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革命家亦是教育家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许多仁人志士都曾经工作在教育岗位，他们中有伟大领袖毛泽东、革命先驱李大钊、开国元帅徐向前、“延安五老”之一徐特立等。他们注重对学生思想的启发，让学生在学习中认识到自己肩膀上所担负的历史使命。他们的出现，谱写了中国教育史上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

毛泽东：模范的政治课教师

毛泽东青年时期就想当一名教师，抱有教育救国的理想。1921年，毛泽东填写《少年中国学会终身志业调查表》时，在“终身欲从事之事业”栏填写了“教育事业”。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延安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等多所学校上过政治课。毛泽东在“抗大”上课时，每次都是半天时间，中间休息20分钟。他往往利用休息时间找学员拉话，了解学员来延安以前在各地区的情况，同时也征求大家对他讲课的意见，因而毛泽东讲课始终联系抗战和学生的实际，具有时效性。例如：针对当时一些老红军老同志对与国民党“二次合作”的不理解，毛泽东在讲课时形象地用陕北老乡赶毛驴上山，采取“一推二拉三打”的方式举例，说明我党从反蒋逼蒋到联蒋的战略策略过程，使学员顿开茅塞。

毛泽东在讲课时不仅深入浅出，而且语言生动活泼。他在讲课时把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比作一头疯牛冲进中国，我们正面和他对抗暂时抗不过，怎么办？靠持久战、游击战和全民族抗战，有扳牛头的、有拽牛尾巴的、有薅牛毛的、有砍牛蹄子的，最后的结果是这头疯牛必死无疑。

毛泽东上政治课能够受到学生的欢迎，还与他精心备课有关。当毛泽东听学生反映说爱听他讲的哲学课后，幽默地说：“我折本了。我花了四夜三天的时间，才准备好了讲课提纲，讲矛盾统一法则，哪知只半天就讲完了。岂不折本了吗？”为了备好课，毛泽东精心阅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其他哲学书籍，写了几万字的批注。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为了当好一名政治教师，是下了很大功夫的，因此才取得良好的效果。

邓颖超：教师是世界上最崇高的职业

1920年，16歲的邓颖超成为了一名小学教员，在京师国立高等师范附属小学教书。她是这所学校建立以来聘任的第一位女性老师，她给学生上的第一课，就是带着孩子们做早操。

京师国立高等师范附属小学从1912年建校到1919年间，聘请的全部是男教员，教学形式有些古板。为了提高教学兴趣，改进教学方法，附小主任郑朝熙决定到天津女子师范学校聘请一位女教员。

在天津，女子师范的校长拿出毕业生的成绩单让他挑选，郑朝熙仔细观看以后，指着一个人的名字说：“就请这个去过北京的学生代表吧。”他所说的北京代表，正是1919年参加过五四运动，到北京请愿的学生代表邓颖超。

邓颖超在女子师范受过严格的训练，她的早操体型规范，口令准确无误，很快就受到了学生们的尊重。她多才多艺，对学生全面施教，音乐、图画、手工、游戏等都十分出色。

从1920年到1925年，邓颖超把最美的青春献给了小学教育事业，她认为世界上最崇高的职业就是教师。

彭湃：烧田契的“农民运动大王”

彭湃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被毛泽东称为“农民运动大王”。

最初，彭湃认为改造农民要从教育入手，为此他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社”“劳动者同情会”来宣传社会主义思想。1921年，他担任海丰县教育局长，在农村成立学校并创办两所女子学校，通过教育社会主义思潮在农村得到广泛传播，一批知识青年十分活跃，可是这一现状引起了当局者的恐慌，他们撤去彭湃的教育局长职务。

教育改造的失败使彭湃认识到，要想改造农民唤醒农民，得去农村做实际运动。为了和农民打成一片，他穿起朴素的粗布衣裳，戴上竹笠，脚着草鞋，甚至光着脚板，到田里与农民一起劳动，与农民吃一样的饭，用通俗的语言和农民交谈。彭湃彻底把自己当作农民中的一分子。

彭湃的地主阶级家庭也是其进行农民运动的阻力之一。为表明革命的决心，他当众烧掉自家的田契，让农民取信于他。

徐特立：教师不仅是一个光荣的岗位

“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是我国杰出的教育家。他说：“教师工作不仅是一个光荣的岗位，而且是一种崇高而愉快的事业。它对国家人才的培养，文化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后一代的成长，起着重大的作用。”

青年徐特立就读于长沙师范学校，在校时成绩优秀，毕业后留在学校任教。青年时期的他，因为愤恨满清政府对外屈辱妥协，在学校发表了激昂的演讲，讲到愤恨之处他“抽刀断指”用自己的鲜血写下抗议书。

徐特立看书有个特点，他有一句话：“不动笔墨不看书。”凡是徐特立看过的书，书的空白之处，都被他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批注。而他的学生毛泽东与老师徐特立的读书方法如出一辙，眉角、插页被批注填满。徐特立曾经说：“读书人不一定有知识，真正的常识是懂得知识，会思想，能工作。”书上那些密密麻麻的批注，正是徐特立结合自身实际对生活的理解和思考。

董必武：数九寒天，典当皮袍办学

武汉中学（原名私立武汉中学）是董必武等人于1920年创办的一所独具特色的学校。为凑足办学经费，数九寒天，董必武典当了身上的皮袍，换来20元钱。私立武汉中学第一期招生两个班，共100多人。

董必武既管校务又教书。他讲授国文，一扫陈旧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他倡导学生使用白话文，使用现代标点符号。他鼓励学生订阅进步刊物《新青年》《觉悟》等，并指导和支持学生办校刊《武汉中学周刊》，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不仅组织学生到附近纱厂创办工人识字班和平民夜校，而且还组织学生到农村搞调查。这些活动，有力地推动了工农群众反压迫反剥削的革命斗争。

1935 年，董必武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当时条件十分艰苦，党校校长和教务处主任等几个人在一个屋子办公。作为校长，是可以有自己的一张桌子，可以自己睡一张床铺的，但董必武坚持和教务处长共用一个桌子、一条长板凳办公，合用一张硬板床睡觉，和学员吃一样的伙食。他处处以身作则，给党校学员树立了好榜样。

李大钊：认识自己担负的责任

1918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历史系教授，深受青年学生的尊敬和爱戴。

李大钊的历史课生动详实，紧扣时政主题，他的“新思想”深深地吸引着青年学子们的心，学生们大多是慕名而来。他告诉学生要认清危难中的中华民族，教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他曾经对青年学子说：“这关键在于要充分认识自己担负着再造国家和民族的责任。”

李大钊多次教导青年学子们，不要总呆在校园课堂，要走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要到农村去实践“耕读做人”，要到工人中去开展平民教育，这些先进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青年毛泽东。

徐向前：

让学生担负救国重任

在新中国的“十大元帅”中，徐向前元帅战功赫赫，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曾是一名教师。

他的教学理念与其他老师不同，那就是让学生们从小就能理解，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成为有用的人才，才能担负起救国救民之重任。他常在课堂上给孩子们讲鸦片战争、南京条约、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这些先进的理念引导学生们认识到当前的社会，明白中华民族的真实处境。他的教学引起了学校领导的不满，终结了他的教学历程。

（本版稿件摘自《人民日报》《党史纵横》《中国教师报》等）