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抒怀书信第一人
——司马迁《报任安书》

撰文=张敏

中国历史上，司马迁无疑是最具抒情性的。鲁迅曾将《史记》的成就归纳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从某一方面说明了能拿来与司马迁相比较的人物，恐怕只有屈原了。不过，屈原是绝对的诗人。诗自然是抒情的、主观的、个人化的，但笔者所推崇的司马迁式的抒情，是从积极入世又超越世俗的对比中而来的悲情抒怀，是史诗式的悲剧抒情。

汉 司马迁撰《史记一百三十卷》清光绪四年（1878）金陵书局刻本 嘉德四季第21期拍卖会 成交价：RMB 8,960

西汉对匈奴作战时期，将军李陵因为兵败投降使汉武帝大怒，司马迁替李陵辩护了几句，却未料遭受宫刑惩罚。受刑之后的司马迁经历了痛苦的内心抉择，最终，他将自己超越生死的精神胜利过程告诉了好友任安，遂有了《报任安书》这封千年以来始终站在《史记》背后的书信。

信中，司马迁向任安历数十种“耻辱”，并突出“腐刑”的不堪忍受。

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

将自己的遭遇和内心的受创程度做了最直接的说明，而一旦受腐刑，必然“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

士可杀不可辱，在想要维护自己史官的尊严而不能时，我们似乎能感受到那声在尊严殆尽、沦落不堪的矛盾和痛苦中的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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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是想过一死了之的，受辱的悲情是装不出来的，那些不满情绪也不是为了写一封有起承转合的漂亮书信而做的铺垫。只是他在写李陵事件的过程、受辱的经历，在一遍遍书写绝望时，希望不知何时从中迸发了出来，一种逆境中的求生欲在他心中升腾而起，他笔锋一转写下了那句流传千古的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这句话是他生死观的显现，不畏死，但要死得其所。当他明白了这一点，他就胜利了。

王小波曾在小说《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中写到：“我忽然泪如雨下，但是我心底在欢歌，有一柄有弹性的长剑从我胸中穿过，带来了剧痛似的巨大感，这是我一生最美好的时刻，我站在那一个门坎上，从此我将和永恒连接起，因为确确实实地知道我已经胜利，所以那些燃烧的字句就在我眼前出现，在我耳中轰鸣。这是一首胜利之歌，音韵铿锵，犹如一支乐曲。”

司马迁一定懂这种喜悦和胜利的。在后文中，他列举八种倜傥之人发愤著书的例子，一个接一个，一例接一例，文字语言上排比阔绰，一股奔涌的气势迎面而来。终于总结而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志存高远，岂会拘泥于眼前所辱，他再也不在乎同时代任何人的异样眼光了，因为他面对的是未来，是真正能与自己对话之人。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身上本身就具有英雄末路般的悲壮之感，所以他崇拜英雄，否则他不会在《史记》中为项羽写本纪；他也肯定个人的意识斗争，否则他不会在历史的叙述方式上独树一帜。《史记》因纪传体形式开写史先河而影响深远，《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这位史官的受辱经历更是为其增加了许多传奇色彩成分。而关于那位收信人任安的经历，也非常值得一提。

任安一生历经坎坷，少年贫困，后得益于大将军卫青的提携举荐，升为益州刺史。但在汉武帝晚年著名的“巫蛊之祸”中，他因为接受太子刘据发兵造反的命令（受命但按兵未动），后被汉武帝认为有不忠之心，论罪腰斩。

就在任安入狱临刑前，司马迁写了这封《报任安书》。想来如果没有司马迁，任安只是一位被汉武帝一句“有二心”而盖棺定罪的非正面官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