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中国乡村自信崛起

任冠青

前段时间，《山海情》等热播电视剧，让不少人为扶贫干部扎根乡土、苦干实干的努力落泪动容，也因此真正触达了乡村议题的细节纹理。农村不会远去，农民不会消失，这是中国社会的傳统，亦是中国社会的现实。乡村发展的未来之路在何方？什么才是中国乡村建设的理想面貌？有关这些问题，值得更多讨论与思考。

田园将芜，胡不归？

几年前，“春节返乡手记”就备受热议，它们写满了游子对故乡的赤诚眷恋，更提供了一种基于“外来”视角的冷峻观察。其间当然有关于乡野闲趣的温情描摹，不过更多还是对乡村失落一面的无限慨叹：比如渐趋倾颓的古老民居、娶妻困难的农村剩男、青黄不接的务农队伍、沉迷网络的留守儿童……

“空心”，是返乡日记中屡次出现的高频词。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一路高歌猛进，乡村成为不断向城市建设输血的“外部”存在。其中，人的流失显而易见。农村青壮年不再只盯着眼前的“一亩三分地”，而是眼光不断向外，把打工视为更好的出路。自有相关数据以来，我国农民工总量连年增长，直到2020年才首度出现负增长。这背后，当然有着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在沿海城市对外加工贸易、工程建设等蓬勃发展的时期，创造了大量收入可观的就业机会。与之相比，放弃“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式的躬耕生活，成为更多人的理性选择。

在城市巨大的虹吸作用下，乡村成为逐渐“边缘化”的一方，常住人口不断减少，且大多是留守儿童和老人。城乡发展的悬殊激发了心理上的变化：对很多人来说，与生俱来的乡村环境意味着“落后”“老土”，走出大山后攒钱到城市买房扎根，让家人享受更好的教育、医疗，才是未来的奋斗目标。于是，传统乡村社会中，热闹喧嚣的一面逐渐远去，取而代之的是令人唏嘘的凋敝、空心和破败。

与家庭离散相呼应的，是传统风俗的延续危机和亲情关系的日益淡漠。曾几何时，乡村生活意味着比邻而居的熟人社会，“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式的敦睦风气，还有讲信修睦的乡贤文化和团结友善的家族意识。然而随着农村的“空心化”，生活越来越原子化，随时串门、不时联系的情况少了。不少年轻人都坦言：过年回家后，见到“陌生”的亲戚往往只会“一脸懵”，连怎么称呼都不知道；即便是打过几次照面的“熟面孔”，也会因缺乏了解而陷入“工作”“相亲”等老生常谈式尬聊。

不要说大家族的情感维系，就连小家庭的亲情培养都备受挑战。我曾采访过一位在北京打工的闪送员。他的老家就在河北衡水，离北京不过200多公里的距离，可是他却要每天忙着跑单，一年到头与家人相见的次数屈指可数。自从小女儿6岁回老家上学后，他们的关系就越来越疏离，女儿甚至好几年都没叫过他爸爸了。

在都市文化的冲击下，乡村的审美旨趣亦节节败退。当城乡差距不断拉大，现代的主流审美掌握着绝对话语权，传统乡村民居和生活方式则常常被认为是“老土”“封建”的。于是，前些年，我们不时会看到一些笨拙的模仿痕迹，比如各类“不土不洋”的乡间小楼让人直呼“辣眼睛”，“山寨白宫”“山寨卢浮宫”等违和建筑引发群嘲。可是仔细想来，这些看似好笑的新闻，折射的又何尝不是传统乡村审美被长期低估、农村失去审美自信后的迷惘与彷徨？

其实，传统中国文化里，乡村并不乏独树一帜的美学意蕴。翻开大唐盛世的诗词经典，田园诗自成一派，无论是“锦里烟尘外，江村八九家。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式的江村小景，还是“喧卑方避俗，疏快颇宜人”式的闲逸雅趣，都传达出脱俗、恬淡的审美追求，很少有自叹弗如的遮掩落寞。那远山淡水间的田园意趣，实在不应就此消解散去。

当然，必须意识到，除了主观的审美转向，自然环境的急转直下，也是失落乡村的客观现实。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一些地方为求经济发展，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把高污染、高耗能的工厂搬到农村。在污水源源不断的“贡献”下，小清河变为臭河沟的情况并不鲜见。再美丽的乡村，也不免在这些粗暴操作下“明珠蒙尘”。

令人欣慰的是，这些年，乡村的失落正不断被看到、被重视，在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推动下，越来越多人听到了“田园将芜，胡不归”的呼唤，也投入到对美丽乡村的畅想与建设之中。

下一站，乡村振兴

2021年2月，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北街1号，“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牌子刚摘下不久，“国家乡村振兴局”的牌子便正式挂出。一摘一挂之间，道出了国家以脱贫攻坚为基础、坚定推进乡村振兴的定力和决心。作为国家的“钱袋子”，今年的中央财政更是专门设立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规模达到1561亿元，现有财政转移支付继续向脱贫地区倾斜。

提到乡村振兴，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身边不少朋友都知道“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可对于为何将其抬升到如此特殊的战略高度，却大多语焉不详。一位友人问得直截了当：“为什么现在乡村振兴这么受重视呢？”

简单来说，一切皆因时势使然。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成为全球经济最大的“灰犀牛”，曾经一往无前的全球化趋势也受到重创。一叶知秋，在进口物品不时亮起“阳性”红灯的情况下，人们连买个智利车厘子都会“心有戚戚”，国际贸易的低迷形势也就可见一斑了。在此情况下，打通“国内大循环”的必要性凸显，农业农村作为基本盘和压舱石的功能不容小觑。

“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就说道：中华文明每当遭遇到重大挑战的时候，它应对挑战的基础不是别的，是农业文明。“手中有粮，心里不慌”，就生产而言，农业发展给了中国妥善应对逆全球化趋势的底气；“五环外大有可为”，就消费而言，拼多多等电商平台的光速崛起，也展现了农村“下沉市场”所蕴含的强大消费后劲和潜力。

“当前，我国社会中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城乡发展差异大的现实，衍生出多个问题：清华、北大这样的高校中，农村学生身影越来越少，让不少人感叹“寒门再难出贵子”；“小镇做题家”们的自嘲，多少有着他们对向上流动通道窄化的无奈；打工者吴桂春给东莞图书馆写离别信的新闻虽令人感动，但由此折射的城乡公共资源的巨大差异，以及农民工不得不如蜂鸟般穿梭于城乡之间的困境，也许才是更加棘手的社会问题……通过乡村振兴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才能切实解决这些问题，化解社会矛盾，让社会发展更加公平。

传统农业粗放型发展方式难以为继，也让农业农村现代化势在必行。2020年9月7日，笑称自己正式从“80后”变为“90后”的袁隆平老人，说出了一个用心良苦的90岁生日愿望：“我希望更多青年从事现代农业。现代农业是高科技的农业，不是过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业。希望广大知识青年投身农业研究！”

农民收入少，农业人才青黄不接，的确是横亘在眼前的迫切议题。有数据显示，1998年，16岁—20岁、21岁—25岁的农业户口人群中，从事非农行业比例分别为60%、54.7%，到了2015年这组数字是91.5%、90.3%。一些人即便生于农村，也极少下地干农活，“不辨菽麦”者更是大有人在。通过科技赋能和三产融合，推动农业向质量型、生态型发展方式转变，打造更加宜居的居住环境，让农民不再成为“被嫌弃”的职业选择，需要乡村振兴的全面助力。

“在这样一个飞奔的城市化进程中，乡村可能代表着我们的历史、我们的过去……如果我们把历史的河流完全截断了，变成一个崭新的存在，我想我们是非常可怜的，也不知道我们的精神来源在哪里。”《出梁庄记》作者梁鸿的这句警言，直指都市生活的精神危机和乡土社会的文化价值。

当下，都市生活的冷漠化和陌生化，水泥森林的压抑性和逼仄感，让越来越多人对自我源流产生了疑问。而有关民族的历史，往往能够在乡野之间找到答案。一把代代流传的圈椅、一件“夺得千峰翠色来”的越窑青瓷、一座伫立千年的木塔、一间传承百年家礼的祠堂……这些有形的事物中，记述着家族和民族发展的传统脉络。春节祭祖仪式、清明扫墓风俗、寿诞祝福方式……通过这些无形的乡村礼俗，也构建了个人与家国的紧密连结，回答了每个人从何而来的身份认同谜题。推进乡村振兴，才能从根本上防止传统继承的断裂，守住中国人的精神源头和故土情怀。

复兴乡村之美，路在何方？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暮归的老牛是我同伴”“哼一曲乡居小唱，任思绪在晚风中飞扬”。过去几十年，人口和资源不断向城市集聚，乡村仿佛成为一种属于“过去”的存在，安放着那些用来回忆的流金岁月。可是，止步不前、仅供思故绝不该是乡村未来的发展图景。属于新时代的田园诗意，值得我们去尽情挥写。

乡村建设并无一定之规，没有必要挤在同一条赛道上“内卷”，最终搞得“千村一面”。正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八百里秦川上爽朗豪迈的关中风气，定然不同于纤细灵动的江左风流。因地制宜，拥有发现自身独特之美的眼睛，才能打造出独具特色的“富春山居图”。事实上，许多成功实现乡村发展的先行者，也大多是顺势而为，无限放大着自己的独特优势。

比如，位于关中平原腹地的陕西袁家村，就專注于接地气地打造关中印象，通过祠堂街、作坊街、书院街等具体呈现，几年内便由只有286人的“空心村”化身年接待游客超580万人次的“网红村”。而乌镇则是基于自身“小桥流水乌篷船”的水乡气质走上了“文艺道路”，连续举办七届的乌镇戏剧节，给无数游客提供了自然与艺术的双重审美享受。

有时，只要找准方向，仅凭一个小小的支点，便能撬动整个产业的发展。最具戏剧性的案例，莫过于广西不少地方靠螺蛳粉脱贫的弯道超车了。据报道，在柳州市鱼峰区王眉村，围绕螺蛳粉打造的示范区基地就有5300亩，年产豆角5662吨、竹笋4250吨、螺丝120吨，总产值达6052.5万元，辐射带动了741户农民。2019年，鱼峰区所有贫困村均实现整体脱贫，村风村貌大幅改善，靠的正是抓住螺蛳粉“C位出道”的美食热潮。

重塑乡村之美，离不开本地人气的集聚和各个社会群体的群策群力。只是未来可持续的乡村建设，不应只依赖于“站在世界中心呼唤爱”的情怀，政府带头，打造更加宜居的经济和人文环境，才能真正吸引人留下来。

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农家子弟来说，如果只依赖农业收成，农民收入必然难以跨上新的台阶。因此，除了提供农业补贴、免除农业赋税外，更重要的是加快三产融合，通过帮助农民搭建平台、提升营销能力等方式，使更多农家风物走出大山，实现品牌化运营。近几年，许多县长、扶贫干部试水电商直播，让农作物变身“网红”产品的成功案例，就抓住了互联网发展的风口和机遇。

与此同时，“三农”发展是长线工程，有时不宜急于求成。对于一些经过科学论证的新项目，地方政府应有更多包容性和耐心，尤其是在启动前期，可以提供更多有针对性的金融、技术和创业支持，从而为农家子弟铺平从“走出”转向“归来”的道路。此外，当地政府也要进一步完善道路、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保护好绿水青山，走生态发展之路，加强农村地区的社保、医疗、教育保障，缩小城乡的公共资源差距，打造更加宜居的乡村环境。

如果建设家乡的收获并不比外出打工的收入少，如果村民都能获得宜人惬意的居住环境，又何必再担心出现“空心村”等凋敝景象呢？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当烟火气逐渐回归、农民大幅增收后，乡村风貌自然也会随之欣欣向荣起来。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扶贫干部、建筑师、技术大咖等多种外来力量的加入，也能为中国式乡村改造探索更为多元的发展思路。浙江富阳是黄公望《富春山居图》艺术作品生活中的原型，数百年后，建筑师王澍在这里开展村居改造项目，以“像写诗一样造房子”的方式，在建筑中呈现了近山、次山、远山的潆洄呼应，构建了现代意义的中式村景；集公望美术馆、博物馆、档案馆于一身的富春山馆，更是凭“溪山之外，别具溪山”的文人意境，成为当地独具特色的城市名片。

位于安徽省黟县的“碧山共同体”，也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家、建筑师、作家、导演、设计师和音乐人，他们同在地学者、民间手工艺人和戏曲艺人进行深度合作，查访当地的历史遗迹、乡土建筑、聚落文化和民间手工艺，并开展了“丰年祭”等独具特色的乡村活动。“外来者”们能从这些质朴的农耕礼俗中汲取灵感，他们的涌入也为这个本将凋敝的村落带来新的生命力。类似成功案例证明，千篇一律、缺乏灵魂的现代乡景并不是唯一选择，未来的中国乡村，值得更加美妙、更具创新性的生活空间。

失去文化积淀的乡村将是空洞乏味的，复兴乡村之美，除了推动经济繁荣、营造迷人的大国乡景，还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必须承认的是，乡土文化中仍有不少愚昧、落后的成分。近些年备受关注的高价彩礼、酒席泛滥、重男轻女等陈规陋习，不仅让很多农村子弟无奈“逃离”，也让一些城市居民望而却步。要实现美丽乡村建设，就当进一步移风易俗，营造健康向上的乡村风貌。

同时，“倒洗澡水不能把孩子也倒掉”，挖掘乡野间宝贵的传统文化价值，才是中国式乡村独一无二的发展潜力。无论是皮影、木雕等璀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是百年祠堂中蕴含的颖颖家风正道，抑或是礼俗社会中的人情味和道德观，都闪耀着历经千年的传统智慧光芒。基于这些文化精华之上的改造，会使美丽乡村建设更上一层楼。

在浩浩荡荡的乡村建设大潮下，感叹“归去来兮，吾归何处”的迷惘不再，一幅光明的画卷正铺展开。复兴中国特色的乡村之美，前路就在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