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亢奋”能激活西方吗

胡欣

进入2021年，世界在持续陷入新冠疫情造成的恐慌和动荡之时，也迎来国际政治形态变化的新元素。大国外交、军事变革、战略博弈、政治变局，都在释放能量并相互牵扯，共同塑造著新的格局。西方战略家们似乎看到从2020年的阴霾中脱身的希望，几乎整个西方都在庆幸美国领导人的更换，都在讨论拜登政府的对外政策取向，迫不及待地向华盛顿递出橄榄枝或献上锦囊计。西方这种突如其来的乐观，可能会演变成一种“战略亢奋”。

过去几年，西方联盟的领导者美国经历了民粹主义对外交的干扰，爆发了大选的混乱，向世人展示了其国内政治的分裂和社会关系的动荡，黯淡了“自由灯塔”的光芒。疫情持续不断的冲击不仅考验着西方国家的社会体制和整体动员力，还强烈侵蚀着它们一直引以为傲的制度优越感和国际形象。现在尖锐的问题与其说是东西方大国在意识形态和军事安全领域的矛盾，不如说是整个西方对新兴大国强劲发展动力和惊人国家动员力的恐惧。

拜登的上台自然而然被西方群体视为扭转局面的机会。特朗普在任期间的退群、毁约、辱友，严重破坏了西方阵营运行的长期规则和基本稳定。美国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退却，更导致其盟友担心美放弃在全球联盟的中流砥柱地位。尤其是欧洲，在应对疫情冲击、英国“脱欧”等问题时，一旦失去美国的强大支持，想在军事上制衡俄罗斯、战略上消化东扩成果，以及在全球经济竞争中重执牛耳，不仅群龙无首，更可能走入内卷化的死胡同。可以说，这时的西方太需要一次“战略亢奋”了，都在翘首期盼美国能把盟友重新团结起来，在战略上形成合力，找回掌控大势的能量。到目前为止，拜登的表态虽显谨慎，但也初步契合了很多人的想象，比如他宣称将重塑美国领导力，重返国际条约，以及筹划召开“全球民主峰会”等。此类主张就是想要借助以往那种以“民主联盟”推行全球治理、靠集团合作抵御共同对手的历史经验，在西方内部构建起新的战略叙事。

这种“战略亢奋”会给未来的西方与中国关系带来何种影响？一个显著事实是，中国面对西方的大肆抹黑指责，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仍保持了国家发展的稳定势头，显示出巨大韧性，所折射出的国家潜力和雄厚战略底蕴绝非一些国家依靠意识形态批驳或虚假新闻传播就能遮蔽的。在科学界，有更多人开始正面评价中国的疫情管控，这也让越来越多人开始反思最初西方对中国的抹黑。法国总统马克龙就表示，中国向他国输送疫苗的积极努力，已让西方领导人感到丢脸。

美国将中国确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必将牵动一些西方国家的跟随，如英国、加拿大等在航行自由问题上的动作，有的国家在病毒起源问题上顽固坚持对中国污名化的作法，以及西方多国在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方面向美国提供的配合，等等。在西方精英的历史观中，意识形态竞争是持久的主线，然而中国国力越是发展，就越不会屈从西方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观，所以对西方某些人而言，只有把“共同敌人”的标靶树立起来，才能延续乃至唤醒西方内部的凝聚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亢奋”的背后，是未来联手反扑中国的暗流涌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从全球大势看，国际力量“东升西降”态势加速演变，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不仅在改变国际经济秩序，在国际政治格局演进中也散发出巨大能量。相比较而言，西方霸权的衰落在持续，战略版图的碎片化特征更加明显。美国和西方面临疫情引发的新动荡新挑战，不如将安全的关注点真正聚焦到生命的最高价值之上，把与他国的平等合作、互助共赢作为“止损”的基本路径。

战后国际社会在多边主义基本秩序框架下曲折前进，发展到今天，爱好和平和发展的力量更强，加强国际合作的需求更迫切，大国只有真正担当起负责任的角色，才能更有效地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为自己、为人类塑造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