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记录与范式：《邻里美好的一天》 “文化破圈”的银幕实验

宋巍

“文化破圈”意味拥抱多元文化、包容多元观点，表达人类共通的价值理念，实现个体心灵的交流，亦在多样诉求中凝聚价值共识，实现跨文化沟通的理想成效。电影《邻里美好的一天》面向跨文化群体，用易于传播的叙事方式，为观众呈现出真实生动的审美空间。影片将宏观叙事与微观表达相融合，塑造了宏大叙事格局下的平凡人，并从多元视角生动呈现“人物弧光”，实现了“以小见大”的情感表达。

一、“文化破圈”视域下的审美呈现

电影艺术凭借独特的呈现方式，较易凸显人性的闪光点，实现主旨的审美呈现与文化浸润的理想表达。电影《邻里美好的一天》以立体的审美方式呈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引发观众多维度情感共鸣，实现了广泛意义上的“审美破圈”。

（一）叙事色彩彰显情感力量

在多元的叙事语境下，电影创作应积极回归真实，超越单一追求剧情释放的审美机理，构建新的文化符号，使电影的审美表达上升到情感抒写、人文观照的文化高度。[1]《邻里美好的一天》采用唯美的叙事风格，以契合跨文化传播诉求的表达范式，达致与时代同频、文化共振的理想效果。影片“审美破圈”的重点在于洞察真情实感，没有煽情，并未设置强冲突的叙事剧情，仅仅展示了“名人”与“普通人”相互温暖的治愈故事，对社会性话题进行“探究式”议论、“想象性”解决，实现了叙事主旨与现实话题的互动。影片采用深沉、温暖的叙事色调，彰显出独特的美学风格，片中台词“有时候最难的是原谅我们所爱的人”“内心深处有种力量，帮我们成为可以成为的样子”等皆彰显出深厚的情感力量。

（二）超时空情节意象

勒内·韦勒克认为现实主义是当代社会现实的客观再现，电影通过关注现实社会，再现典型人物、典型性格，使观众更易从中获得情感体验。[2]影片得益于真实故事、真实人物所提供的完整叙事结构与鲜活的叙事线索，导演以情怀回忆为切入点，用动人情节诠释了“真偶像”的坦然与真实。与传统叙事框架相比，该片所构建的叙事情景与美学表征，既有围绕“罗杰斯”建构的故事世界，亦有多个人物的多元叙事内容。与此同时，大量源自真实故事的原型具有超时空特征的情节意象，为观众带来了沉浸体验的美学想象。

（三）情感美学的治愈力量

电影艺术以具体文化背景与社会语境为基础，其中使用了大量具象符号，艺术化呈现大众生活，构建了电影空间的文化底蕴，使受众内心形成自然、真实的映射。[3]《邻里美好的一天》在跨媒介叙事过程中，以“追忆叙事”“想象叙事”为基调，扩大叙事边界，展现情感美学在跨文化情境中的深厚魅力，呈现出充满治愈力量的心灵意象。该片既构建了超越物象边界的视觉美学，也充分消解文化意义，诠释了跨文化美学的独特意蕴，赋予观众独特的观影期待，并使观众更易为片中所描述的日常生活与真实情感打动。

（四）符号表意叙事的审美呈现

伴随文本理论认为任何符号文本都具有大量社会约定和文化联系，所有的符号文本，都是文本与伴随文本的“结合体”，这也使文本成为蕴含社会文化因素的复杂构造。①《邻里美好的一天》以“疗愈”为主题，凭借情感共通、文化共融的优势，成为突破文化圈层，引发受众情感共鸣的重要载体。此外，影片人物设定层次鲜明，通过必要的叙事取舍，打开了情感叙事格局，拓宽了叙事内容的表达空间，使生活文化、时代精神在叙事美学中呈现独特意境，也使人与生活、自我与他我的对立矛盾转化为“圆融统一”。

二、多元化人文情感叙事表达

电影《邻里美好的一天》浓缩、蕴含了丰富的人生体验，彰显了多元化的心灵力量与人文情感，通过叙事的不断深化，对人们追寻自我、追求美好进行了诠释，实现了跨越时空、超越文化的审美表达。

（一）复刻叙事表达“真情感”

该片通过聚焦时代变迁下个人的生命体验与感触，塑造出极具感染力的人物角色，使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将叙事内容与个人生活、观影体验相融合，找寻到了独特的心灵归宿与生命意义。[4]影片用平實的镜头语言，塑造出“平凡勇者”的人物群像。片中，主人公弗雷德·罗杰斯是美国著名的儿童节目主持人，作为家喻户晓的社会人物，他在日常生活中常以温暖善意影响身边人;罗伊德·沃格尔是新闻记者，其父在母亲生病时离家出走，这让他对父亲一直怀有怨恨;但在采访罗杰斯的过程中，罗伊德逐渐被其真诚、善良所感染，慢慢选择原谅父亲，回归家庭。影片注重呈现丰富的审美场景，表达真诚、善良等人格品质，诠释温暖真情，彰显人性的光辉，以深厚的人文价值驱动、引领着观众。

（二）现实叙事记录“真生活”

《邻里美好的一天》聚焦深受罗杰斯善意感染的“普通人”，用平凡视角寄托“不平凡”的主题;将罗杰斯的个人心灵置放于罗伊德一家的生活状态之中，以个体视角的反思来弥合跨文化差异。影片虽未重点描述罗杰斯的过往经历，但通过对罗杰斯的行为方式、处事理念进行描绘，使观众从中获得熏陶。罗杰斯是“素食主义者”，他会在睡前为每个他认识的人真心祈祷;作为儿童节目主持人，罗杰斯能够像对待大人一样，真诚对待每一个孩童，并告诫他们“失败也是成功的一部分”。该片导演玛丽埃尔·海勒在执导过程中，采用朴实的镜头进行艺术表达，以板块式叙事结构来书写生活哲学，建构了基于大众认知的叙事范式。

（三）心灵叙事诠释“真认知”

电影叙事通常将一系列具有因果联系的事件共同置放于一定时空之中，并借助事件推进，以独特的艺术手法表达、传递情感内涵。当前，时代审美与大众文化呈现新变化，并对电影艺术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该片以真实故事为创作蓝本，片中多数角色都有真实存在的人物原型，但影片并未以人物传记电影或社会纪录片的形式来呈现主旨，而是以罗伊德幼时的不幸遭遇与当前生活所面临的困境为主线，以罗杰斯的善意感动、净化罗伊德的内心，使其重拾生活的勇气，实现个人的“心灵治愈”。影片通过罗杰斯与罗伊德谈心、罗伊德与妻子吐露心声、罗杰斯与陌生儿童的“会面”等叙事细节，用细致入微的手法传递出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人物关系，也为观众呈现了可信度高、且更易产生情感共鸣的叙事画面。

（四）社会叙事回应“真问题”

该片以社会叙事为基调，勾勒复杂、鲜活的社会形态，有效唤醒大众对社会问题的思考。[5]影片整体跨度时间长，为避免“撕裂化”表达，导演以文化为内核，以情感表达为延伸，采用现实与电视节目交织的循環叙事策略，积极探寻“生命之道”，建构出充满诗性的意蕴空间。从社会角度看，该片以温情、自然的美学视角传递社会征候，反映创作者对社会话题的反思，为观众构建了反思空间;从叙事视角看，影片通过构建情感沟通、互动系统，使人物角色自然发声并赋予观众层次化的互动体验。片中，罗杰斯说：“请花一分钟，想想那些爱着我们的人”时，使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反思上一代留下的创伤以及对下一代培养的忽略等问题。

三、“文化破圈”视域下的传播范式

电影作为重要的文化产品，在跨文化传播进程中，通过呈现其中蕴含的人文内涵与情感理念，增进受众沟通、交流，建立共识，增进彼此了解，从而成功跨越文化圈层壁垒。

（一）传播立意：文化转译，认知迁移

卡普兰认为文化转译并非简单地将一种文化转译为另一种文化，而是一种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6]《邻里美好的一天》以描述情感成长的叙事范式为基础，通过选择更有联想空间、更具视觉美学的叙事符号，将多位人物置放于同一情境，超越单一人物叙事逻辑，使原本分散的故事情节被紧密整合，并在戏剧性叙事手法推动下，实现了叙事内容、叙事主线的有机融合，亦有效激发了观众对影片叙事内容的心理期待;而移情作用对影片实现“文化破圈”，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影片以多元文化语境为基础，从受众能够接受的广度、深度出发，适当延展叙事主题，将其上升到具有普遍意义的叙事层面，进而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观众的普遍移情，达到了理想的传播效果。

（二）传播转向：心灵共通，价值共有

乔纳森·特纳认为情感是将人们联系在一起的“黏合剂”。[7]因此，共识共情的情感成为电影跨文化传播的重要切入点。在“文化破圈”视域下，该片创作者综合考虑跨文化受众的情感认知，用“真情”来包装叙事内容，凭借温暖治愈、自我和解的叙事主题，成功引发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观众共鸣。影片以文化融合、跨文化沟通为叙事背景，融入多元文化语境，充分满足了观众的心理期待;并通过巧妙使用镜头语言勾勒细腻的人物情感，从更广泛和深刻的叙事视角，完成了对生命情感、生活状态的观察与体悟，在审美表达层面实现了创作逻辑与情感认知的共通共融。

（三）传播拓展：文化承载，多元美学

该片以现实主义题材为基础，从感性体验、积极认知等角度传递多元文化特色，使观者领略“文化破圈”所呈现出的独特审美风格。[8]在电影创作的传统结构中，创作者多依据时间线索，按线性结构来进行叙事，在剧情冲突达到顶点后为观众呈现叙事结局。《邻里美好的一天》选择了“非线性组合”的叙事结构，以立体的叙事视角，为观众呈现了空间无限、情感深厚的影视画面，通过寻找情感共通点，以多元化表达方式，赋予观众多重文化体验、多维叙事群像和多样叙事景观。影片以主持人弗雷德·罗杰斯与记者罗伊德·沃格尔之间的友情故事为切入点，充分挖掘故事背后蕴含的“疗愈”力量，讲述了文化共融、文化破圈的故事，从影像视角生动彰显审美旨趣，传播人类共同遵循的善意价值追求。

（四）传播共享：空间建构，融通共鸣

彰显现实主义情怀的电影往往在情感共通、文化共享与理念共识中，实现大众文化与圈层文化的共振共鸣。该片以真实、动人的治愈故事为叙事重点，通过不设置冲突剧情、不采用特效等创作手法，为观众呈现了自然的审美影像，在“融通共鸣”中，实现了“文化破圈”的价值旨归。

结语

电影《邻里美好的一天》在跨文化场域中不断转化，使观众在观看剧情、感受叙事内容的同时，不忘找寻影片的现实意义，进而感受其中所蕴含的真情，获得心灵共鸣。在多元文化交融的时代背景下，依托电影艺术的文化传播想要突破文化圈层、跨越文化壁垒，既需要以“主题表达—圈际传播—受众认同”的传播范式为基础，也需要以文化交融、情感共振的方式，实现影片审美表达与文化传播的理想成效。

参考文献：

[1]蒋峰，峻冰.自我救赎与浪漫抒写：印度电影《起跑线》的审美意蕴与创作启迪[ J ].电影评介，2018（24）：42-47.

[2]周晓燕，王杰.声像蒙太奇：多重语境中的审美形式及其意义——以电影《城南旧事》《老炮儿》和《路边野餐》的美学分析为例[ J ].探索与争鸣，2018（2）：127-134，144.

[3]邵雯艳，倪祥保.类型、方法、主题的交互相关：“直接电影”再研究[ 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1）：114-118.

[4]张阿利，王璐.“一带一路”电影样态生成与中国电影对外传播话语体系重构[ J ].艺术评论，2019（8）：7-16.

[5]相德宝，王静君.跨文化传播视角下《流浪地球》国际媒体传播效果及策略研究[ J ].全球传媒学刊，2020（4）：59-71.

[6]杨涛，张建中.叙事表象与深层编码：新概念印度电影跨文化传播策略研究[ J ].电影评介，2020（1）：39-44.

[7][美]乔纳森·特纳，[美]简·斯戴兹.情感社会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

[8]李苒，李佳仪.电影节、国际传播与世界性：对跨文化语境下中国电影传播策略的反思[ J ].电影评介，2021（7）：1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