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语潇 杨丽萍
移动互联网兴起,“即时”和“参与”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属性,提高了传播的不可控性和舆论场的复杂性。组织化、单向性、半封闭化的新闻生产结构,转变为用户参与式的信息生产,传统媒体的断言式的话语权力走向消解,公众的“拇指话语权”增强,舆情反转事件频发。2017年四川凉山的“格斗孤儿”事件,2019年淘宝店家“果小云”被网红“薅羊毛”事件,2020年“援鄂护士未获优待”事件等等,皆在新闻媒体报道的同时,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舆情反转现象。
根据控制论的原理,熵增是社会系统的破坏性力量。社会系统稳定有序地运行,需要降低熵值。其中,信息熵的控制与新闻媒体具有密切联系。基于此,本文探讨的核心问题是:新闻媒体的报道对舆情的“触发时刻”和“触发扳机”有何影响?新闻反转与舆情反转的关系机制如何?后真相时代下,新闻反转愈发常态化,作为舆论引导者的新闻媒体该如何行动来降低社会的信息熵?
目前,关于新闻反转的定义,有两个研究视角:
其一,认识论视角下的事实反转,这是从新闻生产的角度而言。笔者统计了2016—2020年初的42起新闻反转案例,从统计数据来看,首发信息的错误呈现、事实片面呈现都可能造成新闻反转。例如,2017年山东本地媒体报道了一则“14岁神童签约麻省理工”的新闻。在公众的质疑中,莱阳市教育局出面澄清,称该新闻为失实报道。2019年,“女子网购18件衣服旅拍后退货”事件中,网店老板只公布了局部事实,当该网购女子出面发声后,新闻故事的戏剧性减弱,舆情的极端倾向发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