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记者 王华震

库车语写本(编号 THT552)透视图,里面隐藏着汉语佛经《宝梁聚会》的文字。受访者供图

潘涛近照。受访者供图
◀上接第9版
南方周末:吐火罗语在印欧语系中处于怎样的位置?在印欧比较语言学和佛教研究中,吐火罗语有着怎样的作用?
潘涛:事实上,“吐火罗”这一名称是一个历史性错误,目前中西方学者们只是依照惯例使用。其实“吐火罗语”是两种子语言的统称,它们分别流行于龟兹(今库车)和焉耆,所以也被称为库车语(或龟兹语)和焉耆语,学界也称为西吐火罗语(B)和东吐火罗语(A)。它们关系密切,但相互通话会很难,类似荷兰语和德语。根据目前主流理论,吐火罗语是阿纳托利亚语系(例如赫梯语)从原始印欧语分化出去后,首先脱离核心印欧语的语系。
吐火罗语对于重构原始印欧语的形态非常重要,例如在音韵学方面,原始印欧语的喉音(Laryngeal,理论上存在三种喉音h1、h2、h3)在吐火罗语中的变化比较特殊,而这种特点可以帮助语言学家确定未知的喉音。
另一方面,吐火罗语的重要性一直被主流佛教界所忽视,考虑到众多早期汉译佛经的译经师都与龟兹地区关系密切(例如鸠摩罗什),吐火罗语对汉传佛教尤其是汉语佛教术语的研究非常重要。例如最平常的“沙门”和“和尚”这两个梵语词汇,很可能是通过了吐火罗语才进入到汉语,中间还经过了犍陀罗语,而词汇的这种流传过程是与早期佛教流传的地理路径吻合的。关于“沙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