2009年旧闻的微博在半天内转发过万：“杭州图书馆对所有读者免费开放，因此也有了乞丐和拾荒者进门阅览。图书馆对他们的唯一要求就是把手洗干净再阅读。有读者无法接受，于是找到（馆长）褚树青，说允许乞丐和拾荒者进图书馆是对其他读者的不尊重。褚树青回答，我无权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您有权利选择离开。”

图书馆管理日趋智能化，将更多的馆内空间留给了读者。长沙市图书馆的技术部“隐藏”在四楼的一间办公室里，该部门的日常工作繁琐而忙碌，技术部的大屏幕上滚动着这些设备密密麻麻的实时数据，小到一台自助办证终端里还有多少读者证卡片。

技术部六年来只遇到过一次大的故障，大约是在开馆两年后,随着总分馆的服务规模不断扩大，作为图书馆的核心业务系统——图书馆集群管理系统负载越来越高，比如新馆一个月的借阅量超过老馆一年的量，同时不断的有各类子业务系统上线，并需要与它对接。终于，唯一一台跑核心业务的服务器宕机了，整个总分馆系统都用不了了。这次故障后，技术部给服务器做了升级和双机热备，就算一台出了问题，“替补”服务器还能立刻接管。

▶下转第18版

南方周末记者　刘悠翔发自长沙

长沙市图书馆建于1960年，2018年被评为国家一级图书馆，目前规划馆藏200万册图书，目前已经饱和，每年新进大约15万册新书。

长沙市图书馆供图

★在信息爆炸时代，一些有价值的音视频资料可能会在几年内淹没甚至消失，而这些文献也记录着当今的历史。收集这些文献比较容易，成本也不高。图书馆能建立完备的文献资源保障体系，给当代提供有保障的系统的文献服务，也帮助后世留存一份相对完整的、全面的文化遗产。

★“教育是图书馆的核心价值之一，而且是终身教育。”

65后王自洋童年时最大的乐趣就是看书，但她生活在农村没有多少课外书可看。初中时，她的一个同学的父亲以前是当老师的，家里订了《儿童文学》《小溪流》《故事会》，“我小时候哪看过那个，就像牛进到菜园子一样的，”王自洋回忆，“我一背就背一摞回去，看完又还。他们家孩子没读完的书，我都借来读了，所以要借来的书才会读。”大约十年后，王自洋进入图书馆工作，2009年起担任长沙市图书馆馆长，她所在的图书馆里，如今藏书两百多万册。

1904年，湖南图书馆在长沙建成，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省立公共图书馆。中国古代的藏书楼历史悠久，老子所执掌的周王室藏书室，是文献记载中最古老的正式的藏书机构，老子相当于周王朝的国家图书馆馆长。中国的现代图书馆肇始于清末，这个词首次出现在1896年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上。从藏书楼到图书馆，天下好书正被越来越多的人读到。

8:00您已进入一级防火单位

2021年4月10日，长沙的雨已连绵下了两周。早上八点，依然有许多读者等在长沙市图书馆门口。图书馆对外开放时间是上午九点，但因读者需要如今八点就会开门让读者进馆。

读者入馆安检时，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刀具等危险物品都会被拦下——当然，安保队长曾巍巍在工作中没有碰到这些情况，他拦下最危险也最常见的就是打火机。图书馆是一级防火单位，配备了消防栓、灭火器、消防喷淋、自动水炮、防火卷帘、烟感器等各式灭火设备。入馆读者携带的打火机会被截留，截下的打火机会放到出口处的筐里，由读者出馆时从里面拿一个。

一些老人家会带一些熟食过来，安保会劝这些读者把这些美食存进门口的存包柜，中午可以去旁边食堂加热享用。在图书馆里，读者脱鞋、吃东西、打闹、大声喧哗、躺下睡觉都会被安保人员劝阻。图书馆内还装有一百多个监控，做到无死角覆盖。“白天有一些读者心大，中午把电脑放在桌上，就跑到我们食堂去吃饭，回来的时候电脑没看见了。”曾巍巍回忆一年里偶尔遇到的这种情况，“他们报完警之后，我们就会协助把监控调出来。我们能做的就是维持现场秩序，尽量去巡视，加强管控，看到行为诡异的人会特别留意，但是我们不可能火眼金睛到每一个（行为异常的）人都辨别得出来。”

图书馆安保和前台还会遇到一些找孩子/找家长的读者。“有一个小孩找爸爸，我们给他爸打电话，他爸说，我把小孩扔那儿我去洗头了。”一名馆员回忆。曾巍巍说：“这一块我们每个同事每年要新增好多（手机）话费的。”

安保人员在工作中也有空闲时间，主要出现在每周二到周五，这些天来图书馆的读者相对少些（每天三四千人）。一些复习考研的年轻人因此来长沙市图书馆做安保。“去年就有三四个考研的。”曾巍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借助我们馆里的平台，边上班边复习。”

9:00每本书都有KPI

上午九点，图书馆正式开放，灯火通明，所有仪器设备也运转起来。长沙市图书馆正常运行一天需要消耗一万元水电费。

图书分拣室里，两条墨绿色的传送带将读者还的书源源不断送进来。4月10日这天，这里累计分拣了7219本书，由于周末是还书高峰期，图书馆通常会请三四名大学生志愿者来帮忙，其中一名来自中南大学材料专业，参加这个志愿活动是因为她还没来过长沙市图书馆，想来看看。还回图书通过RFID工作站感应馆藏信息，然后被工作人员按馆藏地点分堆摆放：自科借阅室、社科借阅室、青少年借阅室、儿童借阅室、24小时自助借阅室，其中儿童图书还分为有色标的和无色标的两类。这些大学生志愿者几乎以这样的节奏忙碌了一整天。经过他们初分的图书被装在平板车上，送到各个借阅室，由那里的工作人员上架到正确的书架上。

长沙市图书馆的社科和自科借阅室，有自动盘点机器人协助点检图书，帮助馆员检查放错的图书。这些书架上布有点位，每本书的芯片对应一个点位，盘点机器人扫描核对点位和芯片，发现对应错误的就会通知馆员来纠正。

每本书都有“KPI（关键绩效指标）”，“我们会定期跟踪图书的借阅情况——一本书如果在一定时间内借阅率为零，就要考虑从书架上下架。”魏海燕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作为补充工作，图书馆员也会定期推荐一些借阅量不高但颇有阅读价值的书，提高它们的关注度,“推完以后要跟踪，如果推完这本书一个月以后还是没有（人读），说明这个书不符合大众的阅读需求，下次这一类的书就会推荐得少一些。”

长沙市图书馆规划馆藏200万册图书，目前已经饱和，每年新进大约15万册新书，就意味着下架相应数量的图书。馆员会制定一个算法，“把这几年的借阅情况来作对比，这几年都没有借过，或者借得太少的，都要考虑逐步下架。”

一些受伤的书则会送到朱鹏春的办公室。朱鹏春是长沙市图书馆的“图书医生”，他办公室的桌上、地上、书架上堆满了这样的书，最常见的是书脊裂了、书页散了、封面破了，这些书在系统中的状态被更改为“修补”，相当于在医院挂号。朱鹏春每天能救活八九十本书，切割垫板就是他的手术台，手术工具包括医治胶装书的胶枪和吹风机、缝合线装书的针线、固定书页的订书机和方锤。修好的书，在系统中的状态又会改回“在馆（可外借）”。如今，朱鹏春会在每本修过的书的扉页前装订一张读者交流卡，告诉读者这本书“重获新生”，提醒大家爱护它，尤其是“不要扔书”。

朱鹏春每周大约会收到150本受伤的书，占借阅总数的近6‰，其中少数图书已经书页残缺、被水泡皱，相当于得了绝症，无药可救。读者无法再检索到这些书，它们的系统状态将被更改为“剔除”，暂时打包存放于图书馆仓库。“这个书出版出来就是给读者看的，书越坏，就证明翻阅的人越多。”见惯图书生死的朱鹏春颇为豁达。经过专业培训且具有多年古籍修复经验的他想到成语“韦编三绝”——《史记》用把书翻坏来比喻读书勤奋。

德国数学家、哲学家莱布尼茨先后在两所图书馆担任馆长，他认为图书馆的价值只取决于所含藏书的质以及读者利用的频密与否，而非在于藏书量或者罕有珍本的多寡。按照这个逻辑，他认为小开本书比大开本好，因为前者省地方，且可以避免华而不实的装饰。

新中国成立前的出版物由于大多使用酸性劣质纸，现在已经进入泛黄发脆甚至严重破损状态，文化部于1980年代初组织全国大中型公共图书馆联合实施文献抢救计划，相关文献保护工作延续至今。

9：00-12:00收入的不止是书

图书馆采编部的奉永桃，所做的几乎是全馆“看书”数量最多的工作——每天为图书馆选入四百余种新书。为了选出市面上的好书，奉永桃和同事们以2009年评选的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为基础，去掉其中的专业类出版社，补充近年壮大的新经典、博集天卷、读客、童趣等新兴出版单位，优先选购它们出的新书。

传统的图书馆采购并非如此。“以前我们的采购面临一个困境——有钱却买不到好书。为什么？一些好书因为利润不高可能就没有提供。”馆员奉永桃说，“如今长沙市图书馆将政府采购中文图书经费分成两半，前50%的经费专门选购自选优秀出版社书目，这部分书目需要馆员与每家出版社单独联系取得。这种模式保障了绝大部分优质好书优先入藏。”

公共图书馆的书籍要平衡图书本身的价值和读者的需要。英国图书馆学家麦考文在1925年的《公共图书馆选书理论》中提出一套图书选择的评分模型，即一本书的入选价值=知识价值×社会需求量。

从2011年开始，长沙市图书馆每年推出“你的book我买单”活动，读者在指定书店里挑选符合图书馆入藏要求的书，将由图书馆付钱，读者看完后归还到图书馆或指定书店即可。2020年，这项活动扩展到线上，读者可以在网上买书，同样由图书馆付钱。如今，长沙市图书馆每年预算160万元为读者自选图书买单。一名馆员觉得这很值得：“这批书的借阅率是百分之百，全部被借过。”

除此之外，长沙市图书馆每年约有30万元中文图书自主采购经费，每周收集读者荐购信息，直接在网店下单，购买读者急需或者前两种渠道遗漏的图书。

每当看到读者如果来借书，抱走一大堆书，奉永桃就会觉得很开心：“觉得自己部门买的书还是得到了认可。”

当今图书馆收入的早已不只是书。据上海图书馆前馆长吴建中介绍，公共图书馆还收藏和出借各种实物资源，比如地图、工程图、照片、广告、明信片、月份牌、书画、年画、挂历、香烟牌子、邮票、钱币、奖章、手工艺品、模型、玩具、地球仪、乐谱、服装、玻璃器皿、陶瓷，以及语音图书、电子图书、计算机游戏等。美国加州列治文市公共图书馆里有一个种子图书馆，该馆收藏有大量的当地种子，并做成目录和展柜，读者可以外借。香港中央图书馆从2003年起推出了“艺术品外借计划”，市民可以凭读者证将馆藏的国画、西洋画、版画、摄影和混合媒体作品借回家。

长沙市图书馆收入的地方文献也有许多不是“书”，比如一些未公开出版的手稿、文件，这些文献没法在固定渠道批量购买，每一种都是通过不同的渠道来的，有的从旧书网、书店和专门收书的人手里购置，有的是去各个街道、档案馆走访征集的，还有的是某些读者捐赠的。

经过图书馆员整理，一座城市里每个街道的“微历史”越发翔实，民间传说、地图手稿、建筑图纸。地方文献中的家谱也是借阅热门，“现在又到了一个修谱的年代，会有很多读者过来寻关于家谱的东西，我们会请一些专家来告诉大家怎么样修谱，我们图书馆有哪些资源，哪些姓氏的一些家谱在我们这里读者可以用得到。”魏海燕总会提醒读者，他们修完家谱以后放一本到图书馆来，留给后来人。

在信息爆炸时代，一些有价值的音视频资料可能会在几年内淹没甚至消失，而这些文献也记录着当今的历史。收集这些文献比较容易，成本也不高。图书馆能建立完备的文献资源保障体系，给当代提供有保障的系统的文献服务，也帮助后世留存一份相对完整的、全面的文化遗产。

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曾提出著名的“世界三”理论。他界定的“世界一”是客观的世界，“世界二”是人们头脑中的精神世界，“世界三”是文献的世界。波普尔认为：如果世界毁灭了，只要图书馆收藏的客观知识和人类的学习能力还在，人类社会仍然可以再次运转；但如果图书馆也被毁灭，人类恐怕就要回到洪荒时期了。

11:30“永远依偎着图书馆”

中午十二点前和下午五点前的半小时，是读者咨询的高峰期——许多读者又回到图书馆开始“下午场”。

“我们希望每个读者都能够在图书馆找到待上一整天的地方。”王自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13年，杭州图书馆推出“图书馆内拍婚纱照”活动，每逢周一闭馆，图书馆就会把场地留给读者免费拍婚纱照。此外，该馆还请西点师教读者烘焙糕点，请生活达人传授养花经验。

这些都是最近十几年的新常态。据中国图书馆学会编的《中国图书馆的历史与发展》记载，1992-2005年是中国公共图书馆发展的异变时期，公共图书馆大搞“有偿服务”和“区别服务”。截至1993年，全国公共图书馆中开展有偿服务的占43%，其中江苏、湖南、上海、北京等省市占总数的70%以上，湖北省则高达88.1%，“这些短期求利的行为，不仅在经济效益上得不偿失，而且大大损害了图书馆的公益形象，直接影响了社会信任和政府投资，使图书馆在社会上被日益边缘化”。2011年，文化部、财政部颁发《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全国公共图书馆进入全面免费时代。

在此之前，少数城市图书馆率先提出“开放、平等、免费”的办馆方针并付诸实践，最终正式成为国家政策。2011年1月，一条关于杭州图书馆2009年旧闻的微博在半天内转发过万：“杭州图书馆对所有读者免费开放，因此也有了乞丐和拾荒者进门阅览。图书馆对他们的唯一要求就是把手洗干净再阅读。有读者无法接受，于是找到（馆长）褚树青，说允许乞丐和拾荒者进图书馆是对其他读者的不尊重。褚树青回答，我无权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您有权利选择离开。”

图书馆管理日趋智能化，将更多的馆内空间留给了读者。长沙市图书馆的技术部“隐藏”在四楼的一间办公室里，该部门的日常工作繁琐而忙碌，技术部的大屏幕上滚动着这些设备密密麻麻的实时数据，小到一台自助办证终端里还有多少读者证卡片。

技术部六年来只遇到过一次大的故障，大约是在开馆两年后,随着总分馆的服务规模不断扩大，作为图书馆的核心业务系统——图书馆集群管理系统负载越来越高，比如新馆一个月的借阅量超过老馆一年的量，同时不断的有各类子业务系统上线，并需要与它对接。终于，唯一一台跑核心业务的服务器宕机了，整个总分馆系统都用不了了。这次故障后，技术部给服务器做了升级和双机热备，就算一台出了问题，“替补”服务器还能立刻接管。

▶下转第18版

南方周末记者　刘悠翔发自长沙

1986年2月9日（农历正月初一），上海图书馆自修室里座无虚席。视觉中国　❘图

◀上接第17版

读者陈洪声原为一名记者，退休后经常参加长沙市图书馆的活动，为图书馆写诗、捐赠书籍。2020年6月，陈洪声突发疾病过世，遵照他的遗嘱，家人将他的骨灰撒在图书馆边的江水里，“永远依偎着图书馆”。正如他生前在诗歌《长图，你是我心灵的曙光》中所写的：

告别洞庭湖北边的故乡，来到山水洲城的画廊。呼吸着芙蓉花的芬芳，仰望着西湖公园白鹭飞翔。

12：00知识信息的公平分配

长沙市图书馆的地面上有盲道，从正门通往一楼的视障借阅室。

图书馆与盲人颇有渊源，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从22岁起进入图书馆工作，56岁时已经双目失明，仍受邀出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巧合的是，他的两位前任馆长也是失明的。接到馆长聘书后，博尔赫斯写诗庆祝上帝同时赐给他“书籍与黑夜”。博尔赫斯在国家图书馆一直工作到退休，几乎年年生日都在图书馆庆祝。在担任馆长的十八年里，博尔赫斯把行政工作交给助理，自己则口述创作诗和小说，会见朋友、学生、记者和学术团体。在他的名作《巴别塔图书馆》中想象宇宙是由“六角形阅览室”相连、“格局恢弘”的图书馆。

接受采访时，长沙市图书馆视障借阅室馆员王岳平正在给听书机充电，这些长得像老年手机的机器，能够联网收听盲人图书馆的资源和电台直播。2018年长沙市图书馆采购了八百台听书机，提供给视力障碍读者使用。视障借阅室的电脑配有语音读屏软件和盲文读屏器，将电脑上的内容变得既可以听又可以摸。书桌上装有远近助视器和智能阅读器。王岳平打开一本《三字经》放到智能阅读器里，扫描片刻后，阅读器音箱用标准的普通话念起了“周武王，始伐纣。八百载，最长久……”

视障借阅室里的盲文书主要是中学课本、医学教材和文学作品，前两者是盲人用于准备复习考试和推拿工作的，书中有大量的图形、图片和表格，这样的纸质盲文书是任何听书工具都无法替代的。盲人学的教材内容跟正常人的一模一样，但是学习深度达不到，王岳平近年来组织长沙的大学生志愿者，去给盲人辅导功课。“最近几年，盲人孩子很多都更有志气，想参加高考。2019年有个孩子本来是学推拿按摩，但是想参加高考，他那边没有什么教科书，就在我这里寻求帮助，我全力支持他，他后来考取了长春大学。”王岳平说。

盲文书打印出来的篇幅，要比同样内容的汉字书大得多。据《盲文图书的编辑出版》，盲文图书一般是16开，大小约为25×30厘米，每面最多容纳300多个汉字，因此一本很薄的汉文读物制成盲文图书后，体积和厚度要增加10倍。由于成本高昂且市场群体小众，盲文书无法在书店里买到，只能找中国盲文出版社订购。借阅室里有四千多册盲文读物，能为盲人读者省下一大笔开销。

“接待盲人读者我们需要更多的热心和耐心。”王岳平介绍，这些读者无法自行检索选择，“他说他想借些文学方面的，我就问他喜欢历史故事的还是现代生活的，他说历史故事，我推荐一本给他，他摸了觉得不合适，就要另一本。必须我来帮他拿，因为我们都按类分好了。”

盲人借书享受特殊待遇，普通读者借书需在一个月内归还，盲人读者的借期则可长达6个月。

大多数情况下，王岳平每周三主动上门，“送书、送碟、送听书机、送人（志愿者）”。王岳平目前最发愁的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2019年订购的盲文书至今没收到：“盲文书太少了，全国主要供给图书馆的就是一个中国盲文出版社，这个我们跟盲人接触就知道。”

王岳平视力正常，在视障借阅室工作了五年多，逐渐了解了盲人群体。“他们很聪明的，到了十五六岁，用电脑大部分比正常孩子还用得好一些，一些软件还是盲人帮我装的，他们玩微信、导航，还玩游戏，有时候还讨论：这个游戏你过了几关，我过7关了，哎呀，你太牛了，我还只到第4关。”疫情暴发之前，王岳平每个月选一两个周末把盲校的孩子接到图书馆来。“小孩子的天性是想出去玩，他们因为家在外地，所以我就接到这里来。在我们这里用电脑学习，一般每次他们走的时候都是借了三四十册盲书。我带他们到江边（图书馆临湘江和浏阳河而建）去放放风筝，触摸植物，闻闻花香，让他们亲自一下大自然，再把他们送回去。”疫情暴发后，孩子们不能出来，志愿者就定期去学校辅导他们学习。

深圳图书馆前馆长吴晞认为，公共图书馆“使每一社会成员具备了自由、平等、免费地获取和利用知识信息的权利，代表了知识信息的公平分配，从而维护了社会的民主和公正。图书馆存在的意义超过了图书馆机构本身，有着无可替代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向全社会宣示了现代民主、公民权利和人人平等的重要价值观念”。

如今机器自助借书已经成为主流，报刊借阅室在主流之外——这里至今用人工借阅。报刊更新换代比图书快，通常两年内就下架了，像对图书那样植入磁条成本太高，长沙市图书馆外借的每一份报刊都是馆员张有莲手工录入的，周末高峰期她一天要录入三百多册报刊。常来报刊阅览室的主要是两类读者：一坐一整天的老年人，复习备考的年轻人。

张有莲印象很深的是两位“90后”老读者。“罗嗲嗲（长沙话，爷爷）92岁，他子女本来是不让他来的，因为一个人路上不安全嘛。王嗲嗲他93岁了，一两个月会来一次。每次我看到他提着一个布袋子，走路非常不方便的，在我们这里借10本杂志以后，还要到四楼去借书。”张有莲会在笔记本上记下这些老年读者的家庭住址和家人联系方式，以便提供帮助。张有莲的同事陈一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有时候子女没办法在身边陪他们，他们很多精神寄托就是白天来图书馆，在那里待到下午五点闭馆，跟工作人员的交流会比跟他子女的交流要多。”

老年读者喜欢跟张有莲拉家常，借阅室很安静，他们就压低声音，或者用写字交谈。

也有爱学习的年轻人。一些家长常让张有莲推荐一些给孩子看的杂志，张有莲有两个孩子，这方面经验丰富，随口就列出一串：《经典阅读》《聪明语文》《博物》《我们爱科学》……“我每次看到一些孩子借的杂志、看的报纸，大致能判断出这个孩子学习成绩不会差。去年有个小男孩要中考了，来借历史方面的杂志。他说在这借过地理和生物杂志，还带进了考场（注：开卷考试）。他说图书馆真是一个风水宝地，我会考的时候有好几个答案都在里面找到了，生物、地理都考了满分。”

张有莲原本不在图书馆工作，夫妻俩经常出差，大儿子6岁以前主要由外公外婆带，经常看电视，学习成绩不好。张有莲生下二儿子之后来到图书馆工作，孩子4岁时就跟她来图书馆。“我在报刊借阅室上班，不可能带着他，他就在二楼儿童借阅室看书。上小学一年级之前他已经能单独阅读了，看了很多绘本，知识面在幼儿园里面也算佼佼者。后来读了一年级，慢慢他就看到三楼（8-16岁读者的少儿借阅室），那些漫画啊，名家推荐的书籍啊也看了不少。最近三年级了，看到四楼（社科借阅室）的书，我给他推荐金庸的，开始看《倚天屠龙记》那些，现在基本上都看完了。我孩子目前来说在班上还是比较优秀的，他就是在这个环境下，别人都是爱学习的，自己也提升了。”

13:30“人即是书”

中午一点半，日本志愿者中村纪子从长沙高桥来到长沙市图书馆，准备下午两点的讲座。这是长沙市图书馆的“走读世界”活动，请外国志愿者介绍各自国家的风土人情。生活在长沙的日本人中村纪子在公众号上看到相关介绍，毛遂自荐。中村纪子此前一直在微博做类似的活动，网上以年轻人为主，而图书馆读者老幼都有。“我已经51岁了，得发挥自身的‘年轻优势，让更多稍微年长一点的人也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外语。”中村纪子说。

来到长沙市图书馆，工作人员带中村纪子参观。“里面好多人在学习，我非常震惊。”中村纪子同样感到吃惊的是，她讲座后读者问得最多的是日本文学，“本以为大家会对吃喝玩乐更感兴趣，没想到大家对文学这么热情，所以觉得来图书馆的人确实不一样。”中村纪子在微博做送日文书活动，送东野圭吾的书时转发量最大，受中国读者欢迎的日本作家还有村上春树、池井户润（《半泽直树》的作者）、女作吉本·芭娜娜、散文作家松浦弥太郎等等。

2020年末，中村纪子获得长沙市图书馆颁发的阅读推广人证书，奖品是长沙市图书馆的文创果盘。中村纪子印象中日本的博物馆美术馆也会做一些周边，但图书馆做周边文创似乎还很少见。

中村纪子2003年就来到中国生活，“前十年都不是特别顺利，但是也有很多人对我说，虽然我不喜欢日本人，但是我喜欢你。”中村纪子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真正非常讨厌日本的人，可能不会来参加我们这样的活动，但是在座有很多朋友，可能因为某一些事情对于日本有一些不太好的看法，这时当他们想起我，可能会减少一些矛盾。”如今中村纪子已经是“半个长沙人”了，她最喜欢的长沙话是“嬲塞”（厉害、漂亮的意思），觉得“长沙话的尾音是往上扬的，整体听起来非常欢快”。中村纪子和纪录片导演竹内亮是日本千叶老乡，定居南京的竹内亮“一点辣都不能吃”，长居长沙的中村纪子则很能吃辣。2020年8月，妻子代表竹内亮来长沙拍摄中村纪子和养生之旅纪录片，“他们（团队）只待了两天，因为第一天吃了臭豆腐和小龙虾，拉了两天肚子，她再也不想来长沙了。”

为提高外文文献的利用率，长沙市图书馆跟一些中学合作，把学生们需要的一些外文原版图书送进学校。“学校老师会发一些书单，只要符合馆藏建设要求，就会进行采购。”雅礼中学的图书室目前有三百多册这样的外文书。陈一诗介绍，2021年4月18日，长沙市图书馆邀请该校学生来表演英语短剧，改编自名著《傲慢与偏见》。

上海图书馆前馆长吴建中介绍，以前图书馆的文化被认为是一种阅读文化，早期图书馆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扫盲。如今，全球识字率普遍提高，图书馆的文化向多元素养拓展，其中最基本的是信息素养。图书馆的主流业务已从重借阅转向重综合素养，更加关注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基本技能的服务。

长沙市图书馆的公益课堂“百师千课”创立于2012年，顾名思义，目前共开设一百多个班，全年近九百场活动。图书馆每年会根据读者需求的热点推出新课程，如2020年教老年人用智能手机的课程。

“如果我今天学了二胡或者写作，对这方面产生浓厚的兴趣，会有一个专业上的需求。老师一个星期只上一次课肯定是不够的，所以要自己到图书馆去寻找相关的书籍，这就达到了阅读推广的效果。”馆员郭凌说。

国家一级歌唱演员付开华从2009年开始做文化艺术类志愿者，2017年元旦，他开始来长沙市图书馆新馆开声乐课。声乐班的教学目标是唱好一首歌，学员能了解一些声乐技巧和乐理知识。合唱班将五线谱和简谱结合起来教，各方面要求更高。四年来学员沉淀下来，组成了一支成员相对固定的合唱队。除了长沙市图书馆，付开华每周还在长沙的三所老年/老干大学开课。长沙市图书馆的特点在于，学员各个年龄都有，付开华见过不少夫妻、兄弟姊妹、一家三代甚至邻居结伴来上课的。每半年为一个学期，每学期重新招生。中老年学员通常是来这里圆年轻时的音乐梦想，在这里能比较系统地了解民族、通俗、美声和原生态唱法，还能结识更多的人。每个学期结束时学员们会有汇报演出，演得好的会受邀去各个分馆甚至广场等公共空间表演。

图书馆总在连接不同的人。“人即是书”的理念历史悠久。世界各地都有“口传”文化传统，如西藏的格萨尔王史诗。古代由于书籍制作不易、数量稀少，写在书上的文字也会被人完整地背下来，诗经等儒家经典著作就因此在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得以复原。纸张和印刷术普及后，人不必再把所有的书背下来，但每个人的人生经历都是一本独特的书，当代丹麦的“真人图书馆”便是由此诞生并推向全球。

14:00不止被借阅

长沙市图书馆馆员孙晖的母亲是长沙市图书馆的老一代馆员。“牙牙学语、蹒跚学步的时候，我就已经走进了图书馆。”孙晖回忆，“以前都是手工借还书，会把读者卡插在转盘里面，我觉得很好玩，就转转转。有时候我妈妈的同事就会逗我，让我把某个号码的卡片找出来，我就觉得好有成就感。”十几年后，孙晖也成了一名图书馆员，她曾经在过刊室工作，负责把过去的所有刊物重新整理编目造册。“当时光线不太好，我坐在一个角落，在那边填写了几万张（书目卡）。那段时间我的视力下降挺快的。”

如今，孙晖已经在图书馆工作了29年，她现在的工作内容与当年迥然不同。2018年，孙晖创办了长沙市图书馆公益讲师团，成员有退休的医生、教师、公务员，也有来自各行各业的爱心人士。她带领这些公益讲师，每次根据某一本书的内容来做公益宣讲。

公益讲师也从中受益。孙晖回忆，讲师团一名五十多岁的柏女士曾向她回顾：“她说当时接触讲师团的时候，是她更年期状况最严重的时候。她退休之前是一名副处级干部，因为角色的转换，她也接受不了那种落差，得了抑郁症。加入讲师团，公益禁毒、公益助残，她说去帮助别人的同时，自己也收获了快乐。”

传统图书馆采用闭架管理，现代图书馆闭架与开架相结合，使得藏书区域与阅览区域融为一体。同时，随着图书馆的功能不断增多，人们来图书馆的行为需求也复杂化，图书馆不仅要为读者提供静态阅读空间，还设置了各种社交活动空间，如多功能厅、阅读活动空间、读者交流空间、电影厅、咖啡厅、书店、文化创意产品展示空间等，以满足读者日常休闲、社交、工作、参与文化活动、再教育、餐饮、信息咨询等需求。

早在1953年国家图书馆便成立了群众工作组，负责举办展览和讲座。展览能揭示馆藏文献、培养阅读兴趣，从而达到阅读推广目的。2003年公共图书馆定级评估项目中增加了“展览服务”，大大提升了展览在图书馆业务中的地位。1950年代，老舍、郭沫若、田汉、丁玲、艾青、何其芳等作家都曾在国图主讲。

一本书在图书馆不止可以被借阅，以朱祖希的《营国匠意——古都北京的规划建设及其文化渊源》为例，这本书在国家图书馆被评为文津图书奖（由读者参与评选的阅读推广性质奖项），然后图书馆根据书本内容举办展览，作者在图书馆开讲座，此后组织读者在北京中轴线访古，进行“阅读之旅”。

孙晖的外婆陈玉英曾是毛泽东、杨开慧家的保姆，家里存有毛泽东写给她妈妈和外婆的六封信，毛岸英写给她外婆的一封五页纸的信，以及她外婆、妈妈和他们一起的合影。“信里面多次写到，你们要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不能搞特殊化，绝对不能找组织提要求。”孙晖谈到这些信的意义，“现在都让我很感动。”曾有党史馆等多家单位来征集这批文献，孙晖最终选择捐给长沙市图书馆，被存放在专题文献阅览室的樟木箱里，不仅除虫、防尘，还恒温恒湿，最近，这批文物在图书馆内展出。

▶下转第20版

南方周末记者　刘悠翔发自长沙

◀上接第18版

每个周末，图书馆创客中心的场地免费开放预约，供市民来玩桌游和剧本读演推理，书架上摆着几十种桌游和相关书籍。创客中心里还配有3D打印机、切割机等各种设备和工具，免费供读者使用，制作科技、手工、设计类的各种作品。创客中心还会把这些设备送到军营和学校。

14:00-21:00新市民的入口

儿童借阅室是长沙市图书馆里最热闹的地方，这里回荡着孩子们难以抑制的欢声笑语。馆员罗秋芬认为4-8岁的小读者是热闹的“主力”：“因为他们说话也可以了，喜欢表达，然后在这里进行亲子阅读。而且亲子阅读最好的方式就是对话式的阅读，肯定会很嘈杂。”这里的图书数量仅占馆藏的十分之一左右，流通量（借阅和归还总数）却占到全馆的一半左右。

“教育是图书馆的核心价值之一，而且是终身教育。每个图书馆都有其服务重点，作为综合性的公共图书馆，青少年阅读推广是我们工作的重点之一。因为大部分的成年读者可以自主选择和推荐适合的图书。现在我馆阅读推广很大一部分的任务是让未成年人爱上阅读，养成阅读习惯。”王自洋说，2015年长沙市图书馆新馆开放时，超过92%的读者年龄在40岁以下。“现在开了几年了，变成45岁以下。”

由于童书里60%以上按照中图法（22大类）都是文学类，无法按中图法有效细分，长沙市图书馆将馆里的二十多万册童书重新分为约40个类，比如0-3岁的读物就分出五类。“这个分类是极难的，你要很了解儿童在哪个年龄段大概看得懂什么样的书、喜欢看什么主题的书。”牵头分类时馆员罗秋芬阅读了大量儿童的心理发展、认知发展、语言发展的研究书籍，更直观的经验，则来自她和自己孩子的亲子阅读经验。

童书通常很薄，在图书馆里流动速度也很快。“我们现在是加了人，周末四个人在这里分书，三四千册读者还书，大家不停地分、从早分到晚。”罗秋芬说。“志愿者私下说是搬砖，我当时听了不高兴。但对他们来说那真的就是体力活，特别累。”

传统的儿童阅读以学认字、学知识、受教育等现实功利目的为主，阅读推广对象主要是学龄后儿童本人，强调“学海无涯苦作舟”。现代儿童阅读的目的则是帮助孩子爱上阅读、享受阅读，让阅读成为孩子一生的生活方式，推广对象包括儿童和家长，认为儿童阅读需要引导，强调成人对儿童阅读的影响，以及在儿童生命早期培养阅读兴趣的重要性。

长沙市图书馆的亲子共读绘本活动“圈圈故事会”，是对这座城市新市民的一个入口，两三岁的孩子就可以进到图书馆读绘本。当孩子们爱上绘本，就会来图书馆借绘本。

21:00-次日9:00“我就等着这一天了”

每年六一儿童节前一个晚上，长沙市图书馆还会邀请孩子和家长在图书馆大帐篷露营。

每年除了这一晚，图书馆都是晚上九点闭馆，安保人员交班。值夜班的安保人员通宵不眠（一经发现夜班睡觉的无条件开除），每隔一段时间对楼上进行一次巡视，检查一些机房、电器，阴雨天谨防漏水。

在长沙地图上，遍布着156个长沙图书馆总分馆。

在总分馆体系里，长沙市图书馆是总中心馆，下面是区县（市）总馆，再下面是分馆。中国图书馆总分馆制落地始于2003年5月，广东佛山市禅城区第一家分馆挂牌成立。2006年，总分馆制写入国家政策《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这是中国第一个专门部署文化建设的中长期规划。根据文化部主编的《公共图书馆建设标准》（2008年实施），每20万人口设置1处小型图书馆，馆藏至少4.5万册，服务半径不超过2.5公里，这为县域内公共阅读设施的网络建设，提供了参考依据与基本要求。

要成为长沙市图书馆的分馆，面积至少要一百平方米，只能在一楼，优先考虑临街门面。分馆都有专人管理，配备自助借还设备、防盗门禁和监控，每年须承办至少12场阅读推广活动。2017年，长沙市图书馆已发展出一百家分馆，工作重点变成提高质量标准——经常遭到投诉的分馆会被淘汰；效能高的分馆则会优先得到硬件升级、资金投入等支持。

总分馆2013年就实现了图书通借通还，如今读者在总馆借的书如果还到分馆，这本书不会运回总馆，而是留在这家分馆。馆员陈炼定期分析各分馆的借阅数据，借阅比例最大的图书类别，下次配书的时候会多配些。

2007年东莞图书馆在全国率先推出了ATM自助借阅机。2008年深圳设计了自助图书馆并在全市推广，读者可以在自助图书馆上预借、OPAC查询、办证等。这些都成为图书馆总分馆的补充。

读书需求量大的社区、军营、学校、村组、广场，如果附近没有小型图书馆，就可以申请成为流动图书点。

李建英的大巴车是一台流动图书馆，车上的乘客座位被改装成书架，放着各类图书三千册，还配有两台空调。每个流动图书点，李建英每个月开车去一次，最远的是武警某支队，单程60公里。开到当地，接上电打开空调，读者就开始办证咨询、借书还书，每次至少能借出去几百册。年轻读者管李建英叫“姐姐”，还书的时候跟她聊聊读书心得，预订下次想看的书。有时候读者也不知道要看什么书，流动图书馆会做“文津图书奖”获奖图书巡展，“读者看那些书获了奖，借回去一看还可以，这样借阅量都上去了。”

长年累月，李建英成了一些社区的“名人”，每个月她来的那天，爷爷奶奶会带着小朋友在活动空地等着。接受采访这天，长沙已经连下了半个月的雨，李建英上午去的一个社区，有的老读者冒雨拄着拐杖来借书。“她差点摔了，我都吓了一跳。我说大姐，这么大的雨，你不用来借书。她说，我退休在家就喜欢看看书。这次借了两本养生类的、两本言情类的，她说我就等着这一天了。”李建英告诉这位老读者，长沙市图书馆的“云锦飞书”服务，借的书可以邮寄到家，邮费五元，第一次免单，天气不好的时候可以试试。

李建英开过公交车，跑过长途货运，因为喜欢看书，换到了现在的工作。读者借得多的书，李建英也抽空找来读，觉得好又会推荐给更多读者。李建英说：“我和我崽两个人晚上9点钟以后就看书，看到10点钟睡觉。他现在不但喜欢看书，也喜欢听书，说话一套一套的，比我还会说。”

新的一天，李建英的流动图书馆又出发了。

参考文献：吴晞　著《中国图书馆的历史与发展》、吴建中　著《21世纪图书馆新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