涟漪

张惠雯

1

那城市离我住的城市不远。如今坐高铁，只需要半个小时的车程。高铁出现以前，坐K字号的火车，需要两小时四十分钟。虽然这么近，很多年里，我都没有来过。曾经大概半年的时间，我几乎每周或至少每两周都会来一趟，坐著拥挤、嘈杂、气味不佳的K字号列车。我一直喜欢火车车窗外面流逝的风景，不管那是破旧的民房、废弃的工厂，还是绿蒙蒙的农田、干涸的水渠。在流动里，它们具有了一种与静止状态下不同的东西，仿佛超越了物性，具有了某种类似生命隐喻的力量，常常让人联想到时间、生命本身。在气味不佳的火车里，吵吵闹闹的人大多也很可爱，显得善良直爽、爱说爱笑。如果一个人是往他爱去的地方去时，他就会因为心里的暖意把所看到的一切涂上明亮的色调。返程时大概也是这样，因为知道自己还会再去，只需要等待。

谁会把这种事和我联系起来呢？人们都觉得我是个谨小慎微的人。至少，他们不会把我和浪漫这个词联想到一起。在对我个人的夸赞中，我往往会听到这样的评论：他最知道轻重，不会犯那种错误。言下之意，我有很多机会犯那种错误，但我却没有加以利用。我不知道应该为此感到高兴还是惭愧。如他们所说，我当然清楚有些错会让生活变成一团乱麻，会毁掉一个人的声誉。但我之所以善于克制，不仅是出于对结果的担忧，另一方面也是缘于一种骄傲自持。当某个女学生或女作者给予我暧昧的暗示，我当然明白那多半和我本人的魅力无关，背后反而是一种交易的企图。当一个人赢得了自制的声名，诱惑也会慢慢远离你。表面上，你成了个被称赞的正人君子，实际上，你被看作一个伪善、乏味、看重功利的人。

过去十多年里，我至少推掉了七八次在这个城市举办的活动，但这一次我却来了，我也说不清为什么。活动举办方毫无必要地给我订了一等座。过于宽敞、整洁的车厢，座位间隔很远。人们彼此不说话，都盯着各自的手机。当他们偶尔看向另一个人的时候，神情是漠然甚至有些戒备的，但当他们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机，脸上通常挂着一丝傻乎乎的微笑。我想，这和那时的火车旅程多么不同。火车到站时七点多，天已经黑了。接车的司机在出站口那儿高举着写有我名字的纸牌。他说我是他接的最后一趟车，其他人都到了，他这就直接带我去吃饭的地方。我说我还带着行李呢，他说不要紧，行李就放车上。车子行驶在刚刚昏暗下来的天色里，我打量着窗外的街道、建筑，努力想辨认出来点儿什么。但这显然是个新区，一切都是陌生的。直到进入老城区内，一些路牌上才蓦地闪过一个熟悉的名字，街道的样子变了，但名字依旧，那些字就像一根根突然擦亮的火柴，照亮了我心里连接往昔的幽暗通道。

与会的人都住在一个园林式的酒店里，这是个老牌酒店，是过去这地方某个大家族的私宅改造的。我的房间在二楼，那面现代的玻璃窗外，还有一层旧式的雕花木窗扇。房间舒适洁净，但因为是老房子改造的，隔音不好。一直到接近午夜，我都听见隔壁住的两个中年男人操着南京口音声音高亢地聊天。南方的仲春，天气温暖，但相当潮闷。接近凌晨时下了一场雨。我听到雨声醒了一下，但很快又沉沉地睡着了。早晨醒来的时候，我意识到时间还早。我把玻璃窗打上去，推开外面那层雕花木窗扇，又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呆望着横过窗前的绿枝叶片上残留的晶亮雨珠。一个接一个，它们在微风里颤抖着、轻轻滚动，突然间坠落、消失。

上午，我们去附近一个县城采风。采风就是到乡野、小镇里游玩，然后享受当地政府的招待。雨后的清新随着阳光普照很快蒸腾、消散了，山里潮湿的雾气更重，走一会儿，不知因为汗水还是雾气，感觉头发、衣服都湿漉漉的。下午，我们去了这城市的文化博物馆。这个老城也是文化名城，博物馆里的藏品很丰富。有个当地文化局的姑娘碰巧走在我身边，她是个干瘦的姑娘，胸部扁平，戴眼镜，谈不上有什么性别魅力，但人很温柔和蔼，有股单纯的学生气。她叫我“老师”，问我以前是否来过这里。“来过。”我说。要承认这一点儿对我来说有点儿难。她听了好像很惊喜，问我是什么时候来的。我假装想了一下才说：“记不得了，好多年前。”“老师也是来开会吗？”她继续问。“不是，”我说，“是私事，是……看个亲戚。”“哦，那你这次也可以顺便去看看你的亲戚啊。”她像所有热情的姑娘一样喜欢为人出谋划策。停顿了一会儿，我才说：“那个亲戚已经搬走了。”

随后，我们这群人走进一个书法作品展厅。文人里喜爱书法的多，评价、争论的声音更嘈杂。我觉得这嘈杂的声音像一团烟雾保护着我，隔开了我和那位姑娘的热情。对她来说，关切的询问不过是想让聊天进行下去的方式。而对我来说，每个问题都像是朝我的内心深处射来的一支小箭。好在她跳过了这一章，开始询问我喜欢哪种字体。“我对书法没什么研究。”我只能这么说。现在要讨论什么对我来说有些困难。我曾经来过这里，差不多就站在同样的地方。这城市里很多东西变了，但这地方却没怎么变。那时候，我们喜欢到博物馆，大概是因为这里人总是很少，光线昏暗。我们俩能去的地方不多，但如果总不出门，她会不高兴，因为她有个奇怪的忧虑，总担心这段关系会带有过多的肉欲之欢。她因此还“设计”了一个夜晚出门散步的习惯。九点钟以后，在行人渐渐少起来的小街道上，我们就那么反复地、来来回回地走。那些柏油马路往往有些失修的坑洼不平，漂浮着淡淡的烟尘味儿，不时响起小店铺的卷闸门“哗啦”一声被猛然拉下的可爱噪音，随即那一块光就熄灭了。我们走着走着，感到周围越来越安静、昏暗，直到这些地方仅仅剩下了我们、属于我们……在城市沉睡的时候徘徊游荡，仿佛逐个捡起、体会别人所忽略遗弃的东西，这种看似平常实则罕有甚至有点儿疯狂的经历，此后再也没有发生在我身上。

置身于昏暗的厅里，周围的人都在端详、谈论字体。从高大、狭长的玻璃窗里，我看到外面阳光灿烂。当阳光太炫目时，空气里就像浮着一层白烟。我觉得身体有种轻飘飘的感觉，像是站在悬崖边，在我面前是整个回忆的深渊。回忆和窗户外面的世界那样发着光、令人晕眩。那时候，我也像是站在悬崖边。我身后是稳妥得像是不可能改变的生活，在我前面，是诱惑着我的极大的快乐，类似于光或梦想那样的东西。它和我生活中熟悉的东西都不同，却又似乎通向我心里最熟悉的一些地方。它一下子就推翻了我过去的生活信条，譬如不对妻子撒谎这样的信条。而在推翻它之后，我讶异于自己竟毫不以为耻，有时甚至还有种也许是错觉的感觉：就某种程度而言，我反而变成了一个单纯的人。至少，我心里那种感情是强烈而单纯的，这和以往那个谨慎世故、凡事都在心里衡量利害关系的我多么不同。撒谎、铤而走险、不知疲倦地奔走在两个城市之间……这对于以前的我来说根本不可想象，而如果这种事发生在别人身上，我肯定会暗笑他发疯了，然后沉稳地给予一点儿友善的劝告。一切的道德准绳、一切我曾引以为荣的行为准则都溃退了，而这种大溃败并没有经过多少惨烈的挣扎，就像一栋老木屋被温柔的水流席卷而去，坍塌得无声无息，消失得无影无踪。

有人在问我对一幅字的看法，我只能敷衍地回答，然后找机会走到人少的那幅字前面。我没法专注于去玩味那些字体，其中当然有一些巧妙、别出心裁的笔触。但那些高深的品评、聪明的争执，对我来说，不过是刻意制造出来的烟霧，用以遮蔽、模糊一个人更真实的生活。你当然可以痴迷于那漂亮的字体，可以把所有的热情倾注在一支笔、一把壶或是一个钓竿上，或是满世界不停地跑啊、不停地攀登……抓住一种技巧、一个器具，这总会让人感到自己活得更充实、牢靠。我不是在挑剔人的情趣，而是我经常会突然间在那些器具玩家的狂热里、在行家们的高谈阔论里，听出一种“人浮于事”的空虚感来。而我自己，也往往处于这空虚的中心。我参加了那么多研讨会，因为职业的需要去煞有介事地谈论我丝毫不敢兴趣甚至在心里看低的东西，然后勉强地写下徒具其表的赞誉和分析，然后这些敷衍文章又带给我所谓的声誉。在我的心里，当然有对好的文学的真诚热爱，但那种爱就和所有真正深沉的感情一样，恰恰是无法谈论、难以与人交流的。

窗外，在那些被人精心培育的繁盛花木的背景上，走过的人无声无息，像一闪而过的薄薄的剪影。我望着那明亮的、尘埃般的阳光，似乎指望在那光中出现什么幻影。

只差那么一点儿，我几乎就完全掉进那深渊里。

2

那应该是一间方方正正的小厅，但钉在墙上的一块椭圆形镜子改变了它给人的印象。经过这面椭圆形镜子（如同一圈扁圆的水洼）制造的重影、折射、放大、轻微变形等视觉效果，这房间的形状、空间感变得不那么清晰分明了，像一条笔直的路有了河湾般柔滑的转角，一个狭小、平常的匣子借助倒影产生了绵延、虚幻的感觉。我和她经常坐在镜子里的那个曲折空间里。一开始，我不习惯。但慢慢地，我开始喜欢上从镜子里偷偷观看她，还有我自己，或者说是在一起时的“我们”。

想必人一生总会犯个疯狂的错误，哪怕是像我这样谨慎到乏味的人。于是，我就成了这房间的常客。那房子在一栋老楼里，楼的外观粗糙破旧，也许过去是什么工厂的家属楼，现在改造成了住宅小区，几栋楼的某个部分都刷上了一种难看的赭红色，褪色、剥落以后显得脏兮兮的。因此每次看到那赭红色的楼，再从昏黑的楼道走过，都有点儿奇特的感觉：我在寻找一个别有洞天的所在，那是我生活的隐蔽所。起初，作为一个不请自来的客人，坐在那小厅里，因为不清楚自己是否受欢迎而忐忑不安。镜子旁边的墙壁上映着她摆放在窗台上的两盆植物的影子，淡得近乎透明。从这影子静止或晃动的程度，我可以想象外面的风。在镜子对面的电视机屏幕里，不知道由于什么光色原理，总有一弧虹光，像倒映在漆黑水面的彩虹。起初两次，我必须编个造访的借口，譬如去某大学见某个人、参加某个活动。我在她那里停留一个下午或是晚上的两三个小时，然后就得告辞，装作去赴别的约。离她家不远的地方有家快捷酒店，我离开后往往就住在那里，独自消磨一个夜晚，同时还不时发信告诉她我的行踪——我在和当地大学的某人在一起吃饭，我们谈论了什么……在这种时候，我一面嘲弄着自己中学生似的蠢行，一面却怀着一种古怪却严肃的执念，认定在她那里坐上一个下午或几个小时对我来说意义非同寻常，认定我们的谈话、举动甚至是默默无言的时刻，都具有类似于令我的心灵苏醒或无比松弛的意义，认定这琐碎、看似无关紧要的时刻都是导向某种必然的、命定的关系的支流，最后会汇流成河。第三次（也可能是第四次），在我意识到自己应该离开时，我又说出事先编好的那套谎言。她表现得对我将赴的那个虚拟之约没什么好奇心，说：“好啊，你去吧。还要再喝一杯茶吗？”她又给我倒上茶。那并不是我爱喝的中国茶，而是一种西式茶包泡出来的茶，有水果味儿，还混合着一点儿花香。唯有在她这里，我才可能把这种女里女气的饮料喝得津津有味。就算她在那有一条淡绿色镶边的可爱杯子里注满的是糖水，我想我也不会拒绝一直喝下去。我端起那个圆敦敦的、暖得发烫的小杯子，随即又放下了，我对她说我以前都是骗人的，我到这里根本没有任何公务，不过是想来看看她。她并没有表现出惊讶，有点儿揶揄地笑了，我想她大概早就猜到了。

我们是在一场无聊的活动上认识的，它和我现在来参加的这种活动差不多。一个地方政府希望为他们的城市涂上文化色彩，碰巧手里又有这么一笔钱。于是，我们这些人被花钱请过去，吃饭、观光、开两三场讨论会，点评一些当地作者的作品，做必要的推荐，使这些作品日后能在级别更高的文学杂志上刊发。某天下午，在去当地一个古镇观光的旅游车上，我碰巧和她坐在一起。我并不认识她——一个写诗的新人。对我来说，她的名字只是无数个在全国数百个城市里默默写作却注定并无远大前程的名字之一。和其他几位年轻女作者相比，她一点儿也不热情健谈，我想她是比较羞怯的人，但有的羞怯是温暖的，她的羞怯却有着凉丝丝的质地。我俩坐在一起一路上基本都是冷场的，她靠窗坐着，大多数时间看着窗外，我则越过过道和别人说几句话、透过另一侧车窗看外面的风景。唯一给我留下印象的是当她转过头看着窗外风景时，她头发上别的一枚黑蝴蝶发卡因为反光而闪闪发亮，那种暗色调的杀光，带着点儿神秘。她对我的“冷落”并没有让我不舒服，倒是我自己觉得不好意思，因为那天感冒了，不时爆发出一阵咳嗽。

“你感冒了？”这是她主动说的寥寥几句话之一。

“对，好像突然感冒了，还挺厉害。”

“我有感冒冲剂，你要吗？”

“你有的话太好了，我本来还想着回去找个药店去买几包。”我说，感冒的确让我相当难受。

“我只有两包。”她有点儿生硬地说。

“够了。喝一包睡个觉一般就过了。”我说。

“你也感冒了吗？”过一会儿，我问她。

“没有。我容易感冒，有出门带点儿药的习惯。”

“好习惯。”我索然无味地说。

晚饭时我们不在同一张桌子，我担心她会不会把这件事忘了。我稍微留意一下她在哪张桌子，我想她也许会看看我、朝我示意一下，表示她记得。但我们的目光从来没有相遇。她有点儿落落寡欢地吃东西，或是看着别人说话。我更加确定她是个不善交际、没有心机的女人，进一步想到，如果她是，她不可能错过下午那个和我坐一起的机会，至少，她会和我交换联络。直到晚宴结束时，我站起身时，才感觉她朝我看过来。我走过去，还没有开口，她就告诉我她记得药的事情，让我在大厅里等一下，她上楼给我拿下来。

“不用这么急，我还得留下来喝茶。”我说。事实的确如此，一个主办单位的人想谈点儿事情，让我们几个留下喝杯茶。我想如果我们正喝茶时她来送药，那对我对她都有点儿尴尬。

“你住几楼？”我问她。

“六楼。”她说，有点儿诧异。

“我喝完茶去拿怎么样？我到时候给你打电话。”我说着，告诉她我的号码，让她给我拨一下。

她按了我的号码，我的电话很快震动起来。

“好，我存下了。”我对她说。

“好的，”她说，“你去拿药的时候提前给我打电话，你就在电梯那儿等一下，我给你拿过去。”

“很好，谢谢你。”我说，笑了下。我想我大概脸红了，因为我从未想到会有人把我当成别有用心的人。当然，这更说明她完全不了解我，她对我、对这个圈子都很陌生。

后来，我们就在六楼的电梯口那儿碰面了，她交给我两包999感冒冲剂，就匆匆离开了。我上去九楼我的房间，喝了一包之后就倒在床上，想到对于很多人来说，夜晚还长着呢，欢聚的时间刚刚开始……那天晚上果真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一位长发齐肩、扮相淳朴的女作者说要来和我聊聊，我说不好意思我已经躺下了。过一会儿，她来敲我的门，我以自己重感冒也许会传染她为由没有开门。但在那之后，我好久都没法入睡。我贴服在柔软的枕头上的脑海里漂浮着各种各样古怪的念头，其中一个古怪的问题是：如果上门拜访的是她，我会不会让她进来？答案是“会”。那么，这算不算一种受虐心理呢？我拒绝了一个主动来找我的女人，却想象着一个连房间号都不愿告诉我、在内心里把我当成龌龊男人来提防的女人……而这不着边际的想象像是给她涂上了很多鲜明的色彩，使她变得别有意味。第二天早上，当我在自助餐厅里看到她的时候，竟然觉得她其实挺漂亮。她和别人坐在一起，我走过去感谢了她。“吃了你的药，像是完全好了。”我说。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看起来也很高兴。

那天下午，有一场诗歌研讨会，讨论三个本地诗人的作品。我以为她会去，却没有看见她。她好歹算半个本地诗人，她住的城市和举办活动的城市属于同一个省。因此，在我们手头的本省诗人作品选里，也有她的三组诗，我特地翻到那一页读了读。没有特别的才气，但还算细致、清新。晚餐时仍然没看见她，我就给她发了一封短信询问，然后得知她已经走了。“我不太舒服，好像也感冒了，所以提前走了。”这是她给我的回复。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并没有联系。让我再度想起她的是个偶然事件，那天我和一位朋友喝茶时看到一位和她有点儿像的服务员。几天后，我又去了那家茶馆，我目标明确——去看那个和她相像的服务员。这种从一个陌生人身上辨认出她的游戏给了我微妙的、非同寻常的快乐。我不知道别人是否也有过类似经历，就是当你看到和某个认识的人相似的陌生人之后，一种介于真实和虚幻之间的感觉会令你心里对认识的那个人生发出特殊的感觉，或者，你本已存在的一股感情像被这奇遇拔掉了塞子。

3

也许每个女人都像是一个矛盾结合体。譬如，有时候她像个考虑周到、比我自己更精心地保护我声誉的人，连我们一起在电梯里，她也警告我不许碰她的手或是显出任何亲近的样子;但另一刻，她会因为我对这类事情的担心而发脾气，连我有时只是出于懒惰而想和她在小屋里消磨时间，也会被她理解成自私的、对自己声誉的担心。有时候，她希望我不要来得那么频繁，以免被我妻子怀疑，劝我不要每天都在网上消磨太多时间和她聊天，免得影响我的工作。而如果我的确像她嘱咐的那样做了，我就难免不被她冷嘲热讽或是干脆冷漠地晾上几天。至于性，她给了我从未享受过的快乐，而这一方面正是因为她自己能够充分领略性的快乐并把这特殊的感受力巧妙地传递给对方，但有时她又会突然忧从中来，声称这关系不是她理想中的恋爱，带有过多的、低级的肉欲色彩……但矛盾在她身上并没有像在其他女诗人那里有个激烈、分裂般的外现，它更像是一股隐藏在平静中的潜流。

她不精于世故，我初见她时的判断没错。在我和她相处的半年多的时间里，她从未对我提过什么要求。我也尽量不去谈这些，仿佛谈这些过于实际的东西是在感情里掺入杂质。只有一次，我说起某个作家班，说如果她想去我可以推荐她去。但她一口回绝了，说她并不觉得多有用，要是仅仅为了一个虚荣的名头，也没必要去浪费时间。我们也曾谈及到她的诗，她说明白自己是个没太大天分的人，只是为了兴趣偶尔写几首，叫我不要为她的东西操心。她对自己才华的看法和我一致，其实我一直想找个比较好的方式告诉她没有必要在这上面花费太多功夫。但另一方面，她的诗虽然是那种较为平庸的好，一些比她更平庸的诗人却能爬到比她高得多的位置，所以为什么我不能帮她呢？我心里明白，无论她提出任何要求，我都会接受。可她那种散淡态度却显得我像个拿着肮脏筹码诱惑她的人，令我不好意思提起这些东西。

在我們相处的时光里，并非没有争吵、冷战，只是，这些东西总是恰好成了感情的调料。在别人看来，在对方未提出要求时充分享受这种自由关系也许是明智之举，可最后忍不住要打破这种“和谐”的恰恰是我。也许当我越来越看重她，我也就越来越意识到在她不要求的情况下假装不知道她的顾虑是种龌龊的自私自利。而我每周或每两周必然的“出差”也已经引起妻子的怀疑，这从我每次返家时她的脸色都能看得出，但这聪明、温柔的女人选择不问。我想，她是在等我开口，或者等我悔改。我当然宁愿她先问我，宁愿在她的逼问、谴责下被迫做个了断。对一个从未辜负过我的好女人说出背弃的话，这比承受任何谴责都困难得多。我也知道除非我把自己逼到一个没有退路的死角里，否则对妻子坦白这件事似乎总可以无限期拖延下去。

有一天，我主动对她说我回家后就和妻子谈这件事。她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问：“你怎么说呢？”我假装轻松地说：“就实话实说，说我爱上别人了。”她看起来心情激动，但也充满忧虑，一再问我想好了没有，现在会不会是个好时机。我安慰她说，我准备好了承担一切后果，我会和我妻子好好谈，相信像她那么聪慧的女人是不会硬要留住我的……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她的双手放在我的膝盖上，眼睛定定地看着我。“不管是什么结果，马上告诉我。”她叮嘱我。我说我可能两天后就回来了，我要亲自告诉她那个结果。后来，我们站在她住的小区大门外那棵梧桐树下等出租车。她没怎么说话，眼睛专注地望着驶过来的车，像以往有点儿紧张时那样习惯性地抿紧嘴唇。我当时极力不去想我即将要做的那件沉重的事，而是想到更远的地方，譬如今后的生活，譬如是她去我所在的那个城市，还是我来到她所在的这个城市……或者干脆只关注眼前让人愉快的一些细节：她穿着一件白衬衫和一条宽大的藏青色布裙，斑斑点点的树荫和阳光在她身上浮动;她不说话时似乎有种沉静的美，但只有我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她其实什么都说，说起话来没完没了，词语像珠子一颗接一颗地迸跳、滚落，连缀成一条无始无终、闪着虚幻之光的线……以后，我很多次想到她那带着疑惑、有些紧张的神情，我发现她的忧虑并非我当初理解的那么简单，那不仅仅是担心我所面临的障碍，更多的是她对结果、对我的不确定。那结果本身也只有两种：不是我们得到一切，就是失去一切。

在我回家的第二天早上，我妻子告诉我她怀孕了。我惊呆了，等我缓过神来，我抑制住内心强烈的震动，尽量温和地问：“你确定吗？”

“当然了，”她带着骄傲的神气说，“我用试纸测过了。”

“怎么没听你说过？要是有了，例假……或者吃饭什么的总得有影响吧？”我还是不敢相信我们一直渴望却迟迟不来的孩子偏偏在这时候来到了。

“我的例假一直不太准，所以刚开始我也没在意。胃口什么的也变化不大，不过，孕期反应有轻有重。我前几天才想到好像两个月没有来例假了，所以我就买了试纸。没想到真的有了！”她欣喜地说。

“你几天前就测过了？”我说。

“是啊，我先保密，想等你出差回来给你一个惊喜。”她说，盯着我，仿佛等着我的惊喜的反应。

“怎么了？你好像不那么惊喜？”她用怪异的眼神审视我。

“没有……当然了……我只是不敢相信。太好了，如果真有了宝宝。”我语无伦次地说，把她搂在怀里。我想，如果不是我妻子编的谎言，就是命运和我开了个恶意的玩笑。两天后，我们从医生那里得到了检测结果，我终于确定它就是命运给我开的玩笑。

因此，我没有像我说的那样两天之后回去。一周、两周以后，我仍然没有回去，因为我没有那个“结果”可以告诉她。我也感觉无法开口对她解释，怎能告诉她我们俩之间关系的终结是因为我即将成为一个幸福的父亲？以前，我曾对她提到过我那不怎么快乐的夫妻生活，提到我妻子对孩子的强烈渴望使我们的性生活最终变成了一种索然无味的工作。我还自嘲地分析过，正因为这样，我们一直没得到孩子，因为我缺乏“活性”。我和她之间曾无话不谈，我会告诉她这种令我感到最挫败、气馁的事，也会向她揭示我最深藏的虚荣心。但现在，我无法对她解释为什么在我们相爱以后，我妻子竟然怀孕了。我开不了口，于是，我选择了沉默、搁置、闪烁其词。而作为一个自尊心过强的女人，她一次也没有问“为什么”。我过后才发觉我的处理方式非常失败，结果是使我在她心目中成了个随便许诺、食言后一味选择回避的无耻之人。只是当我意识到这一点儿时，她已经不给我机会解释了。她再也不接我的电话、不回复我的短信，在我们俩经常聊天的MSN上，她的账号注销了……

我回去找过她。我记得很清楚，就在我陪妻子做了胎儿六个月孕检的那天下午，不知道什么力量又驱使我坐上了那辆K字快车。但我没有找到她，两三个小时里，我一会儿跑到楼上敲门，一会儿在楼道里等待、徘徊，一会儿走到楼下的院子里仰视着她的窗户——窗子里一直是漆黑的。最后，楼下便利店的店主告诉我她已经搬走了。几个月后，我又给她写了邮件，告诉她我女儿出生的消息，提到我曾去找过她。大约一个多月后，她终于给我回信了，祝贺我成了父亲，但说她再也不想见我。那是我最后一次收到她的信。我还能指望得到什么回答呢？我给了她一个希望，而后瞬间让这希望化为乌有，甚至没有一句解释……我知道她不会相信命运给我开的那个玩笑：就在我决定给她希望的同一刻，上天却给了我一个孩子。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留意着那些大大小小的文学杂志上的每个诗歌栏目，但她的名字再也没有出现在上面，似乎她铁了心要从和我相关的世界里完全消失，不留下一点儿踪迹。

4

这件事发生在我三十八九岁那年，现在我快五十岁了，和那时比，确确实实感觉自己在老去，越来越多的人生欢乐在离我而去，越来越少的东西能勾起我的热情。我妻子这几年也露出初老的迹象，但她还是一如既往的温柔贤惠，无私地支持我，以我为骄傲。女儿和我走得比母亲更近，成了我生活里最重要的人。当我到了别的地方，即便是出于习惯，我会惦记家里的事，想赶快结束公务回家。但有时候，我又感觉到我在它之外，家是我的牵挂、责任和休憩地，却没有成为我的“内在”。我的生命和我的家庭，它们亲昵地并行，却永远不可能交融。

至于她，我有段时间想到她时曾有的绝望、痛苦的感觉总算随时间都淡去了。那些曾令我如痴如醉的快乐是模糊得最快的，最后只剩下这么一个信念：我和她在一起时是最快乐、最有默契的。倒是那些当时并不怎么在意的琐细东西，最终却像纤细、轻柔的绒毛一样填满了记忆的边边角角。例如墙上的镜子、电视屏幕里的虹光、植物透明的影子、插在玻璃罐头瓶里的花、宜家白色躺椅上那只绣着浓绿芭蕉叶的靠垫、卧室后窗下一条雨水渗入留下的灰色痕迹，她那奇妙地融合着魅惑和稚气的微笑、放在我膝盖上的手（指甲闪动着贝类的光泽）、发梢向内卷起的柔和弧度，那些赭红色的楼、我们时常散步的一条街的街角总是开到很晚的烟酒店……很多时候，尤其在忙碌奔波、仿佛浮在生活云端的时候，我会觉得正在把过去淡忘，或者说已经把它忘了。但某个瞬间我又像是突然醒转，意识到那些感觉仍然清晰而尖锐。

我们结束参观，走出竖立着粗大的水泥圆柱的博物馆大厅。负责活动的当地官员说后院茶馆里已经准备了好茶，等我们品尝。那家茶馆有里间座位，也有户外茶座——两三棵大树的树荫里散放着几张铁艺小桌。我和她过去来这里时还没有这家茶馆。我在外面拣了张小桌坐下，戴眼镜的姑娘碰巧又和我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另外两个是和我岁数相仿的男人，一位是小说家，一位是诗人。一开始，我们谈茶叶，然后，我们从茶叶扯到茶壶，谈紫砂壶的工艺和市价。他们像是突然注意到那个一直在恭恭敬敬地听我们谈话的姑娘，开始恭维她人漂亮，鼓励她写作，小说家还打趣说让她写了新作邀我写评论，一个美女作家很快就诞生了……其实这姑娘相貌平平，但对于很多我这个年纪的男人来说，年轻本身就足以令人兴奋了。这种对年轻的追捧、痴迷无非是老来颓丧、惶恐的另一个面貌。后来，诗人神秘兮兮地向我求证我的一位女学生的传闻。我这个女学生在文坛有些名气，是半道来读我的研究生的，她早已过了读书的年龄，静不下心，总想走捷径赶快拿到学位，我一点儿也不喜欢她。“我还真不知道她的事。”我对诗人说。“老师对学生关心得不够啊。”诗人调侃地说。小说家说他知道一点儿内幕，于是也不避讳那姑娘的在场，添油加醋地讲起来，诗人听得会意，不时爆发出一阵爽朗笑声。我想，如果他们知道了我和她的事，也会这样去谈论、去笑吧。对自己来说无论多么欢愉或多么折磨的感情，在别人那里无非是一点儿香艳庸俗的谈资。

榆树墨绿色的荫影里开始闪动着一些金色的光线，庭院里总算有了点儿傍晚的凉意。但很快，茶馆厅里的灯熄了，在里面喝茶的人都走出来，到了院子里。博物馆下班了，茶馆自然也要关门。我们一起走去博物馆的后门，载我们来的那辆白色的大巴车就等在外面。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这样我就可以像当年的她一样，假装看着外面的风景，有足够的理由不说话。

老城区的街景当然有不少变化，但也还是那个有些杂乱、残破却充满生活气息的城市：车辆拥堵的街道，在车流的罅隙中曲折前行、与车辆擦身而过的勇猛的电车骑士，罗列着一排排森严的防盗铁窗、张挂着丑陋的空调窗机的一格格灰褐色住宅楼，楼下鳞次栉比的小店……我想到，一個人在故地重游时内心那一波波的涟漪、他被一个细微事物突然牵动而产生的痛楚、那种面对苍茫的时间却感到生命空空如也的怀旧和孤独……这一切，对所有别的人别的事物都没有任何影响，都毫无意义。而当我和她都死去，那段情事在世间再也没有任何痕迹，我们的生命踪迹也会一一被时间抹去，即便我们在亲人心中引发的痛苦、怀念，也会像涟漪一样慢慢荡开、消弥、平复。

载满了作家、诗人、学者的大巴车堵在路上，偶尔向前，又戛然而止，车身随着后坐力重复着一波波轻微的颠簸。车里是一阵高过一阵的笑闹声浪，充满了插科打诨和有着性暗示意味却无伤大雅的玩笑。我假装疲倦，胳膊肘支在车窗边缘，专注地看着外面熟悉而陌生的景象，渐渐觉出一种喜忧参半的意味：在这里掩藏着一个挂着椭圆形镜子的房间，像是荒芜城市里的一小块绿洲、悬空的牢笼里的一个小天堂。车子终于能比较顺滑地往前行驶了，街边的灯纷纷亮着，灯光和暮色交织成一团半灰半蓝的烟雾，街景是压在这片半灰半蓝的毛玻璃下面的不断切换的相片……像一道一闪而过的光，像某个来自深处的音符，充溢着所有的绝望和希望，契诃夫小说里的那句话突然在我心里响起：米修司，你在哪里？

（选自《野草》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