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女性的媒介使用与自我赋权

2021-04-30 21:20刘乐乐张淑华
新闻爱好者 2021年2期

刘乐乐 张淑华

【摘要】新媒体的赋权功能促进了乡村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为其成长提供了无限可能。研究发现,乡村女性作为传统社会的“弱势”群体,通过对新媒介技术的掌握和使用,可以打破传统话语控制模式,改变乡村传播场域中的男性一元中心格局,实现自我赋权和构建新的社会角色与身份。乡村女性由“弱者”到“自主”“自立”的身份变迁过程,为乡村振兴语境下乡村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和乡村多元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提供了契机和思考。

【关键词】媒介使用;自我赋权;乡村女性

农村段子手“刘妈”凭借淳朴的外表、搞笑的段子坐拥千万粉丝,凸显了新媒体时代传播主体的多样化与草根化;村妇甘有琴通过电商渠道,一天卖出3万公斤茂谷柑,摆脱了乡村女性在劳动方式与社会结构里的挣扎和困境;59岁的人大代表薛荣以直播形式传递党的方针政策,实现了从“下岗女工”到“网红书记”的转变,增强了女性在公共传播中的资源和话语权……女性,特别是乡村女性,在新媒体平台上的活跃表现,以及他们凭借新媒体实现的身份“逆袭”,正在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

新媒介的迅速发展使中国社会进入了多元文化共生的时代,以互联网、手机为主要代表的新媒体通信工具成为许多学者眼中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最时髦的“赋权器”。媒介使用对女性的身份认同究竟会不会产生影响?媒介是如何为女性赋权和赋能的?女性如何通过媒介赋权来维系其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带着问题,本文以乡村女性这一“弱者中的弱者”为例,尝试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一、性别歧视、媒介赋权与身份认同

波伏娃说过:“权力归于男性,女性仅仅是附庸。”[1]传统社会中的女性形象,往往处于“女人你的名字是弱者”或恪守“三从四德”、依附于男性的刻板印象中。以往学术研究也较多地关注性别权力的不平等和女性的“抗争”。其中,媒介使用——从传统的“知书达理”到泛媒介的“琴棋书画”学习,被看作是女性的主体觉醒和“自我救赎”之道。随着新媒介的出现和使用,女性的媒介使用得到持续关注,特别是城市女性和青年女性群体。但是,面向下岗女工、进城务工女性,特别是占比最多的乡村女性的研究,却相对较少。这与乡村女性在以抖音为代表的新媒体平台上活跃的现实、与乡村振兴的宏大时代主题显得脱节,从中折射出“性别歧视”依然存在的现实。这也是本文问题提出的缘由。

乡村女性因其农民和性别的双重弱势承受着国家经济社会重构和传统父权制的双重权力宰制,在政治、经济、家庭等稀缺资源的占有和分配上处于弱势地位,从而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弱势群体。

新中國成立后,女性地位虽有所改变,但就如波伏娃所说,女性是“第二性”,无论工作还是家庭,女性仍是一个饱受歧视的群体,难以跨越自身的社会地位和性别身份。

赋权作为西方社会工作实践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巴西学者弗莱雷早在1960年在第三世界推广的“批判教育学”中就提到过赋权常与参与、权利、控制、自我实现和影响联系在一起,其研究常诉诸帮扶弱势群体,提升其生存发展能力,解决实际困难,改善社会处境。身份认同理论起源于“身份识别”,指的是人们对于自己属于某一社会群体的认知和对于这个社会群体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的认可程度,强调本质“再现”,反对“误现”,能够辨别自身社会关系与文化结构,具有本体论意义。

二、乡村振兴语境下当代农村妇女的媒介使用现状与自我赋权

新媒体环境下,乡村女性通过媒介赋权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精英化区分,主体性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极大地改变了她们的个人身份认同和社会关系。特别是当她们走出封闭的农村,加入工业化进程,服务于经济建设时增加了家庭经济收入,使她们拥有了立足于农村当地市场的经济权力,在婚姻家庭之外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实现了自我的改变和转换。

随着技术的发展,针对乡村女性群体的媒介采纳与使用的研究,已经有较多的面向,但多集中于探讨新媒体的使用给乡村女性生活方式带来的影响,鲜有在社会脉络中、特别是在乡村振兴宏观语境下探讨乡村女性在技术环境下的个体成长、家庭关系以及角色建构与媒介使用的关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与国家大数据相结合,促进互联网与农村发展的深度融合,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马克思说过:“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地位来衡量。”[2]这种地位不仅仅表现在经济、政治等方面,更体现在共同享用社会发展成果——互联网这一先进技术中。而乡村女性作为社会边缘群体,她们通过互联网实现赋权、赋能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因此,新媒体技术发展环境下乡村女性生活方式的改变,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

例如,黄玉馥(1998)从女性主义视角来看信息高速公路传播形式与内容对东南亚妇女的影响;赵扬(2013)侧重描述了东北农村妇女手机使用情况对其生活方式带来的影响与变迁;王芬(2014)用定性的研究方法,分析了新媒介环境下乡村女性消费行为的变化;章玉萍(2018)从生命历程视角探讨底层流动女性数字媒介使用习惯和内容偏好对个人选择和家庭决策的影响;曹晋(2019)从传播技术与社会性别的角度,透视中国农村妇女如何发挥手机功能适应新的都市生活与家政劳动,异地履行母职。

因此,对于身处人生不同阶段的乡村女性,如何通过接触到具有流动性、灵活性和互动性等特征的互联网,逃离农村传统社会“性别、辈分和年龄”权力等级结构的压制,从过去主要依赖传统血缘、地缘关系转而被纳入现代职业团体的组织化传播和管理的路径,实现自我身份的实质性转变是本研究的重点。

三、媒介场景与角色实践:以一个农家女的“身份”变迁为例

莱帕波特1987年提出赋权研究必须关注情境、人物、时间三要素——即必须考察产生赋权的条件、人们对是否得到赋权的感受。如梅赫拉等人采用民族志、内容分析、参与式行动等多种混合路径研究方法,将互联网的使用放到边缘群体日常生活实践的情境中,具体考察信息交流技术如何帮助低收入群体、性少数群体、非裔妇女群体实现赋权。[3]

本文将借鉴“情境式”的研究视角,以央视农业农村频道《遍地英雄》中“‘巧妇铺筑姐妹家政路”的主人公——平顶山金宝巧媳妇家政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淑娜为个案,结合民族志观察中的经验材料,以“媒介赋权”为研究视角,探讨个体在技术环境下,从“农家女”到“董事长”这一身份变迁过程中,其个体成长、家庭关系以及社会角色的建构如何与媒介使用关联和互构。

(一)“业缘趣缘”社会网络的凸显

传统媒体时代乡村女性获取信息的来源主要是以地缘、亲缘等初级关系为核心的网络,无法真正接触到涉及她们利益的信息。随着家政劳动市场化与社会化趋势迅速蔓延到都市家庭中,这一原本属于家庭私域妇女无偿奉献的劳动力转而具有了商品交易属性。为了扩大公司规模,增强宣传效果,李淑娜先后在58同城、微信公众号上通过视频、图片等多种形式进行广告招聘,以此获取信任。此外,她工作微信号上有1916位联系人,加入的群有近百个。对她来说,这些在群体之间、组织之间的弱关系,提供的信息重复性低,可以有效地充当信息桥的作用,增加对资源和决策的控制力和支配力,突破原有的乡土社会关系,提高以机会资源为象征的社会地位。

(二)企业家领导者媒介形象的建构

形象的表现离不开媒介,只有借助于一定的媒介,形象所蕴含的意义和情感才有可能得到传递和分享。对李淑娜来说,借由互联网把追求独立、关心政治、稳重和知性的女企业家领导者形象作为公司对外传播的一部分,与客户、潜在客户进行直接或间接的互动已是一种常态。通过唯品会她找到了符合自己的穿衣搭配风格;通过高德、携程实现了出行追求自我的自由;通过微信公众号、头条、抖音、多闪等公司号的运营增强了自我理念的传播;通过参与社会事件的讨论满足了表达内心的诉求。这种媒介赋权下的“群众书写”某种程度上改善了底层民众,特别是乡村女性符号资本匮乏的状况,为她们解构或对抗现代社会的符号暴力提供了某种可能。[4]

四、研究启示:乡村女性的自我成长之路

本文虽以李淑娜为研究对象,但一定程度上代表的是从小生活在中国农村、深受父权文化熏陶的鄉村女性如何通过个人努力抗争逆境、争取权利的过程。在对这一群体进行研究和关注时,很容易忽视媒介在她们身份建构和自我认同方面所起的作用。这是由于媒介赋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即受益和增强权利意识的过程。随着媒介技术的扩散,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开始利用弥散性的新媒体话语资源重新确立与他者之间的关系。[5]如李子柒、钱美鸽、王小乔等“成功”乡村女性在身份转变过程中,无论是在婚姻家庭、教育还是政治、大众传媒等领域,新媒体都逐渐帮助她们掌握了有利于赋权的知识和技能,鼓励其以积极主动的主体姿态参与赋权行动,促进其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及与赋权相关的知识、技能的学习。

(一)媒介使用与自主性的获得

在人类发展史上,每一种媒介都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骆正林指出,不同历史阶段,特定人群对传媒技术的掌握和使用状况,决定着不同社会阶层的话语权和命运。[6]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的普及,作为话语主体的乡村女性通过更多的接触和使用数字化新媒体,改变了女性在传统议题中被设定的、无自主性的、受限的话语形象,使得她们得以根据自身的真实经验对事物做出独立自主、符合女性思维的阐释。由此,乡村女性冲破了传统社会的性别藩篱,找到了自信和快乐,也发现了自己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价值,实现了从重新找到自我、重新发现自我到超越自我的过程。

(二)媒介赋权与性别对话的建立

父系制原则与从夫居系统的长期存在,使男性在两性关系中掌握话语权,女性逐渐默认并丧失了对自我主体身份的认同,主动接受了自己作为女性应承担的责任。而媒介的平权化演绎让乡村女性能够超越自我身份的弱势与资源的限制,获得经济地位、社会角色和文化地位的崛起,拥有了和男人平等对话的权利。遇事不再是听从者、依附者的姿态,而是参与者、协商者的身份。虽然真正的性别平等远没有到来,一些地方的性别不平等现象依然严重,但至少,新媒体带来的知识提升、经济自主等资本的获得,为女性平等地参与对话提供了可能。

(三)媒介表达与女性区隔的破除

媒介方式变革所形成的巨大表达空间与行动空间,极大地赋予了个体信息搜索、选择、发布的权力,改变和重塑着社会关系与秩序。[7]社会化媒体的开放性,将各个阶层的个体“网”在一起,不仅打破了传统的男性精英主导的单向线性的传播模式,为弱势群体参与媒介文本的生产提供了条件,也为乡村女性的意见和情绪在社会化媒体上公开表达提供了平台。乡村女性开始和城市女性平起平坐,譬如“网红书记”薛荣,其从乡村走向城市的生命历程,实现的是女性这个单一性别中的城乡二元对立结构的打破。在这个过程中,横亘在女性之间的区隔被破除了。

(四)乡村女性的身份重组与社会认同

“认同”是指个体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对所归属群体的认知以及所伴随的情感体验和对行为模式进行整合的心理历程。[8]但乡村女性在媒介环境下的社会认同更为复杂,主要涉及对族群、阶层和性别三种身份在内的认同程度。对于乡村女性来说,她们的自我身份认知在经验事实层面主要通过与农村人、与精英、与男性和城里女人比较获得。而新媒介的解放力量营造了新型的社会权力结构,乡村女性从“血缘地缘”到“业缘趣缘”社会网络的转变,打破了以男性阶层为核心的关系网络,抹去了传统封闭落后的“乡村女性”痕迹,强化了自身的“城市女性”特征,重建了更深层次的性别平等和社会认同。

福柯曾说,“权力其实是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当中的,是在人与人之间、人和组织之间发生的”。[9]作为弱势群体的乡村女性在乡村振兴的时代大背景下,可以借助新媒体行使个人信息获取与传播的权利,表达自我社会诉求,积累在线资源,拓展社会关系,提高社会地位。但这种权利并非内生,而是技术发展带来的红利促使乡村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实际行动的提升。因此,要警惕基于性别与阶级不平等的历史文化沉淀对乡村女性的刻板印象,以及由此带来的信息不对称而造成人际互动和资本流动的障碍,预防乡村女性在未来发展中局限于某一特定领域,成为新一轮被社会边缘化的群体。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社会网络视角下农村政策传播的效能危机及提升策略研究”(编号:19BXW047)的研究成果;河南省优势特色学科平台招标项目“全媒体应用型高层次人才: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目标及培养模式改革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017-XWXY-010)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1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6.

[3]丁未.新媒体赋权:理论建构与个案分析——以中国稀有血型群体网络自组织为例[J].开放时代,2011(1):124-145.

[4]陈辉,张淑华.文化媒介化中现代传媒的角色和责任初探[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6(1):165-168.

[5]杨文朴.“使用与满足”视角下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女性互联网传播行为研究[D].北京:北京邮电大学,2014.

[6]骆正林.传媒技术赋权与近代中国社会的自强之路[J].新闻爱好者,2019(6):44-50.

[7]师曾志,胡泳.新媒介赋权及意义互联网的兴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02.

[8]张淑华,李海董,刘芳.身份认同研究综述[J].心理研究,2020(1):21-27.

[9]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72.

(刘乐乐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9级传播学硕士生;张淑华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校:王志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