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才龙,魏建国
(1. 武汉理工大学 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430070;2.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财贸研究所, 湖北 武汉 430077)
近些年来,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快速扩张已成为区域性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隐患,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从2015 年开始,中央政府提出了“开前门、堵后门”的债务风险防范原则,允许地方政府利用三年左右的过渡期发行债券来置换原有存量18 万亿元债务。在此背景下,各地政府加快进行债务置换,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中的银行贷款、融资平台债券、信托贷款和其他非标融资等成分债务逐渐减少。到2018 年底,地方政府债券置换规模已达18 万亿元,除少量表内非债券部分债务外,基本完成了债务置换任务。
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旨在推动债务发行规范化和透明化,去除债务的隐蔽性,有利于风险防范,但债务置换并未减少存量债务规模,实质上是将存量债务风险显性化。在土地财政的有力支持和预算软约束下,地方政府普遍扩大债务规模,从而增加了债务规模总量(华夏等,2020)。[1]这样可能会与地方政府财政承债能力和经济发展状况不匹配,产生违约风险,并容易通过空间溢出机制向各地区、各级政府部门隐性传染、扩散和蔓延,从而酿成系统性金融风险(Oet 等,2013;伏润民等,2017)。[2-3]为此,准确评估地方债券风险的关联性、区域传染能力及动态演变趋势,有助于提高监管当局风险监管能力,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本文试图要解决的问题是:分析债务置换期内地方政府债券风险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特征、相互传染溢出机制以及收敛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