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通道业务的私法构造及其规制逻辑

杨秋宇

（北京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871）

一段时间来，通道业务占据中国信托公司业务总量的半壁江山①来自中国信托业协会的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四季度末，中国信托资产的58.36%由事务管理类（通道型）信托业务构成。[1]。近年来，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已出台了多份规范性文件，以规制体量庞大的信托通道业务。尽管信托公司通道业务的规模受监管重压在2018年初有所下降，但《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资管新规》）出台后，银保监会却又以发布过渡期指导意见和窗口指导的方式，令部分信托公司的通道业务重启生机。此外，近年来由信托公司通道业务引发的司法争议也常令各方难得其要。

信托通道业务是信托制度在商事（金融）领域的具体应用，其自益型的交易结构异于他益型的传统民事信托，故需要深入考察其背后的信托法理论。从金融监管法层面对信托通道业务进行分析，应结合其融资工具和影子银行特征展开。最高人民法院处理的首例信托通道合同纠纷与银保监会发布的监管措施，对《资管新规》第29条“新老划断”规则的解读形成了错位。其背后展现的司法权和金融监管权张力关系，也亟需理论上的解释。

一、信托通道业务的法律构造

（一）信托通道业务的基本构造

“通道”一词最早出现在原银监会2010年发布的《关于规范银信理财合作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中，但并未被明确定义。2014年，《信托公司风险监管的指导意见》将“通道”表述为“事务管理类信托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