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生梅：“不要嫌我老，我是中国医生”

“如果咱医院组织救援队，我要参加，无论奔赴哪里，无论生死，我都要参加，我愿把生命留给患者，留给年轻的同行们”

“如果咱医院组织救援队，我要参加，无论奔赴哪里，无论生死，我都要参加，因为肩上有责任，心底有使命，因为我是中国医生。不要嫌我老，我愿把生命留给患者，留给年轻的同行们。”2020年1月29日，面对严峻的疫情形势，76岁高龄、退休20年的陕西省佳县人民医院儿科主任、老党员路生梅，毅然向她所在党支部递交了一份“请战书”，要求驰援抗击新冠疫情一线。

这份“请战书”被媒体披露后，引发了一片点赞和纷纷转载，激励了许多年轻医生主动请缨战“疫”，也温暖了在疫情之下很多群众的心。

面对疫情，她本打算听从劝告在家呆着，“但怎么都呆不住”

2020年初，疫情发生后，路生梅就一直在想，自己要做些什么。她说：“我每天看着网上的实时数据更新，关注着各种疫情的消息：武汉告急、八方驰援、医护人员出动……我想出力，但不知道怎么出力。”

路生梅虽然退休了，但她每周仍坚持在佳县人民医院和中医院义诊，其余时间则在家里为前来看病的病人诊断。疫情暴发后，大家都劝她这段时间不要再给病人看病了，好好在家呆着保护好自己。“我本打算听从大家的善意劝告，但怎么都呆不住。”路生梅说。

路生梅以一名医者的职业敏感，意识到疫情的复杂严峻，于是向当地政府呼吁及早管控。同时，她密切关注疫情动态，不间断地通过短信、微信推送权威信息、防护常识和防疫知识。当看到环卫工人暴露在大街上作业时，她主动到县环卫所，为大家讲授“七步科学洗手法”和防护常识……

“我在网上看到有来往武汉的人员返回佳县，我就更呆不住了，我想了想，决定去两家医院的儿科和发热门诊坐诊，但不在家里接待病人了，因为家里没有防护措施，对家人、对病人、对自己都不好。”路生梅说。

在医院，路生梅带领医护人员精心开展分诊接诊，耐心指导年轻护工科学合理地进行病房消毒。她通过点点滴滴的身体力行，感召和激励着医院的医护人员。

家人对于路生梅的选择，一句劝阻的话都没说，只是嘱咐她注意安全。家人的默默支持，讓路生梅有了更大的信心和动力。“其实，说一点儿不害怕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要做好防护措施，不能有一丝一毫大意。”路生梅表示，既然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作为一名党员，在患者需要的时候，自己没有理由退缩。她说：“像钟南山院士这样高龄的医护工作者都在一线工作，我就更不能只顾自身安危而呆在家里了。”

对路生梅而言，人生中每一个抉择，都经过了深思熟虑。比如在新冠疫情发生后，选择请战奔赴疫情防控第一线;在大学毕业后，选择到“祖国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从而来到佳县人民医院;以及在了解了佳县医疗条件后选择为当地群众服务50余年。

1984年，在入党申请书里，路生梅庄严写下了承诺：“我要扎根佳县，为党工作50年，为佳县人民服务50年”

在疫情发生之前，路生梅的名字其实早已在佳县群众中口口相传。

路生梅原本是一个北京姑娘，1944年出生于北平后海西沿一座四合院里。她的童年是无忧无虑的，和同伴在后海划过船，在长安街上为毛主席和外国元首捧过花。小时候，路生梅觉得穿白大褂“神气得很”。1963年高中毕业，路生梅毫不犹豫地报考了北京第二医学院（今首都医科大学）。按惯例，作为市属大学毕业生，路生梅被分配在北京本地工作几乎板上钉钉。当时，祖国正号召广大医务工作者要“建设大西北、服务大西南”。和所有生活在那个年代的青年一样，路生梅也毅然决然地向学校递上一份“到祖国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申请书。

1968年12月，24岁的路生梅带着行李，告别家人，只身踏上远赴陕北的列车，独自辗转坐了三天三夜火车、大卡车，才来到榆林佳县。

告别了首都舒适的生活，路生梅每晚就蜷缩在破旧窑洞里冰冷的土炕上睡觉。喝的是毛驴从山沟里驮回来的浑浊的黄河水，每人每天也只能分到一瓢生活用水。加上饮食不习惯，路生梅经常吃一顿饭要吐上几次，一个月下来就消瘦了十来斤。

当时的佳县人民医院工作环境异常艰苦，只有两排老式窑洞，4个医生2名护士，几乎没有医疗条件可言。由于山大沟深，道路崎岖，日常出诊就靠步行，两个月下来，路生梅的鞋底就磨出一个大大的洞。最初几年，医院实行“半医半工”，路生梅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去修梯田、修公路，下午收工后接着到医院值夜班。下乡给病人做检查，常会被传染上虱子，奇痒难忍。

艰难的生存条件和艰苦的工作环境考验着路生梅，但是，坚强的她选择了坚守。她说：“面对眼前的困难，我不知道哭过多少次，但我从未退缩过。因为这条路是自己选的，打退堂鼓不是我的作风。”

让路生梅决心留下来的，是两次难忘的出诊。

一次，她赶了1个多小时夜路，来到患者家。昏暗的煤油灯下，破旧窑洞里的半边炕上没有席子，脸色苍白、披散头发的产妇坐在土袋子上，孩子已经出生，一个妇女却一直死死揪住产妇的头发，说“产妇‘血迷（失血性休克）了，揪着头发就不会昏死过去”。这时，另一个妇女拿来黑乎乎的家用剪刀，准备给孩子剪脐带。路生梅急忙上前抢下剪刀，用自带的消毒器械为孩子断脐、包裹。“老乡们哪里懂得，因不卫生断脐引起的新生儿破伤风死亡率，在那个年代几乎是百分之百。”那一刻，路生梅暗下决心：一定要改变这里落后的医疗条件和生育观念。

还有一次大雪天，路生梅下乡出诊。崎岖不平的山路上，不到10里路摔了40多跤。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快到村口时又是下坡路，摔怕了的路生梅索性半躺着滑了下去，到病人家时几乎成了一个泥人。

患者是个得了麻疹肺炎的孩子。经过叩诊、人工呼吸、纠正心衰等一系列治疗，孩子的病情终于稳定。路生梅刚松了口气，又有村民跑来告诉她，村里还有几个孩子得了同样的病。路生梅一下急了，果断将五六个病儿集中在一起，阻断了传染源。

那几天，路生梅就住在老乡家，对孩子们悉心医治、寸步不离。几天后，孩子们痊愈了。临走时，患儿的母亲拉住路生梅，塞给她一双千层底的棉布鞋。原来，不知何时，老乡已悄悄量了她的脚底尺寸。看着老乡因熬夜而通红的双眼，路生梅感动得说不出话。

1984年，在向党组织递交的入党申请书里，路生梅庄严地写下了这样的承诺：“这里就是最需要我的地方，我要扎根佳县，为党工作50年，为佳县人民服务50年，把自己的青春年华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这片土地。”这年，她在佳县人民医院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好像只要她站到跟前，病人和家属就放心了”

那个年代，佳县地瘠民贫、十年九旱，靠天吃饭的乡亲们小病扛，大病也扛。路生梅在校学的是儿科，当时的佳县缺医少药、医院不分科，每个医生必须掌握内、外、妇、儿、中医、针灸等多科知识，一切必须从头学起。

可供学习的资料有限，就托人从外地买;没有上级医生，就向书本学、向老医生学;每天晚上在煤油灯下看书，没在12时前睡过觉。很快，刻苦钻研的路生梅成了医院的“多面手”。

医院是24小时值班制，连续一周才能换班。一次，路生梅值班的第七夜，突然来了一个肠梗阻病人需要紧急手术。2个多小时的紧张手术后，病人得救了，路生梅却晕倒了，她昏睡了整整一天一夜才醒过来。

当时的佳县，乡村医疗条件很差，很多山里的患者又走不出来。路生梅得知后，就挤出时间进村入户，主动上门送医送药，足迹踏遍了佳县的山山水水。

1970年4月的一天，佳县谭家坪村村民刘军军患上了结核性胸膜炎，父母都着急万分。路生梅得知情况后，主动上门医治。“当时刘军军的病情需要穿刺，往胸腔里打药，这在门诊和家里都做不了，要住院治疗。”路生梅说。此后，刘军军在佳县人民医院住了20多天，其间路生梅一直悉心照料。直到现在，每每谈起当时的情况，刘军军还有说不尽的感激：“她是我的救命恩人啊！”

在那个年代，像刘军军这样被路生梅从死神手里抢回来的人不计其数。

佳县人民医院退休护士成医莲，与路生梅既是同事又是邻居。在成医莲的印象里，路生梅“走路可快了，像跑一样”。无论是不是路生梅本人值班，一有需要她都会随叫随到。“她从医时间长、医术又高，好像只要她站到跟前，病人和家属就放心了。”

20世纪80年代初，路生梅先后被选派到北京协和医院和陕西省主治医师学习班进修。由于成绩突出，北京协和医院、西安儿童医院都表示愿意把她调到他们那里，老同学也劝她到香港的大医院工作。但路生梅一再选择了婉言谢绝——为了更专业、更有效地救治更多患儿，路生梅立志要为佳县医院创办小儿科。

东奔西跑、四处筹资，小儿科终于在1983年独立分离出来，路生梅也成为医院的首任儿科主任。她提倡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处理好医生与医生、医生与护士、医护与患者的关系，把提高技术当成一项长期工作抓。为提高醫疗和护理技术，她送科里所有护士分批进修学习，资金不足时，她就自掏腰包。

路生梅的努力很快见到成效，小儿科成为佳县医院的骨干科室。在全区小儿静脉穿刺技能大赛中，拿下了团体、个人双第一的好成绩。同行们感叹：佳县是榆林地区最穷的县，佳县医院是全区医疗条件最落后的县级医院，佳县医院小儿科却是榆林地区最好的。

提起路生梅的医术，佳县卫生局原副局长任建平竖起大拇指：“路大夫医疗技术水平很高，儿科、中医都精通，在儿科疑难杂症方面是当时榆林的权威。”佳县人民医院儿科现任主任武艳介绍，现在儿科一有重症病人，都会请路大夫前来会诊，“我有时还带病人到她家里去会诊”。

武艳觉得，路生梅给佳县儿科留下的不只是管理和技术，更多是切身为病人着想的情怀，是医德的传承。“我们儿科大夫现在都是随叫随到，坚持‘花小钱治大病，少用抗生素，定时查房。这都是路大夫留下来的宝贵财富。”武艳说。

退休后，她的家成为了她的“临时诊所”

在佳县工作的第三年，路生梅嫁给了佳县防疫站的一名陕北青年。凤毛麟角的名校大学生嫁给县城中专毕业的男护士，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他身上有陕北人的特质，淳朴、勤俭和善良。”路生梅说。陕北冬天寒冷，常下大雪，只要丈夫出门扫雪，会把县城大街的交通要道都扫了，还要把医院每孔窑洞前的雪也都扫了，最后才扫自己家门口的雪。路生梅的丈夫去世时，全县医疗系统所有的人都来为他送行——那个场面令路生梅感动不已。

1999年12月，路生梅从佳县人民医院副院长岗位上退休，拒绝了亲人希望她回北京安度晚年的建议，拒绝了知名医院高薪坐诊的邀请，但她没有拒绝佳县群众上门看病——佳县黑龙庙拐的两间窑洞，成为了她的临时诊所。

临时诊所是路生梅的家。一孔正窑是既是住所又是诊所，一孔侧窑兼厨房、饭厅、子女临时住处和卫生间多功能。家中一套组合衣柜是30多年前手工打制的，炕头那方她学习和开药单用的小桌子，则是前些年邻居搬家时扔掉后她捡回来的。

成医莲常常看见路生梅家里来往的病人和家属三五成群，“出来了，进去了，不断头”。她说，黄河对岸的山西，也有许多病人跑到佳县来找路生梅看病。

2019年春节前，佳县人民医院和佳县中医院两家医院的负责人多次来找路生梅，邀请她重新“出山”。“孩子们都说我年龄大了，要多休息，颐养天年。但我想到了我的老师张金哲教授，99岁高龄依然坚持每周去医院坐诊，”路生梅说，“我决定向我的老师学习，每周一、三、五就到这两家医院义务轮流坐诊。”

2020年60岁的任锦芳，8岁时患过阑尾炎，当年是路生梅帮她施行了手术。在她儿时的记忆里，路生梅是个讲着一口普通话的年轻阿姨，“声音很好听的”。自打那时起，任锦芳家人凡有大病小病，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路生梅。从父母到小外孙，任锦芳一家四代人都找她看过病，“找路大夫看病，咱就感觉放心”。

患者之间的众口相传，使路生梅的医术和医德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熟知，名气也越来越大。仅退休后的22年间，路生梅每天接待义诊、咨询多则十来人次，少时也有三四人次，累计有5万余人次。

退休后的路生梅，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她不仅练书法、学唱歌，还组建了佳县老年人志愿服务队，积极开展关爱老人儿童、关爱军人、关爱社会、关爱环境的志愿服务活动。

“小路”“路姐”“路姨”“路奶奶”……如今，走在佳县街头，随时都有老乡拦住路生梅嘘寒问暖。用良心、爱心、医术治病救人，用一生无私付出与佳县百姓建立起深厚情谊的路生梅，也先后获得“共产党员标兵”“五好老干部”“感动榆林”年度人物、陕西省“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2017年荣登“中国好人榜”。

2020年1月29日，面对严峻的疫情形势，76岁的路生梅主动请缨战“疫”，写下铿锵有力的文字：“如果咱医院组织救援队，我要参加，无论奔赴哪里，无论生死，我都要参加，因为肩上有责任，心底有使命，因为我是中国医生。不要嫌我老，我愿把生命留给患者，留给年轻的同行们。”她还拿出1万元特殊党费用于抗击疫情。

路生梅全心全意为佳县人民服务了一辈子，从韶华到白头，把自己的青春热血都洒在了荒凉偏远的黄土高原。2021年1月，路生梅当选2020年度全国“诚信之星”。她说：“生如火花，人的一生有多少能量就释放多少能量。我继续发挥能量，做群众身边的孺子牛、老黄牛、拓荒牛。”

（责编/黄梦怡 责校/陈小婷 来源/《黄土梅香半世芳——“三牛”精神践行者路生梅50余载守护一方百姓健康》，强晓玲、姜辰蓉、贺占军、张博令/文，新华社2021年2月28日;《路生梅：一句承诺 一生坚守》，佚名/文，人民网2021年3月6日;《疫情当前——76岁路生梅写下“请战书”》，陈静仁/文，人民网2020年1月30日;《扎根黄土高原53年的路生梅：“愿把生命留给患者”》，高晨晨/文，《北京日报》2021年2月28日;《女医生路生梅：50载韶华践行青春承诺》，孙海华/文，《中国青年报》2021年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