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艺术史上的煌煌巨著

刘昌文

四川自古以来就是文化大省，古今人才辈出，星光灿烂，绘画、书法、雕塑、建筑、工艺美术等艺术佳作更是汗牛充栋，文坛风生水起，艺界峰峦起伏，万千文人试比高。然而，千百年来四川却没有一部完整的文艺史或艺术人物类的典籍。令人欣喜的是，四川省社科院艺术研究中心主任、艺术史研究专家唐林先生历经八年艰辛编著的史籍经典《四川美术史》（上中下三卷本）已由巴蜀书社正式出版发行，弥补了四川美术界的一大遗憾，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赞誉。

一、煌煌巨著，不负时代

《四川美术史》分上、中、下三卷，长达320万字，可谓一部煌煌巨著。所述艺术史实，上自史前时代，下至清末民初，有的还延伸至“文革”前期。内容十分丰富，史料详尽，囊括了绘画、书法、雕塑、建筑、工艺美术五大门类。此书出版后，在四川及全国文艺、史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首都师大美术学院、历史学院教授、国家教育部特聘“长江学者”、哈佛大学艺术学博士宁强发来贺信，认为：唐林先生对四川籍艺术家的研究已经达到最全面深入的境地。中国文联副主席陈振濂和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等不少著名专家倾力推荐并予以了高度评价，中央和省级各大媒体都播发消息或专访报道。

对于《四川美术史》这部艺史著作，其历史地位与价值应予充分肯定。其一，填补历史空白。从古至今，它是四川省第一部美术通史，填补了四川包括巴蜀地区地域美术史的空白，是四川艺术史研究的一部宏大力作。其二，理清歷史脉络。作者以详尽的史料，广博的学识，精炼的笔法，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梳理了巴蜀地区悠久漫长、纷繁复杂的美术发展历史脉络，而且是“体大思精，全面融通（田忠辉语）”，称其为“巴蜀艺史千古第一笔”也不为过。其三，丰富文史宝库。该书在占有庞大史料的基础上，思路精细，详略得当，全方位多视角地展开叙述，既有史实，又有史论，既有艺术大事件，又有艺坛佳话轶闻，更重要的是作者深入考察、挖掘、论证了不少很有独特价值的新史实，校正了美术界史上流传的一些舛误。其四，引领与激励的导向。该书在叙述巴蜀美术发展演变的历程中，以较大篇幅展示了巴蜀籍或外籍入蜀的美术艺术家的成败得失，为历代众多的著名巴蜀艺术家“树碑立传”。这或许是作者秉史家之公心，立时代之风标，引领四川艺术发展大势，激励当今及未来四川艺术家创造更多不负时代的辉煌杰作。

二、严谨审慎，史情相融

阅读史书，并不一定感觉桔燥泛味。一连二十几天，我读完《四川美术史》，颇感愉悦，收获甚多。掩卷之余，认真感受其治史的严谨审慎，洞察其立论的独具匠心，体悟其写作的绝妙技巧，实在令人惊叹与敬佩。可以说，《四川美术史》是一部独具特色的艺术史典，为治史修文提供了良好范例与诸多镜鉴。

（一）融合与比较的巧构

一部地方史如何与国史相衔接，又不失地方史的本来面目，这应是该书写作的一个难点。从《四川美术史》成功编著来看，唐林先生不愧是治史修文的高手，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在纵向和横向的对比过程中提炼出了地方文史中独具理论与实践价值的史实。他始终把巴蜀美术发展的各个阶段都融合在中华美术史的历史长河，精心记录与论证巴蜀美术的发展缘由、美术传承、美术遗存、美术流派、美术风格、美术家、美术佳话轶闻等等，在相互比较中突显巴蜀地区美术发展的个性特色与独特成就以及对中华美术史发展的重大贡献，布局很宏阔，构思亦精巧。在叙述各个历史阶段中华美术发展历程时，重点阐释了巴蜀美术发展的盛衰起伏及其因果关联，显得真切而令人信服。

（二）思想与艺术的高瞻

有一句名言：读史使人明智。但前提是，史书里必须蕴藏着智。编写史书，搜集整理大量史料固然重要。但凡优秀的史学家，必须有自己的思想、观点或立场，并巧妙地贯穿于史书。《四川美术史》不只是巴蜀地区五大门类的艺术史，更是一部集巴蜀地方发展史和地方文化、艺术与贤哲思想史为一体的典籍。政通文兴，文助国盛。作者站在历史与哲学的高度，把巴蜀美术发展历史始终置于巴蜀地区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的演进流变之大背景下，以潜海探寻巴蜀美术盛衰起伏的真谛，总结出巴蜀地区历代美术家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给未来美术发展以重要启迪与警示。这或许不是作者的初衷，但可能是其思想、艺术卓识和高瞻目光所致之果。

（三）叙事与人物的交织

人民创造历史，时势成就英雄。这些精辟论断，在唐林的《四川美术史》各卷中得以较好地体现。作者紧紧抓住以美术重大事件和美术重要人物及其重大成就为主线，逐一展开论述，政与文相谐，事与人交织，轻重有别，详略得体。尤其值得称赞的是，在论事说人的过程中，不仅阐明美术家的身世背景、成长经历与重大成就，而且记载了历代各位美术大家名家对文学艺术的重要思想、观点倾向及其他们对社会、生活、生命的感悟和态度，以期引发芸芸众生对什么是艺术和什么叫生活，并尝试向历史上的伟人看齐的更多思索。

（四）史论与情志的精控

可能有人认为，史与情不相融。其实不然，大凡历代成功的历史著作和历史学家，决不是一般地叙说陈年旧事，堆砌史料，而是具有家国大情怀，在说事论史中情理并茂，展示出史学的巨大张力与活力。司马迁的《史记》之所以千古不朽，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是源于其高深的学识和充沛的情感。《四川美术史》能够获得各方赞赏，也是由于作者在史沦与情志的精准把控。如在论述中国绘画史中最具代表性的十五个画派时，由巴蜀籍画家创立的就有黄筌画派和湖州竹派两个，予以详细介绍，不动声色表达出一种自豪、敬佩与喜悦的情怀。又如在叙说四川美术巅峰时期，“宋代四川，文化昌盛，群星灿烂，故史家称：两宋‘人文之盛，莫盛于蜀，宋代‘蜀学之盛，冠天下而垂无穷……”并引经据典，“根据《画继》所录，从北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到南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的九十四年间，共有219位画家，其中四川知名画家大约有37人，而江南知名画家则大约只有22人。这在四川绘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论及元朝初期和清代某些时段四川美术发展处于低落时，也反映出作者的沉重与焦虑之思，但不直露，亦有节制。这由此可见，从字里行间透露出史家的深情厚意，却又不失公允与分寸。

（五）史实与结论的契合

古人日：“史之为道，撰述欲其简，考证则欲其详。”对于史料，既要“博采”，更要“善择”。在史书编著中，史实是结论的最大支撑。要做到史实与结论的完美契合，就需要治史者具有厚重的史德。唐林先生在此方面无疑也是很成功的。比如他提出“先秦至隋唐时期，四川的美术成就，有的走在世界前列，有的在我国占据领先地位”的观点后，列举出绘画、书法、雕塑、建筑、工艺等方面的大量史实，如秦汉时期独步天下的四川画像砖、画像石，我国年代最早的古隶标本《青川木牍》，中国雕塑史高峰代表作三星堆青铜人面像和立人像，中国发现时代最早、制作最精的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石雕人物像、石雕动物像，还有成都十二桥干栏式结构建筑、成都金沙遗址的宫殿式建筑艺术，誉称“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的金器太阳神鸟，被视为中国文化象征的蜀绣蜀锦等等，以此作为结论的厚重支撑力。又如在反证“清代四川没有宫廷画院画家”的观点时，作者“经过大量考证和查阅史料，发现这是一个错误”。据清廷内务府资料记载，清代“前后在宫廷任职的可知姓名的画家总数约有两百人。其中，四川有两人，一是祖籍为四川、居吴县的李秉德，一是四川绵竹的曹树德。”并详述他们进入宫廷画院的经历、画艺生涯和主要成就，论证平实，史料可靠，使之具有极强的史实可信度。

古为今用。以古鉴今。无论一个国家或一个地方的发展，都离不开文化与艺术的强劲推动力。四川省早已提出“文化强省”的方针和目标，相信《四川美术史》的出版发行，必将发挥其“存史，资治，教化”等多功能的积极作用，并将成为一部盛传不朽的文艺史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