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昭远墓志疏注

2021-05-04 08:48夏雨婕惠玉迪
艺术科技 2021年5期
关键词:考证墓志

夏雨婕 惠玉迪

摘要:张昭远(张昭)作为五代至宋重要的政治家、文学家和藏书家,正史对其记载颇为简略,相关叙述主要见于《宋史·张昭远(张昭)传》。近年出土的《张昭远墓志》由其门生卢敏撰写,其后代张秉琮书丹,详细记述了张昭远的文学创作、家族世系及迁徙等资料,通过梳理考证,可与《宋史》等其他资料互相印证补充。

关键词:张昭远;墓志;考证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05-000-02

1 家族传承

《张昭远墓志》对深入了解张昭远的世系和家族迁徙情况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墓志首段载:“府君讳昭远,字潜夫,本河间人也。”指明张昭远家族最初的居住地并非《宋史》记录的濮州范县,而是地理位置更北的河间,即今河北境内。《宋史》另载张昭远“自言汉常山王耳之后”,可与其相互呼应。按《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河间乃“战国赵地,后属秦。在今河北献县、河间、青县、泊头等市县地,以在两河间而名”。而西汉常山王(赵王)张耳“治信都”,信都为今河北邢台附近,与河间相距不远。由此可见,张昭远的自称当有所据,实际上是家族迁徙的结果。

除更早的祖籍记录以外,《张昭远墓志》还详细记述了其家族由河间迁往濮州范县的经过。志文曰:“昔者,河朔三镇雄踞,远祖仲则挟策干王武俊,说忠义之事,不纳。避祸于汶上,再以策谒营丘元戍李纳,寻署东平从事,因家濮州范县。”文中所提王武俊、李纳等人在《旧唐书》中皆有记录,其中“河朔三镇雄踞”与《旧唐书》中所记唐德宗建中年间河朔地带“朱滔僣称冀王,武俊称赵王,田悦称魏王”的记录符合。因此可以推断,早在唐中期,张昭远家族就因战乱和官职变动的双重原因,由河间迁徙至濮州范县,故《宋史》记其“世居濮州范县”。墓志仅详细记载其家族迁至范县的经历,其余因“备于家谍,不繁俱述”;而《宋史·列传二十二》则侧重于记载其祖父及父亲的事迹。因此,将《张昭远墓志》的内容与《宋史》中的张昭远传记结合起来,能够大致勾勒出张昭远家族的迁徙历史。

《张昭远墓志》对其家族的总体描述是“世习儒素,官皆至五邑长”。《宋史》载张昭远父亲张直曾被青州王师范招为幕僚,并在王师范降梁后“脱难北归,以《周易》《春秋》教授,学者自远而至,时号逍遥先生”,可见其父儒学修养深厚。虽张昭远前代先人的学识成就尚不可考,但其父的经历无疑呼应了墓志中“世习儒素”的描述。在家族仕途职宦上,墓志记载张昭远远祖张仲则曾任东平从事,《宋史》记录其祖父曾任寿张令,后在调任长安之时下落不明,其父仅有任职幕僚的记录,可见其家族衰落之势。至张昭远一代,其处境已颇为艰辛。《宋史》载张昭远“处乱世,躬耕负米以养亲”,可知家族沦落,生活条件较为艰难。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张昭远在任职之前,其家世并不显赫,墓志中“官皆至五邑长”的描述应是碑志为托显家族传承的夸张溢美之词。虽并非簪缨世家,但张昭远从小便受到良好的教育。书香门第的出身,以及其父的教授,为张昭远取得文学成就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2 仕途履历

《张昭远墓志》对张昭远的生平和为官经历记述得十分简略,仅有“府君始于宾佐,渐于蓬瀛,历于棆材,讫于家宰,摄政计四十八任给,见于告命”一段。其中所说“始于宾佐”,应是《宋史》記载的“昭因至魏,携文数十轴谒兴唐尹张宪。宪家富文籍,每与昭燕语,讲论经史要事,恨相见之晚,即署府推官”一事。“府推官”类似于幕僚,与墓志中的“宾佐”之意相合。而“讫于家宰”与《宋史》中的“乾德元年郊祀,昭为卤簿使,奏复宫阙、庙门、郊坛夜警晨严之制”照应。“卤簿使”为掌管帝王仪仗类的官职,与“家宰”一职相契。

在史传记载中,除修撰史书的史官类的职位以外,张昭远曾不止一次身居要职,如后晋时期的御史中丞、户部侍郎和宋初的吏部尚书等,为官期间也以“好古直”[1]和“君违必谏”的耿介而闻名。但墓志对其为官的详细经历一笔带过,更多的是突出其文学上的功绩。揣摩撰者这样处理的原因,或因其文学成就远高于为官成就,故略写仕途履历以突出张昭远其余成就。

3 文学成就

与《宋史》偏重张昭远政治经历的叙事特点不同,《张昭远墓志》的叙述偏重于其编纂史书典籍的文学成就,对其文学成就的描述占据了整篇墓志叙述相当一部分的比重。关于张昭远的文学形象,墓志用“博览群书,富于词藻”作了恰如其分的总结。藏集典籍及文学创作是张昭远一生中最为亮眼的成就,我们可将张昭远的文学成就分为著述成就和藏书两个方面进行详细讨论。

3.1 文学著述方面

张昭远年少时期即有著述的爱好,在未出仕时即注释《十代兴亡论》。结合正史的记载,“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来讲”[2],张昭远的创作是一种对早年学识的再整理和生产的过程。因此可以评价张昭远早期著书作品应非图谋名利之作品,而“超越了其实际内涵”[3],更类似于文人“释放真实的人性”[4]“展现自己的人格”[5]并“寄托文化归属”[6]的载体。

张昭远后期的著作并不是自发行为,多是统治者布置的任务。历经多朝,张昭远的史材几为历代帝王“所一致推崇”[7]。由于张昭远“尤好纂述,自唐、晋至宋,专笔削典章之任”,因而《张昭远墓志》称其“自汉晋以来,奉旨撰碑铭、册谱、曲章、歌词共三十万八千余言”。除史书传记以外,张昭远写作册谱、曲章等的事迹也能够在正史中找到相应的记载,《宋史》有载:“时追尊六庙,定谥号、乐章、舞曲,命昭权判太常卿事,月余即真。”

在张昭远的著述中,史传类的作品最为人所知。家传的基础使张昭远拥有深厚的文学功底,“人生的阅历积淀了他的淡然之态”[8],使他能持“中性的态度”[9]较为公允地记述史实。根据志文所载,张昭远曾“著述史传、补注坟典,都七百四十七卷,藏诸密阁”。而《宋史》中有“尝诏撰《制旨兵法》十卷,又撰《周祖实录》三十卷,及梁郢王均帝、后唐闵帝废帝、汉隐帝五朝实录;梁二主年祀浸远,事皆遗失,遂不克修,余三帝实录,皆藏史阁”的记录,其中所提到的《周祖实录》等,应是墓志所记“藏诸密阁”的典籍中的一部分。

《张昭远墓志》以列举确切数字的方式展现出了张昭远著作种类之丰富、涉及之广博、数量之庞大,且更加详细直观地验证了其“尤好纂述”的特点。“除五代实录和《旧唐书》外, 张昭远还编撰了《经典释文》《制科条式》等典籍,并著有个人文集《嘉善集》五十卷。《嘉善集》在南宋目录书《郡斋读书志》和《直斋书录解题》中已不见著录, 在宋人笔记中也不见引用,可能未曾刊刻,在北宋初年就已亡佚。”[10]《宋史》中记载的所有典籍史传的卷数的累计结果与墓志铭中记载的七百四十七卷相差较大,我们虽无法确定《宋史》编纂时是否有所遗漏,但考虑到张昭远所处世代的特殊性和散佚的可能性,加之墓志的记载时间紧临志主生平,因此,关于其创作的具体数据应当更加可靠,可以“参考墓志铭等史料,修正实录之误”[11]。

除史书外,张昭远重视礼法,著述多本有关礼仪和历法的典籍。“礼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现”[12]“礼仪是封建思想的意识形态”[13],张昭远对礼法的重视与其家族世习儒学的传统紧密相连。

张昭远的文学著述不仅数量众多,且写作各类典籍历法的持续时间长,以至于临终之时仍在创作。《张昭远墓志》言其“弥留之际,尚执卷以计论”,是对《宋史》所载“时昭已致政,太祖遣近臣就其家问之,昭方卧病,口占以授使者”一事的总结概括,其行为确实能够称为“终身而著书”。由此可见,张昭远一方面是史官,但在另一方面则相当于当时律例礼教的百科和准则,其地位不能单纯以官职大小衡量。

张昭远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因素综合而成的。除其家庭“世习儒素”的影响之外,更与其自小广泛涉猎各类书籍和刻苦研究息息相关。《张昭远墓志》载“诵《诗》本自于绮纨”,与《宋史》所记“昭始十岁,能诵古乐府、咏史诗百余篇;未冠,遍读《九经》,尽通其义”相符。志文中的“颠沛之间,犹枕经而乐道”,与《宋史》所记其在乱世中“因出班、范《汉书》十余义商榷,乃授昭《荀纪》《国志》等,后又尽得十三史,五七年间,能驰骋上下数千百年事。又注《十代兴亡论》”的行为事迹相对应。张昭远接触文学典籍的时间早,在未致仕前就进行了个人的思考和创作著述,并且不为乱世处境所困扰。因此,《张昭远墓志》所言“府君学《易》,何须于艾服”,或许是对其丰富学识的一种肯定。

墓志还描写了张昭远去世后其子扶柩归葬的过程,其中提及“门生执绋,故吏引轜”,加之墓志为其门生所撰,可见其旧部门生众多,这也从侧面体现了张昭远的学识之广博及地位之显赫。

3.2 藏书方面

与张昭远的文学成就一同为人所知的,是其在藏书方面的成就。张昭远的藏书不仅数量众多,且涉猎极其广泛。《张昭远墓志》曰:“至于周文汉史、道书释典、天文地里(理)、律历医牒总三万九千三百一十二卷聚于私家。”此与《宋史》中“昭博通学术,书无不览,兼善天文、风角、太一、卜相、兵法、释老之说,藏书数万卷”的描述相互印证,同样与《五代史补》所云“张昭远特好学,积书数万卷,以楼载之,时谓之‘书楼张公家”相合。因此,墓志言其藏书与“张茂先三十车不相上下矣”应不算特意夸大奉承之语。

4 姻亲后代

《宋史》并未记载张昭远的姻亲关系,《张昭远墓志》的记载恰好可以作为史传的补充材料。墓志中提及“府君娶黎阳郡夫人剧氏,先三年亡”。对此姻亲关系,墓志仅“包含关于人物命终的记述”[14],没有进一步的记录;而正史未提及,因而难以推测其夫人更多的家世信息。按张昭远未致仕前的家族情况来看,若其夫人是年少时所娶,应不是名门望族,故正史和墓志中皆没有记述。

关于其子孙后代的资料,《张昭远墓志》记载其共有五子三女。按墓志的描述,其五子“早扬珠树之名”,但《宋史》仅有张昭远二子的记录,其云“子秉图进士及第,秉谦至尚书郎”,并且二人在宋史他处并无传记和记载。因此,能够推断志文的 “珠树之名”应是“石刻中多有用例”[15]的溢美夸饰。

5 结语

墓志材料通常用于历史研究,但其对文学研究和文献学研究同样具有重要价值。张昭远历仕五朝,“专以典章撰述为事”。其墓志的发现补充了正史中其家世和著作方面的资料的缺失,为后人认识和丰富其形象提供了重要参考。

总而言之,进行古代文学研究,需要充分利用墓志文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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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邹虎.《隋代墓志铭汇考》字词校理十二则[J].中国文字研究,2020(01):133-137.

作者简介:夏雨婕(2000 —),女,江苏溧阳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惠玉迪(1999 —),女,陕西西安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指导老师:邹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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