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政策”开放前后嘉定区围产儿死亡情况分析

赵冬梅 邓娟 宋魏 王海琪

摘要：目的 通过对2012～2019年间嘉定区围产儿死亡情况进行回顾性分析，比较2016年初“全面二孩”政策开放前后围产儿死亡情况，了解嘉定区围产儿死亡管理现状，从而针对性地提出干预措施。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的方法，对嘉定区2012～2019年收集的全部围产儿死亡登记表及评审资料中的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将所有数据分为政策开放前（2012-2015年）和开放后（2016-2019年）两组进行比较。结果 （1）8年间嘉定区平均围产儿死亡率为3.17‰，政策开放前后围产儿死亡率为3.23‰、 3.10‰，无明显变化（P>0.05）。（2）政策开放前后本市户籍围产儿死亡率分别为1.71‰、 3.11‰，变化无统计学意义（P>0.05）;非本市户籍围产儿死亡率分别为3.51‰、3.10‰，无明显变化（P>0.05）。（3） 政策开放前后围产儿死亡病例比较，本市户籍占比较政策前增多、大专以上学历较政策前增多、早孕建册及规范产检、重点孕妇占比较政策前增多（P<0.05）（4）政策后围产儿死亡死因有调整，前五位为脐带因素（24.05%）、出生缺陷（15.82%）、原因不明（13.29%）、宫内窘迫（8.23%）和其他（6.33%）。 结论 嘉定区围产儿死亡率总体较低，政策开放前后围产儿死亡率未发生明显变化;但重点孕妇较前增多，脐带因素成为政策开放后首要死亡原因。为进一步提高围产儿死亡管理水平，应加强重点孕妇管理;需提高彩色多普勒B超诊断水平，早期诊断脐带异常、监测脐动脉血流，早期诊断、及时处理。

关键词：围产儿;全面二孩政策; 死亡原因

【中图分类号】R24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編号】1673-9026（2021）03-278-02

围产儿死亡率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围产医学质量和围产保健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作为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群体卫生状况的一项重要指标[1]。2016年初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为了解政策开放前后嘉定区围产儿死亡的变化及影响因素，本文对2012-2019年嘉定区338例围产儿死亡个案进行回顾性分析，以期为制定围生期保健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一、资料与方法

1.1资料来源：2012-2019年嘉定区各助产医疗机构上报的围产儿死亡登记表及评审表。围产儿死亡即妊娠满28周至产后7天所发生的死胎、死产及早期新生儿死亡。孕周不详者，以出生后1小时内体重达1000g以上或身长达35cm以上者为统计标准。

1.2 方法：由医院产科医生填写上海市统一的围产儿死亡登记表、评审表，经院级、区级审核后上报市妇幼保健所，围产儿死亡原因以临床诊断的首位死因为依据。将所有数据分为政策开放前（2012-2015年）和开放后（2016-2019年）两组进行比较。

1.3 统计学方法：采用 SAS 9.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组间差异性比较采用x2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二 结果

2.1 围产儿死亡变化趋势

2012～2019年嘉定区总围产儿数106651例，围产儿死亡338例，平均围产儿死亡率为3.17‰，8年间围产儿死亡率变化无统计学意义（x2 =15.322，P>0.05）。政策开放前平均围产儿死亡率3.23‰，开放后平均围产儿死亡率3.10‰，变化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1）。

2.2 死亡分类及死亡率变化趋势

8年间嘉定区平均死胎率1.94‰、死产率0.06‰、早期新生儿死亡率1.17‰，其中政策前四年2012-2015年平均死胎率1.83‰、死产率0.04‰、早期新生儿死亡率1.36‰，后四年平均死胎率2.06‰、死产率0.08‰、早期新生儿死亡率0.96‰，变化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2）。

2.3 本市及非本市户籍人口围产儿死亡情况

2012-2019年本市户籍平均围产儿死亡率为2.40‰，除2018年围产儿死亡率略微上升至历史最高5.34‰外，其余年份围产儿死亡率基本平稳，8年间死亡率变化无统计学意义（x2=12.356，P>0.05）;非本市户籍平均围产儿死亡率为3.32‰，8年间死亡率呈下降趋势，变化有统计学意义（x2=19.431，P<0.05）

本市及非本市户籍孕产妇在政策开放前后数据显示，政策开放前本市户籍分娩围产儿死亡率为1.71‰，政策开放后围产儿死亡率3.11‰，变化无统计学意义（P>0.05）;

政策开放前非本市户籍围产儿死亡率3.51‰，政策开放后围产儿死亡率3.10‰，变化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3）。

2.4 围产儿死亡原因分析

政策开放前围产儿死亡原因前5位：出生缺陷46例（25.56%）（其中优生引产15例）、原因不明30例（16.67%）、脐带因素20例（11.11%）、早产儿18例（10.00%）、宫内窘迫14例（7.78%）。

政策开放后围产儿死亡原因前5位：脐带因素38例（24.05%）、出生缺陷25例（15.82%）、原因不明21例（13.29%）、宫内窘迫13例（8.23%）、其它（6.33%）（“其它”在本文中特指在《上海市围产儿死亡个案登记表》中无法被归类的围产儿死亡原因，如家属放弃、新生儿代谢性疾病等罕见疾病）（表4）。

三、讨论

3.1围产儿死亡率变化

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围产保健水平的提高，全球的围产儿死亡率逐渐下降。我国已建成三级围产保健网络，有力推动了我国围产保健工作的发展[2]，随着围产期保健质量进一步提升，各地围产儿死亡率持续下降，上海市2015 年降至历史最低 3.19‰（户籍为 2.29‰，非户籍为 3.80‰），处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3]。嘉定区围产儿死亡率也略有下降，2001～2010 年嘉定区平均围产儿死亡率为 5.485‰[4]，本研究显示2012-2019年嘉定区平均围产儿死亡率为3.17‰，2019年降至最低2.24‰，处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本研究对2016年初“全面二孩”政策开放前后围产儿死亡情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高龄及再生育孕妇占比未随着二孩政策的全面开放而明显升高，由于上海市孕产妇管理水平的提升，市区两级孕产妇联动管理机制的优势性，依托上海市孕产妇保健工作规范，分娩人群中大专以上高学历占比增加，规范建册及产检率明显提高，因此“全面二孩”政策开放后的四年平均围产儿死亡率较政策前未有明显变化。

但值得关注的是政策后围产儿死亡病例中，重点孕妇及本市户籍孕妇占比有所增加，因此重点孕妇始终是孕产期保健的重点人群，提示必须依托孕产期保健三级网络及妊娠风险预警管理机制，继续加强重点孕产妇管理，以提升孕产期保健服务的质量。

3.2围产儿死亡管理面临的挑战及意见和建议

围产儿死亡病例中虽然高龄及再生育孕妇较前无变化，但重点孕妇占比不断上升，脐带因素上升为围产儿死亡的首要原因，因此提出以下建议措施：①应进一步发挥妇幼信息保健网络的作用，提高孕产妇孕期自我保健意识，定期进行产前检查，加强孕期监护[10]，发现异常及时救治，及早干预。②加强重點孕妇的管理，严格按照妊娠风险预警制度的要求，做好高风险孕产妇管理及随访。③加强产科B超技能培训，按规范要求行彩超检查，通过彩色多普勒及脐血流的观察以明确是否有脐带异常因素，对确认有脐带异常者应加强监护，通过观察胎动、监测脐血流S/D值、胎心监护等对胎儿实行重点监护，及时发现因脐带血流受阻导致的各类胎儿窘迫，早期诊断及时处理，减少因脐带因素导致的围产儿死亡。④出生缺陷仍是围产儿死亡的第二大因素，因此仍需积极推进出生缺陷的三级预防措施，加强婚前医学检查，建立健全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网络，不断提高产前诊断水平，及早发现严重的出生缺陷，争取在孕28周前进行治疗性引产，避免进入围产期导致围产儿死亡[11]。

总之，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给医务工作者带来新的挑战，产科医生应对做出正确的评估，积极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多科合作，降低其孕产妇及围产儿死亡率，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参考文献

[1]项瓯.2007-2016年浙江省温州市围产儿死亡监测分析[J].疾病监测，2019，34（2）：171-174.

[2]曹丽丽.2012-2016年无锡市梁溪区围产儿死亡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分析[J].江苏预防医学，2018，29（2）：218-219.

[3]杜莉，何丽芸，秦 敏，等.1991至 2015 年上海市围产儿死亡情况分析[J].中国妇幼健康研究，2017，28（9）：1041-1044.

[4]王海鸣，毛红芳，曹 敏.2001～2010年嘉定区 460 例围产儿死亡情况分析[J].中国妇幼保健 2012，27（36）：5957-5958.

[5]张丽欣，张爱青，高素红，等.158例围产儿死亡原因分析 [J].中国妇幼健康研究 2016，27（1）：94-96.

[6]蒋盘华，陈慧娟，许倩，等.围产儿108例死亡因素相关分析[J].疑难病杂志 2018年，17（4）：391-394.

[7] 张志琼，张敏，任鸿梅，等.脐带因素致围产儿死亡临床分析[J].中国实用医药，2012，7（33）：43.

[8]宋新慧.脐血流S/D值及胎心监护诊断胎儿宫内窘迫的临床意义[J].现代诊断与治疗，2018，29（4）：628-630.

[9]周莹，高劲松*，胡静，等.围产儿死亡151例分析 [J].生殖医学杂志，2018，27，（4）：299-304.

[10]曾红燕，刘保华，黎金钱，等.2006 - 2015年深圳市罗湖区围产儿死亡情况分析[J].中国妇幼卫生杂志，2016，7（6）：11-14.

[11]胡美娜，张颖.北京市海淀区围产儿死亡特征与干预措施探讨[J].中国妇幼健康研究，2017，28（1）：29-31.

上海市嘉定区妇幼保健院妇保科 上海 201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