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璐凡
1920年,著名演奏家、作曲家费鲁齐奥·布索尼(Ferruccio Busoni,1866—1924)结束了一战期间的流亡生涯,赴柏林履新。他接受了魏玛共和国文化部的任命,担任普鲁士艺术学院作曲大师班的教职。布索尼授课新居的客厅因壁龛位置的数尊佛像而被学生称为“千佛”琴房(见图1)。一位拜访者这样回忆道:“我们见到了由学院派‘线条’组成的愉悦场面。人群中,一位学生比其他人更为投入,他屈膝蹲伏在大师脚边的一张矮凳上。大师位于钢琴演奏者的身后,占据显著的位置,他坐着与演奏者和我们进行交流。钢琴谱架上,一尊巨大的金佛,嘴边挂着善意与神秘的微笑,俯视着人群。”②Edward Dent:“The School of Athens”, in Tamara Levitz: Teaching New Classicality: Busoni’s Master Class in Composition,1921-1924, Ph.D.Diss.,The University of Rochester,Eastman School of Music,p.138.佛像取代贝多芬和巴赫被“供奉”在布索尼琴房中最神圣的位置。对访客来说,作曲家超然的智者形象投射于佛像之上,西方艺术精英披上了东方神秘主义的面纱。这间弥漫东方神秘氛围的琴房见证了战后年轻一代作曲家库特·魏尔(Kurt Weill)、恩斯特·科热内克(Ernst Krenek)等人的成长。

图1 布索尼的“千佛”琴房①图片已获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授权。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 - 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 Musikabteilung mit Mendels⁃sohn-Archiv,Mus.Nachl.F.Busoni.P II,31.https://digital.staatsbibliothekberlin.de/werkansicht?PPN=PPN86188115X.
置身于布索尼的千佛琴房,我们感知到二十世纪初东西方艺术的交融。音乐史一再重复着这样的叙事:二十世纪初,东方艺术与西方艺术家的技法革新愿景交织在一起,成为接下来整个世纪音乐创新的重要驱动力。③洛克将这种从非西方音乐中大量吸纳音乐材料进行创作的模式称为“潜在异国情调”(submerged exoticism)。此模式区别于十九世纪流行的“显在异国情调”(overt exoticism)——非西方音乐材料只是作为点缀性、装饰性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