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与中国文化

2021-05-11 05:39吴新苗
中华瑰宝 2021年5期
关键词:剧目京剧艺术

京剧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它不像昆曲那样主要流行于古代上层社会,也不像其他很多地方戏那样专属于某个地区、某个阶层,它是中国受众地域和群体都最为广大的一种艺术。这种雅俗共赏的品性,是与其形成、发展过程分不开的。京剧最早是来自民间的花部声腔,在涵纳了众多声腔的徽班中孕育而成,又在京城这样五方杂处之地生根发芽,在都市商业性茶园剧场中发展,还曾供奉于皇宫内苑、王侯府邸,因此草根的底子、都市的气息、皇家的气象无所不包、无所不有,在岁月中经受淘洗、淬炼,成为中华民族的“国剧”。

成千上万的京剧剧目,以特有的艺术形式讲述了中华民族的故事,从盘古开天一直到正在展开着的当下生活。其中,绝大多数剧目是历史剧。无论是写纵横捭阖的政治斗争,还是写金戈铁马的沙场拼杀,或者是写忠臣义士的家国情怀,都宣扬了儒家仁政、民本思想、尚义的精神以及君子的德行。还有大量的家庭伦理剧,如《三娘教子》《清风亭》《彩楼配》等这些耳熟能详的剧目,宣扬孝道和节义,同样是儒家文化最为根本的价值观念。

京剧继承了古典戏曲高台教化的职能,传播了忠孝节义等儒家伦理文化。与此同时,京剧也表现出鲜明的民间文化特色,成为建构民间文化小传统的重要资源。在有关三国历史题材的剧目中,刘备及其蜀汉政权都是被赞美和揄扬的,因为他们是“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的践行者,其他政权及其主要人物大都被脸谱化,受到不同程度的讽刺和批判。但也有例外,比如《取成都》这个剧目,就直率地揭露和讽刺了刘备、诸葛亮等人的狡诈和虚伪,对失败的一方刘璋则表达了同情,还不乏赞美之词。伍子胥故事写复仇精神,《打渔杀家》写反抗精神,《四郎探母》歌颂超越政治的人伦亲情,同样表现出质朴的民间文化特征。这些例子,足以说明京剧融合雅与俗、精英与民间的包容性,因此有着巨大的文化价值和教育意义。

在艺术形态上,京剧也是发展得比较充分的一种戏曲艺术,其表演、服饰、化装、舞美诸方面都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舞台崇尚简约空灵,常常一桌二椅加上一些简单的切末,就构成了变化无穷的表演空间。这个舞台艺术空间的具体呈现,主要借助演员的表演,一个圆场,一句台词,空间就得到了转换;用手一指,可以立即呈现出皓月当空或春光明媚的场景……这种极为自由灵动的时空转换,以及“形神兼备”的表现手法,与中国绘画等传统艺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京剧接受了“中和”等中国传统美学的影响,在剧情发展上冷热调剂、文武搭配、悲喜交融。文戏太多容易让人疲乏,就来一两场热闹的武戏调剂一下。即使是一部悲剧,也大多有令人欣慰的结尾,中间也不乏引人发笑的插科打诨。一部喜剧,其中也总有一些好人遭难、坏人暂时得逞的悲剧情节。

“对称”也是京剧表演艺术所遵循的美学原则之一,舞台上人物的站位,两个人物表演时的互动关系,一个人表演时左右上下之间,都构成了一种对称关系,给人赏心悦目之感。加上炫彩夺目的服装,色彩分明的脸谱,伴随着锣鼓的铿锵节奏摆出的各种有着雕塑感的造型(亮相),京剧艺术的形式之美、感官之美,就在简约空灵的舞台上绽放出来,既古朴庄重、周正典雅,又不失活泼明艳。

京剧艺术形成发展于波澜壮阔、复杂多变的近代社会。它有着古典艺术精神,同时也表现了新的时代风貌,它所承载、所表现的文化内涵,不仅是古代社会的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的融合,还是古代文化与近代文化的交织。甲午海战之后,维新改良思潮兴起,正在发展着的京剧艺术也“咸与维新”。戊戌变法时期,据传京剧、河北梆子演员田际云曾经替维新派人士传递消息。这透露出一个很重要的消息,随着维新思潮的兴起,艺人地位的提高,很多京剧演员开始关心国家大事,追求人格尊严,近代以来的京剧演员与传统中完全被人作为玩赏对象的“戏子”截然不同,这成为京剧发展嬗变的重要动因。

田際云所排《惠兴女士传》等作品表现社会现实,宣传维新思想。与此同时,京剧演员汪笑侬编演了《哭祖庙》《党人碑》《瓜种兰因》等宣传爱国主义和革命精神的戏曲,这些作品对当时风起云涌的政治变革起到了重要的宣传作用。《瓜种兰因》这类京剧穿时装表演,这是京剧艺术表现当代生活的勇敢尝试,虽然现在看来还很幼稚,但表明京剧已是一脚跨在古代社会一脚跨入近代社会的剧种,也是近代文化发展的一支生力军,因此决定了其前途有着无限丰富的可能性。

梅兰芳延续晚清京剧的变革路径,在京剧表现现代生活、京剧新编古装戏发展这两个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与引领作用。尽管他自己认为《一缕麻》《邓霞姑》这些“时装戏”实验,没有很好解决内容与形式的冲突问题,但这种尝试还是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些都是京剧艺人以艺术投入社会变革大洪流中的重要举措,也为京剧表现现代生活积累了一些经验。梅兰芳的新编古装戏获得了极大成功,首先是丰富了京剧旦行的人物类型,也丰富了京剧艺术的各种技术手段,最为关键的是极大地丰富了京剧艺术之美,这种“美”是民国建立以后,一种新时代、新生活的“美”。继梅兰芳之后,很多京剧艺人加入到新编古装戏、不断丰富京剧艺术之“美”的队伍中来。

需要指出的是,他们的新编剧目,不仅是新时代“美”的体现,也是新时代新思想的体现,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民国时期盛行的新编戏或多或少都带有新文化的特色。在抗日救亡思潮中,梅兰芳有宣扬民族精神的《抗金兵》,程砚秋有反映他提倡的“非战”的和平主义的《春闺梦》,周信芳编演的《徽钦二帝》同样是表达抗日救亡主题。

不仅大都市的名伶在编演反映时代精神的京剧,还有欧阳予倩、田汉等戏剧工作者积极改造和发展京剧,使其适应时代的需求,同时还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平剧研究院所从事的京剧改革。京剧因应时代的要求所发生的变革,使得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构成部分。这也包括京剧在新文化视野下,对世界其他艺术形式的吸纳和借鉴,不断丰富和完善了自身的表现技巧,比如对话剧艺术的借鉴,对西洋歌舞艺术的吸纳,以及声光电等新的科学技术的利用。

京剧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是动态的,是未完成时的,其扎根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又沐浴着近代、当代社会的阳光雨露成长。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者和体现者,也是近代维新改良思潮、现代启蒙救亡的新文化运动的承载者和体现者。今天京剧依然随着时代一起前行,必然会有更新的气象。

吴新苗,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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