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我的钱

菡萏

这个冬天，雪一直没落下来。最冷的一天，坐在车里，能听到雪粒子敲打顶棚的噼啪声，下车时雪已然化作几滴清水。那时公公还在，爱人隔几天会把我送到他的楼下，爱人去上班，我则留下来照顾他。每次进门，公公都会说：“你来了，休息一下。”走时也会说：“慢走，辛苦你了！”这是他对我说的最多的两句话。

在那，我并无太多事可做，无非搞搞卫生，热热牛奶，清理下大小便，帮他翻翻身，擦擦痰，喂喂水，洗两件衣服，或翻几页书，调几个频道而已。阳光一直很好，如金色的蛛网漫下，如鸽子脊背般光滑柔顺。我爱干净，年轻时，也许会介意一些东西，但随着年岁渐长，想法逐渐温暖。与生命的厚重相比，诸多事很薄，无足轻重，甚至无足挂齿。

公公患的是癌症，从起病到走也就四个月，最终没能熬过这个暖意融融的冬天。六月份我们带他去的洈水，坐了船，走了很长的溶洞，爬了很陡的阶梯，吃了一大碗米饭，啃了一堆沙道观的鸡。我们还以为他能活到一百岁。公公八月份感冒，查出是癌症，自那以后身体每况愈下，每月都在住院，直到白蛋白起不到作用，医院束手无策，才回至家中。公公已93岁，前两年还能骑自行车，身体向来不错。他不想死，十月份轮到我和爱人照顾，尚能坚持吃饭，每天踢里踏拉从客厅到卧室往返几百步，常自言自语：“这次真的过不去了吗？”直到病情日重，人如枯柴，我们慢慢透露给他听，说他已满肚子癌细胞，无药可治，只能最大限度减少痛苦，唯有坚强面对，坦然走完最后一程。他才平静下来，并异常从容，说：“不怕的，是顺头路了。”

住院时，若我和爱人齐至，公公会非常高兴。说：“都来了，坐！喜欢吃什么自己拿，屉子里有烟。”爱人说：“爹，我有。”公公道：“你有是你的，把你辛苦了。嫌差，到店子里拿几包好的，我放的有钱。”每每这时，爱人就会把脸别到一边，回至车里，独自垂泪。公公也会对我说：“回去对你的爸妈讲，谢谢他们来看我，出院我接他们吃饭。”实际那时他已缠绵病榻多日，翻身都困难，饮食靠人喂，不可能再起来，只是头脑清晰，表达完整。仙逝的前几天，我的朋友去看他，喊他谭伯，他尚能从容应对。临近中午，他在卧室对客厅的我嘱咐，替他好生照看，弄饭去吃。

最后几天，公公日渐枯萎，看着看着就不行了，进入婴儿状态，靠一点点牛奶维持生命。照顾的人整夜不能休息，一会水，一会痰，一会尿不湿。他一会靠着，一会躺下，喘气都费力。家里几姊妹征询他的意见，商量后事。他说一切从简，就到殡仪馆办，子女们都辛苦了，得留点财产。到了吃饭时间，他说：“研究完了吧？完了都去馆子里吃饭，花我的钱，吃饱吃好，抽烟的每人派包烟。”这是他对我们说的最后一句话，也是遗言，他对他的儿女们要说的只是“吃饱吃好”，这也是他一生的愿望。多大，我们都是他的孩子。

第二天电话铃响起时，我本能地去抓椅背上的衣服。那天是小姑姐值班，还有几个小时就轮到我们。他没有等，小姑姐有福，送了他最后一程。挂掉手机，我和爱人没有洗脸，拿着外套就往楼下奔。外面漆黑一片，凌晨五点的马路鲜有车辆，只有爱人的车寂静地行驶着。我坐在旁边，看着他平静地握着方向盘，一直没作声。我不知道他此刻的心情，20多年前，他的母亲走了，现在他的父亲也走了，从此以后，他无爹无妈，成了大人，风雨冷暖再无太多人过问。

我们到时，室内通明，异常安静，再也没有公公的呻吟声。小姑姐已给公公擦洗干净，穿戴整齐，手还是热的。公公静静地躺在那，熟睡一般，偌大的床铺，他轻得如同一根羽毛。从此，他山河斩断，生命之水不再流淌，也不再痛苦，更不用再吵着开空调、加被子、塞暖宝之类。我想起他活着时的情景，不免悲从心起，泪如雨下，呜咽出声。倒是小姑姐平静地劝我：“不哭不哭，爹走得很安详，我们都尽了心，他老人家享福去了。”

夫家是个大家族，几十口人，重孙女业已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怕吵扰邻居，皆不曾来，全在殡仪馆等候。家里只有小姑姐、爱人和我。爱人到小区门口等殡葬车时，公公穿着宝蓝色唐装安静地躺在那。我在他身边，把家具重新擦了一遍，地拖了一道，厨房至卫生间角角落落也都收了下。公公是爱人、小姑姐和工作人员一起装袋抬下楼的，那一刻，满目苍凉，备感凄楚。我无法体会他们的心情，也无法感知他们强大的内心，从此养育他们几十载，陪着他们经历无数风雨的父亲，停止了一切肉体和思想的活动，与之阴阳两隔。以后，他们将痛失父爱，孤单前行，这是不得不接受的残酷现实。我是最后一个离开房间的，走之前检查了打火灶，熄灭了所有的灯，望了一眼整洁的家，才带上房门。我知道这个家我们很难再回。楼道里很静，小区尚没醒来，公公的离开没打扰任何一个人。

公公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已退休30余年，靠着微薄的薪水度日。在这个大车子进、小车子出的世界上，没有多少人会记得他。他独自生活了近20年，最后几年才在儿女家轮流转。平日里，他的扣子常常系错，只顾忙自己的。他在近郊开了块荒，一把韭菜、半把稻草，并不精于农事，却乐此不疲。子女们抱怨过，阻拦过，他依旧我行我素，泥水、土粒难免带至家中，大家多有不耐烦的，这里也包括我。八月份时，他还从中山路搭车去看他的田，遇到暴雨，在雨里行走近一个小时，也为这次疾病的爆发埋下了祸根。

公公节俭，退休金并不多，他一生几乎没有花过子女的钱，五次住院均自己出费用，其中包括前几年最大的一次直肠癌手术，个人部分两万多元，也是自己拿的。每年春节他会取出几千元钱，挨个发压岁钱;孙男娣女有事，他皆有心意，并到处赶人情。有客自远方来，他总是叮嘱，找个好点的酒店，订上两桌。逢年过节，公公也常接我们吃饭。临终前几日，他还交代爱人，湖南来客，切不可怠慢，要招待好，不能亏了礼数。但他对自己异常吝啬，多年不买一双袜子、一条短裤，幾乎零消费。装老衣服买回时，他躺在床上问：“又买了啥？”我们回说是衣服。他说：“再也穿不到了，那还有一柜子呢，好多没上身，穿自个的就好了。”

起灵时，我在混乱的人群里，一眼瞥见台阶下我的母亲已哭成泪人，戴着鸭舌帽的父亲站在旁边劝慰着。头一天他们来时，烧过香，母亲就在门口边落泪边对我说：“人的一辈子这不就完了吗！留下这么一大帮没爹没妈的孩子！”那时母亲一定想到了自己。

父母的摇篮再小，却可盛满儿女的万里河山，随时等着漂泊无依的脚步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